棋与人生

加里·卡斯帕罗夫

简介

国际象棋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智慧的体育运动”，而卡斯帕罗夫在这个领域里称霸了二十余年，在无数次对弈过程中，他洞悉了国际象棋中蕴藏的奥秘，并将其发散开来，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相结合，从棋盘上参悟出了人生的哲学。

通过棋局内外一个个扣人心弦并富有启示的故事，卡斯帕罗夫将读者引入到一个战略性思维的世界中，告诉人们如何面对严峻的挑战并安然过关。他总结出一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维方式，无论在下棋还是在生活中，这些思路都能让你豁然开朗。

卡斯帕罗夫的成功得益于他令人羡慕的天赋、得益于激励他长年艰苦奋斗的强烈的进取心、更得益于他对自身和对手的正确分析和清醒认识。而以上所有的这些，都来源于他对棋道和人生的感悟——这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作者简介

加利.基莫维奇.卡斯帕罗夫是第十三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63年4月13日出生于巴库。毕业于外语学院英语系。1976年及1977年获得苏联18岁以下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1980年获得20岁以下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1981年及1988获得苏联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2004年获得俄罗斯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

六届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拥有世界冠军称号时间为15年之久(1985-2000年)。

八次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冠军。

十一次获得国际象棋奥斯卡奖。

25年的国际象棋职业生涯中参加了86次高级别的联赛，其中70次获胜。

20年期间内占据国际棋联积分榜第一名位置。在1999年超级联赛中的一系列胜利使其积分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魔幻般的2851分!

唯一的一位与9个国家(瑞士、法国、德国、以色列等)的联队举行了11次限时车轮大战并全部获胜的棋手。

第一位与世界上最强的国际电脑比赛的棋手。

1999年在由微软公司组织的“卡斯帕罗夫与全世界棋手”的网络对抗赛中获胜。

第一本书《时间的考验》在其20岁时写成。共出版15部国际象棋著作。著有散文体自传. 变革之子.(1987年), .无限制的角斗.(1989年)。著有系列巨著《我的伟大的棋坛前辈》(2003-2006年，5卷，8种语言)、《现代国际象棋》(2007-2011年，6卷、8种语言)。

新书在19个国家出版。

卡斯帕罗夫2005年结束其国际象棋职业生涯，创立并领导着政治团体“统一国民战线”。

1991年开始成为Wall Street Journal世界政治专栏的特约拟稿人。

经常向各国实业界及学术界的人物发表演说。

积极宣传国际象棋，促进国际象棋在学校作为教学和智力发展手段的应用。

前言 成功的秘密

我很小就开始下棋。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已经在苏联－这个人人痴迷于国际象棋的国度，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我很小就已经习惯于抛头露面，习惯于被记者包围。早年时记者们除了偶尔会问到我的兴趣爱好之类的问题外，大多数是对我的国际象棋职业比赛感兴趣。1985年秋，年仅22岁的我成为国际象棋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从此记者们向我提的问题一下子全变了。人们不再只关心我下过多少局棋，他们还想知道我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我是如何适应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的？我在分析局面时能计算几步棋？对局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是否有照相机一样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赛前吃什么？睡前作什么？一句话，我成功的秘诀何在？

很快我就明白了，我的回答不会让大家欣喜若狂，而只会让大家倍感失望。是妈妈教会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我在对局时能计算几步棋要取决于具体的局面情况。对局时我不断想到的是赛前所作的对局设想，并且尽是计算变着。我记忆力很好，但并非过目不忘。赛前我通常要饱饱地吃上一顿正餐－在那遥远的年代，我最喜欢吃的是红菜汤和岛码菜丸（俄罗斯人作汤时会放许多蔬菜和肉，汤比较稠，所以俄罗斯说“吃汤”；岛码菜丸是前苏联少数民族特有的菜肴，是用蔬菜和葡萄叶子包住米饭和羊肉等各种馅做成的食品。译者注），后来最喜欢吃的是牛排。临睡前我作和大家同样的事－刷牙。一句话，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没有什么两样。

然而人们却总是希望能从世界冠军、杰出学者或著名作家那里获得某些珍贵的建议，获得那些能使人最终功成名就的万用妙方。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的万用妙方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都是DNA分子千百万次转化的结果，最后变成一个有思想的人，有的还成了本书的读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决策的方法。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这个适合于具体个人的决策方法，评价其效率，对其进行完善及有效利用。

本书讲述了我的决策流程是如何定型的，青年时我对决策流程抱有什么观念，而现在，在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后，我又是如何理解这些东西的。您会在本书中读到许多人的故事，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各种影响：从我的第一位棋坛偶像－谜一样让人不可捉摸的亚历山大.阿廖辛到英国政坛的中流砥柱温斯顿.邱吉尔。顺便提一下，邱吉尔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还时时翻阅。

我希望，本书中的某些案例能帮助您洞察自己决断事物的方式方法，并将其发展得尽善尽美。同时还需要您最大限度得诚实地评价自己的才能、性格以及发挥创造潜能的素质。本书中没有给您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也没有向您灌输老生常谈、庸俗不堪的陈词滥调。这是一本有关自我剖析和人生体验的书，是一本讲述如何才能使自己做事有的放矢，如何给自己设定目标，又如何做出正确决定的书。很早以前，当我意识到，对大家提出的诸如“您脑子里在想什么？”之类问题，与其去寻找一些机智幽默的答案，倒不如试着认真的自我剖析更有意义，就有意写作这本书。

我的兴趣爱好从未被局限于国际象棋的六十四个格子内。我不管作什么事，都努力想搞清，为什么有时能取得光彩照人的成功，为什么有时又被迫接受令人懊恼的败局。关于这些问题我在参加比赛时思考的尤其多。大赛上遭遇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都有自己努力捍卫的国际象棋理论，同时你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具体的国际象棋战略—所有这些理论和战略都是为了战胜你。年复一年，我越来越急迫地想把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所得落诸笔端。然而作为一个职业棋手，又要无时不刻地受制于近乎严酷的日程安排—旅途、大赛、集中训练等等，根本找不出时间从哲学层面进行严肃的自我剖析(这不同于国际象棋的局面分析)。直到2005年，我从职业棋手生涯引退后，终于可以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漫漫长路，去思考和总结，去和读者分享我的人生所得。

我所作的演讲对本书写作也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2004年爱德华.艾拉疆帮我整理了新一轮演讲的主要概念，他的一些想法也在演讲材料中得以体现。现在的名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种盛大的商业发布会、专业的研讨会、座谈会上进行演讲，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的各种创造性求索、战略目光等等。我在写作本书时使用了演讲时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我希望本书能照顾到最广大受众对国际象棋本身和对本书中各位出场人物的兴趣。我尽量将自已的人生经验重点放在那些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上，特别是那些想为自己树立远大目标，期望宏图大展的那些人所关心的问题上。

您的天分地图

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是在六岁那年得到的。早上醒来，我发现床边有一个硕大的地球仪。我甚至揉了半天眼睛以后还是不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地球仪。我当时正对地理着迷，平时喜欢在地图上查来查去，而最喜欢的还是听探险故事—马可波罗、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故事。我之所以对地理感兴趣有赖于父亲给我朗读的斯蒂.茨威格作品《麦哲伦航海纪》一书。收到这件心爱的生日礼物以后，我和父亲的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研究那些伟大的航海家们走过的航海路线。

我很快就知道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首都的名字，了解了这些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其他许多有趣的知识。对我来说，航海家们的真实经历远比童话传说更令我着魔。尽管父亲当年并没有向我强调，那些航海史上的开路先锋们承受了多么可怕的痛苦和艰辛，但我依然明白：要完成这样的航海壮举，需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这些事迹激发了我心中的开拓意识。因此我总是乐于尝试新方法，童年时就喜欢于尝试不同的回家之路，哪怕不过是多拐一个弯而已。在我的整个国际象棋生涯里，我总是挑战那些公认的准则，勇于尝试一些新奇的试验。

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对于勇于尝试的人来说，“地图“上永远有值得探索的地方，总是能找到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研究自己的《个人天分地图》，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能力所及。我们还可帮助别人，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小孩生日那天送给他一个地球仪(或者一套电子地图)。

这个“地图”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而且我希望，我的经验和我的观察所得能帮助您绘制这个“地图”。只是不要试图去制作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用的万用地图。相信我，那种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发现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个性，让自己独立思考—只有这样你才能变得自信。

下国际象棋也是如此：当你刚刚入门时，只会按规则走一些中规中矩的棋。但当你开始独立思考以后，你会创造出有别于其它任何棋手的、专属于你自己的行棋思路。这就是所谓“棋风”。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风格。这可不象一个电脑程序，你启动它以后就可以随时使用。每个人首先都必须了解哪些东西最适合他自己，在此之后才是如何发展完善自己的风格。我们有哪些先天不足？我们又有哪些长处？我们总是在不自觉地逃避哪些考验，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恰恰是那些记者们应该向我提出的! 我们只有了解作决策的过程后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只能借助对决策本身的分析才能得出人生成功的公式。不要把最后结论直接摆在别人面前，要让他学会自己寻找结论。

当我们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个人规划以后，我们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决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更勇敢地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在面临失败时愈战愈勇。成功的秘诀在于—如何去把握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第一章 教训

面对一个可能战胜你的对手，对你来说是最有效的磨练。（理查德.巴赫）

世界冠军赛给我的教训

1984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时遭遇了世界冠军阿那托利.卡尔波夫，他当时获得棋王称号已将近十年。这是一场局数不限的对抗赛，先赢六局者胜出。年仅21岁，我已经飞升至棋坛巅峰，以至于我认为，征服最后一座顶峰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一开局我就贸然轻进，力图不惜任何代价争得先手，结果却犯了一个低级的战略错误。前九局我连输四局，而且一局未胜，我一下被打蒙了(您想象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两年时间内只输了三局，而这次一下子就是四局!)。失败只有咫尺之遥。这就是我对世界冠军级别的对抗浅薄无知的代价。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甚至对这种经验到底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正确的概念。

显而易见，我应该刻不容缓地改变对局策略，否则会马上被扫地出局。最重要的是尽快冷静下来，恢复自信。于是我收拾信心，开始强迫自己作好拉锯战的准备。我变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尽量避免冒险，哪怕是很小的风险。我没有按我惯常的凌厉风格行棋，棋盘上因此也变得平淡无奇。但我别无选择。当你快要淹死的时候，你无暇顾及游得漂不漂亮。

此时卡尔波夫也犯了兵家大忌－他把喘息的机会留给了我。他觉得我会象一个熟透的桃子那样瓜熟蒂落，所以放松了对我的压力。卡尔波夫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大比分领先，因而麻痹大意。大概卡尔波夫已经沉醉于即将获得的胜利，正在为自己布置计划外的任务：一定要以干干净净地6：0拿下比赛，给危险的竞争对手以重创，让他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对卡尔波夫来说，他已经不仅仅是在与我战斗，而且是与上届世界冠军－传奇般的美国人鲍比.菲舍尔的影子在较量。菲舍尔当年也曾以这样的大比分（当然，对局时连和棋也没有）战胜了世界棋王挑战者泰曼诺夫和拉尔森。看来卡尔波夫决定稳扎稳打，等待我先露出破绽。

我的新战略逐渐显露成效。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对局纪录，第9局之后我们居然一连下了17局和棋！这场意料之外的、旷日持久的对抗赛使得棋迷们情绪高涨，成百上千的观众争相来圆柱大厅购买棋赛门票。人们好象急着去参观一场刺激的死刑表演，囚犯不想死，在奋力挣扎，在苟延残喘...紧张程度难以想象；我直到现在都感到惊奇，我是如何承受这几个月煎熬的。我和我的团队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来研究卡尔波夫的行棋特点，以至我有时觉得毛骨悚然，感觉我好象变成了自己的对手。

也正是那个时候，在经历了几百小时的备战及对局后，我才真正对自己的风格和思维方式有了清楚的认识。之前的棋坛生涯过于顺利，胜利对我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现在我要日以继夜地分析自己的棋路，要找出自己的弱点。

然而我刚刚在对抗中站稳脚跟，却输掉了第27局，比分变成0：5。看来，我还是没能很快学会败中求胜...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我们当时经历的是怎样的煎熬；1984年底－这是我真正成熟的时刻。我一步一步，脚步蹒跚，在充满荆棘的山路上吃力向上，有时又如临深渊，面对无法逃避的危险。我联想到了维索茨基，他是多么擅长洞察人在战斗与对立时的心理。

我一边听着维索茨基的歌，一边不断积聚力量。我开始明白，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歌词中隐藏着一些很珍贵的东西，这些歌词不仅仅是歌词，它们还触及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国际象棋、体育运动、文学与艺术等。我开始慢慢靠近那些全人类的财富，那些存在我们心中，那些环绕在我们周围，却不依赖于我们存在的精神财富，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宇宙赖以存在的基石。对于那些偶遇风雨就试图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是无法理解的。有些人自愿放弃安静、舒适的生活，踏上崎岖的险途，但当他们遭遇突如其来的艰险时，却中途放弃了。只有很少的人能执着于为公平正义而战的顽强本能，义无反顾地前行...

象棋评论员们把我比作一个“单手挂在悬崖边上的人”。只要一着不慎，就会一败涂地。然而奇怪的是，此时我却感到十分轻松：败局已定，我已经一无所有，但我将奋战到最后一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向棋界展示，我还是懂得如何下棋的，但我首先想把这展示给自己看。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还是采取了谨慎防守的下法。这场持久战已经持续将近三个月了，世界冠军赛对局的所有时长纪录全被打破。卡尔波夫显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激动。第31局时卡尔波夫获得了明显的局面优势，很快赚了一个兵。然而此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卡尔波夫惊惶失措起来。其实这时惊惶失措的应该是我，而我当时却十分冷静，象媒体所写的那样，“甚至自信地脱掉了西服上衣”。突然我找到了机会，开始了强大的反攻，而卡尔波夫的优势则顷刻间烟消云散。进入了读秒时间，卡尔波夫双手发抖。同意和棋后，他好象卸掉一身重负，一脸轻松。

第32局时我终于突破了卡尔波夫的防线：我获得了首局胜利。棋赛主动权转移到了我的手中。又是一次次和棋，时间又过了一个半月。然而在对局时我已经有比对手更多的取胜机会（尽管在第41局时机会曾垂青于卡尔波夫，但他没有把握住）。这段时间外界不停地在问一个问题：这场对抗赛到底有没有尽头？还没有一场大赛持续超过三个月，而我们已经下了四个多月！我看出卡尔波夫已经几乎疲惫不堪，于是又增大了压力。尽管第46局时我白白浪费了巨大的局面优势，但终于赢了第47局。这一局卡尔波夫已经十分虚弱，在勉力应付。比分成了2：5。

难道真的会有奇迹发生？此时组织方宣布将棋赛改在“体育”宾馆举行，并将下一场对局推迟了好几天。卡尔波夫得到了整整一周的喘息时间，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奢侈的机会，当我在棋赛开始时是多么渴望这种喘息机会的。但无论如何，卡尔波夫又失掉了第48局！对我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惊喜－比分增加到了3：5，而且优势的天平还倾向于我。

世界冠军立足不稳，好象马上就要被击倒了。国际象棋界的官员们被我最后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死尸”不仅复活了，而且马上就要站起来！他们可不想冒险。于是棋盘被拿到了一边，因为它已经没有用了：另外的对抗开始了。局面一下子变成了出人意料，而又混乱不堪。

拖拖拉拉的幕后谈判之后，1985年2月15日在苏联体育当局施压下，国际象棋世界联合会主席弗洛伦西奥.坎波马内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束这场旷日持久、“未分输赢”的对抗赛，同时宣布将在一年半以后重新开始比赛，届时比分将以0：0开始，双方对局总数将限定在24局内。

真是史无前例：5个月时间里两个人对局48场，经过几千小时备战和博杀居然未分输赢!卡尔波夫以这种方式逃避了直接危险，临时保护了王位。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卡尔波夫“同意”了该项决定，而卡斯帕罗夫则“屈从”了该项决定。这些用词准确地反映了对局双方对棋协决定的态度...当年发生这个著名事件的“体育”宾馆已经拆除了，但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精神的回忆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即使是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依然对这种践踏体育公平竞争原则的作法感到悲哀。

我在长达5个月的赛事中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世界冠军差不多成了我的私人教练!我不仅条分缕析地分析了他的风格，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棋路。我学会了准确地找出自己失误的原因，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学会了如何思考和决断。我第一次真正学会了用自我分析来解决事情，而不是象以前只依靠直觉。

第二次比赛没有象上次那样需要用几个月时间来迎接自己的第一次胜利：第一局我胜出。而后卡尔波夫又赢回一局，甚至后来他的比分还曾经领先。双方下得都很顽强：我已经不再是一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22岁的久经沙场的“老将”。赢了决定性的24局以后，我获得了世界冠军的头衔，这个头衔我后来保持了十五年。2005年我退出职业棋手生涯时，我的国际排名依然是最高的。

如果没有卡尔波夫给我上的那一课，如果没有第一次对抗赛的经验教训，我不可能高踞棋王宝座这么长时间。对我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而且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发现了弱点。也正是那场“马拉松棋赛”成就了我，然而我当年并没有完全理解这场比赛对我的意义。要想成功，单单有天分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懈地工作，日以继夜的工作。另外在作决定的时候还要清醒的意识到，你的工作方法是否合适。

国际象棋学校

回想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冠军宝座的经历时，思绪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回想起一个十岁的少年被录取进入鲍特维尼克国际象棋学校的时候。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鲍特维尼克的聪明睿智表现在，他从来不以权威压迫我们，不会把自己的风格强加给学生，恰恰相反，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发展自己的潜能。他以自己独特的教育手段为我们指引正确的前进方向。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我更倾向于激烈的、进攻性的作战风格。我想，第一次给我留家庭作业时他就让我分析阿廖辛的对局应该不是无意为之。

鲍特维尼克揭开了国际象棋的神秘面纱，讲课时经常把国际象棋与日常的事物进行对比。他把国际象棋称为典型的模糊性问题，这些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并无二致。他说到：“解决模糊性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限制问题的大小，不能陷在问题里面出不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答案。所以认为国际象棋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想法是错误的。国际象棋反映的正是人们不断思考的东西。”

我从鲍特维尼克处获益匪浅：学会了正确的研究棋局，学会了寻找新的思路，并且不断进行完善。鲍特维尼克传授给我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以深入研究前辈们的成果为基础，寻找新的开局方案和中局战斗的方法，创造全新的战略计划。棋手们在研究以往的对局时就好象在背诵拗口的外语单词。然而当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词汇后，就应当学会如何运用它们，学会开发创造潜能。特别是如果你想成为世界冠军的话。

鲍特维尼克学校当时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少年英才，几代棋坛冠军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1963年十二岁的阿那托利.卡尔波夫进入该校，1973年加利.卡斯帕罗夫进入该校，1987年十二岁的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进入改名后的鲍特维尼克-卡斯帕罗夫国际象棋学校(其它人则“仅仅”成为了著名的特级大师，长年以来捍卫着苏联在国际棋坛上的领先地位)。

我是1987年在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市与克拉姆尼克相遇的。瓦洛佳(乌拉基米尔的小名)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与鲍特维尼克商量新收学员的问题时，我倾向于录取克拉姆尼克，尽管当时鲍特维尼克对15岁的阿利克谢.希洛夫十分感兴趣。

因此可以说，我对克拉姆尼克的国际象棋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2年在马尼拉举行国际象棋奥运会。组建国家队时，我坚决要求吸收克拉姆尼克入队，尽管当时许多教练和著名的特级大师都表示反对。我很欣慰地看到克拉姆尼克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甚至超出了我先前最大胆的预期。

1995年，在与阿南德的纽约之战前，我邀请克拉姆尼克作为陪练前往克罗地亚进行夏季集训。在与阿南德正式比赛时我们也有合作。毫不奇怪，这位年轻的特级大师在当年年底举行的国际大赛上表现优秀，很快他在国际棋联的积分就与我持平了。他在与我准备比赛和拆棋时，认真的研究了我的工作方法及惯用手法，这使他在五年以后的比赛中获益良多。

2000年初，世界冠军赛的伦敦组织方提供了大笔资金，并让我选择对手。我选择了排名第二的阿南德。但三月时阿南德拒绝参加比赛。我坚持只与最强对手争夺棋王桂冠。遵循这个原则我毫不犹豫地给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打了电话，邀请他当年秋天参加棋王争夺赛。乌拉基米尔接受了邀请，四月份就开始大规模的集训。于是克拉姆尼克一下子从我的助手变成了棋界最高王座的挑战者。我们的比赛按照传统的规则进行，但不在国际棋联的框架之内。国际棋联1997年拒绝按传统的世界冠军赛程序举行比赛，而采用了淘汰制。

乌拉基米尔赢得了2000年的伦敦比赛，从我手中接过了火炬，他将传承那些棋坛先辈，那些世界冠军们开创的优良传统。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让代代相传的薪火熄灭。我认为这不仅对于国际象棋界有重大意义，对人类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深刻了解自己的水平，才能借此踏上通往个人成功巅峰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才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天赋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人物介绍

阿那托利.叶甫盖尼耶维奇.卡尔波夫 (1951年5月23日出生)，苏联/俄罗斯国籍

改变了我一生的竞争对手

第十二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75-1985年)。出道以后很快取得骄人成绩，并于1975年获得棋王宝座：他的竞争对手，美国人，世界冠军鲍比.菲舍尔在与国际棋联长期谈判未果后最终拒绝参加棋王卫冕赛。卡尔波夫不战而王，所以极力想要证实，他是合法的棋王宝座继承人，于是参加了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取得了无数的胜利。他的胜绩差不多是国际象棋史上最高的。

卡尔波夫两次卫冕成功—1978年和1981年，两次都是与维克托.柯尔奇诺依比赛。后来我和卡尔波夫连续五次争夺世界冠军—1984/1985年、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0年，共对弈144局。我们之间马拉松长跑般的对抗赛的结果却是惊人地平分秋色：我胜21局，卡尔波夫胜19局，104局和棋。对于国际象棋这项十分发达的运动来说，这是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大对决。

卡尔波夫是当年苏联人打算从美国人菲舍尔手中争夺棋王头衔的一张王牌，因此在政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他在前苏联的领导层有比较稳定的关系网，其本人也尽量向上层靠拢。我们的棋风迥异，如同水火一样不相容，这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两人在棋盘以外的声誉—一个是“时尚宠儿”，另一个是“异端分子”。

卡尔波夫的棋艺高超，擅长于精密细致的局面战斗。国际象棋词典里有个“卡尔波夫风格”就是描述以他为代表的棋风—稳健、一步一步地进逼，最后击败对手。这种风格令人联想起蟒蛇，冰冷地、毫不留情的收紧身体，将猎物绞杀。

“只有当对手已经无路可退时，卡尔波夫才会暴露他的意图”(塔尔)。

“假设存在两种棋风。一种是可以采用多个备选方案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术打击，不需要精准的计算。另一种是纯粹利用局面压力，利用残局的微小优势获胜。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卡尔波夫)。

第二章 人与棋

国际象棋是我的整个世界。我把全部人生都献给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表现自我。（米哈依尔.塔尔）

国际象棋在文学作品及电影中的形象

公众对于国际象棋及棋手形象的印象反差极大，这种极大的反差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国际象棋本身很早就已成为高雅的智力活动的象征。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言，国际象棋“比人类的一切书本和作品更好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是惟一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游戏，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明把它带到世上来消愁解闷、砥砺心智、振奋人心的”。

文学中比较流行的国际象棋棋手的形象是不讨人喜欢的－心事重重、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孤癖成性，沉湎于国际象棋而不能自拔。乌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棋瘾极深的国际象棋爱好者，但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防守》（1930年）中，他却以一种阴沉冷酷的笔调来描写这项他最喜欢的游戏。主人公是一位孤僻孱弱、笨手笨脚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看起来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尽管其拥有公认的象棋天赋。当然，在2000年以该书为素材拍摄的电影中，人物形象还算差强人意，甚至还带有一些浪漫情调。

在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中国际象棋棋手的形象也是性格被扭曲、古里古怪的。其临终前出版的《象棋的故事》一书从政治角度及精神角度对德国纳粹残暴的统治理念进行了诠释。书中的中心情节是两次国际象棋对局，棋手一个是半文盲的年轻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另一个是一位医生，他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与自己下象棋，最后因严重的精神分裂而发疯。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十分古怪，但茨威格对象棋游戏的描写却十分精彩：

“但是把下象棋说成是一种"游戏",这难道不是对它所作的一种侮辱性的定义吗.它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种艺术；它更像是一种介乎这二者之间飘浮不定的东西,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介乎天地之间一样。这种游戏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这种游戏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取得胜利;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 它规则简单，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学会,每一个生手都可以尝试,与此同时,在它那永不改变的狭窄的方格里,又能产生非常特殊的、无与伦比的智慧高手——那些拥有非凡才能的棋手。这些人是有特殊能力的天才,他们比数学家更精确，比诗人更富有想象力，比作曲家更能把握节奏，只不过这些才能组合方式和组合方向不同罢了”。

当今时代与国际象棋和象棋棋手有关的形象和联想已经更多地趋于正面化。看过詹姆斯.邦德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1963年）的观众都记得，影片一开始，反派人物克伦斯汀刚赢得世界冠军赛就匆匆忙忙地赶去谋划惊天大阴谋。《007》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及电影导演对克伦斯汀与麦克亚当斯的对局进行了浓彩重墨的描写，而使用的棋局原型是一场真实对局，是两位伟大的苏联棋手－第十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与多年的棋王挑战者大卫.布龙斯坦之间的对局。在弗莱明笔下，国际象棋拥有了相当鲜明的比喻力：邦德的朋友警告他说：“俄罗斯人的棋艺出神入化。他们可以出色地制定各种隐秘的计划，每个细节都精心准备，对手的每个弃子都在他们计算当中”。

此外还有几十部电影里有国际象棋的描写镜头，导演使用类似的手法来突出主人公的感觉敏锐和运筹帷幄。在电影《最后的刺客》（1995年）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白天是两个想杀死对方的职业杀手，晚上则通过网络下国际象棋。在斯坦里.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年）中，计算机哈尔9000与富兰克.普尔下国际象棋并轻易获胜，这也预示普尔将死于机器之手。

现实中的棋手形象

旧时代的几位著名棋手在其事业巅峰或退出棋手生涯后确实有些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德国象棋大师库尔特.巴尔德利本于1924年自杀，而且与纳博科夫《防守》中主人公卢仁自杀方式相同：都是跳楼身亡。第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威廉（也有人译作维尔海姆－译者注）.斯坦尼茨在其晚年饱受精神失常的折磨，治疗情况时好时坏。二十世纪最才华横溢的棋手阿奇巴.鲁宾斯坦胆小到了近乎病态：每走完一步棋后，他都会躲到赛场角落，等待对手走棋。两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棋手－保尔.摩菲和罗伯特（鲍比）.菲舍尔也都是在他们棋艺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心理性格方面的严重原因离开了国际象棋舞台。

但上面实际上都是一些特例，不能因此而一叶障目。不管是虚构的人物也好，还是现实的人物也好，我们都应相信，实际上大部分棋手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然只有一点例外－他们都是象棋高手。

“国王的游戏”的历史渊源

按照比较流行的传说，国际象棋的原型－“恰图兰卡”是一种下得很慢的游戏。这种游戏产生于古印度，其真实源头已消失于历史尘埃中，无据可考。游戏后来经过漫漫长路，经中亚南部、波斯及阿拉伯半岛的东部几个国家传入伊比利亚半岛，流传过程中游戏有所变化。不过对于欧洲人来说，国际象棋起源于印度这一说法直到十七世纪末才流传开来。有一点是确实无误的：现代国际象棋是十五世纪末在地中海地区产生的，是纯粹的欧洲发明产物。

浩如烟海的国际象棋著作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算上古印度“恰图兰卡”和阿拉伯的“沙特兰兹”（也是现代国际象棋的一个前身）的著作的话，则已有上千年的历史。1474年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了《国际象棋游戏》，这是欧洲最早出版的棋书之一。使用特殊符号（国际象棋记谱法）来记录棋局已经普及，使得国际象棋的历史得以记录，也使得后世成千上万的棋手得以向往昔的传奇棋手学习借鉴。

国际象棋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其变化也不仅限于行棋规则方面。顺便提一下，现代国际象棋的规则是在十八世纪末定型的。

最近200年间，国际象棋的规则基本上没有变化，然而棋手的棋风和对局理论则不断推陈出新，尽管这种变化是渐进式演化过程。

1995年德国的《周日世界报》约我为该报的每日国际象棋专栏撰稿。此时我忽然产生一个创作构思，想要写作一本关于诸位棋王创新贡献的概述作品。

这不仅是对诸位棋王，而且对他们的竞争对手们的创作才华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那些虽拼力死战，却未能荣登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圣山的最危险的对手们。这可能是第一部触及该题材的作品，甚至当时我自己对这种尝试也没有完全思考成熟。我希望能通过个人经验和那些伟大的失败者的经验来透视国际象棋思想的发展史。

1999年我将每日国际象棋专栏中曾发表的总共64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在《体育快迅》报上将其刊登。随后不久我决定撰写系列作品《我的伟大的棋坛前辈》。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感觉，这本书涉及的题材将不可避免的扩大，所以最后这本书成了一套2500页的庞然大物。正如当今比较时髦的说法，我“以电脑辅助拆棋为工具，透过显微镜”回顾了那些伟大棋手的创作成果。我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些珍贵无比的经验给传递到人类其它领域，供人们借鉴。

我在几年的写作中对这些前辈有了更深的了解。每位世界冠军都与众不同，各具天赋，对这项运动的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对这十二位冠军和他们的竞争对手研究时，我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十二位伟人”的成功秘诀何在？他们身上哪些素质是那些失败的对手所不具备的？

可能有人认为，这些冠军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力甚或是天才。然而事情远没这么简单。另外有人认为优秀棋手都是活电脑，可以记住海量信息，并能在对局时一下子计算几十步棋，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国际象棋大师们拥有什么异乎常人的才能，当然除了下棋出色以外。无数研究人员试图搞清，为什么国际象棋冠军下棋出色，而其他人却不行。研究却总是无果而终，没有发现棋手在其早年发展中有什么“象棋基因”或其它的特质。然而与音乐界和数学界一样，国际象棋界却总会时不时有神童出世。成人下棋时他们默默观棋，未经提示就了解了下棋规则，随后突然一鸣惊人，屡屡挫败成人棋手，成为闪亮的新星。

因此可以说，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国际象棋天赋，但关键是如何及时发现。另外即使您天生就是一位优秀棋手，但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和情况而未能认识自我。因此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去关注那些我们可以去评估，去施加影响的那些因素，而不是去执着于不受控制的遗传方面的因素。

体育、艺术还是科学？

如果您问过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艺术家或电脑专家，对于一个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来说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象棋是锻炼决策才能的理想实验室。如果您问的是一位特级大师，那他多半会引用第二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爱曼纽.拉斯克的说法：“国际象棋首先是一场战争”。要知道不管你对国际象棋如何定义，其关键仍在于如何战胜对手。

画家巴塞尔.杜尚是位狂热的国际象棋爱好者，而且棋艺很高。他曾一度为了国际象棋而放弃绘画创作，他说国际象棋“具有绘画的全部美感，甚至比绘画更多”。在强调国际象棋的创造性、美学意义时，杜尚说：“我坚信我的个人经验：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下国际象棋，但所有的国际象棋棋手都是艺术家！”确实如此，我们无法对棋手对局时的展现的创造性元素视而不见，尽管为了获胜，这些创造性以抽象的形式显示。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国际象棋，对不会国际象棋的人来说，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国际象棋。当上世纪中叶国际象棋计算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许多科学家断言，这些钢铁怪兽很快将横扫人类棋手，将他们打得体无完肤。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机器与人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并未以人类的一败涂地而收场。

我的伟大恩师，第六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米哈依尔.鲍特维尼克将去世前三十年的时间全部献给了建造国际象棋计算机的工作。他想建造的不只是普通的国际象棋计算机，尽管这在当时已经难度很大。他想建造的是一个可以象人一样下棋的计算机，简而言之，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机。

鲍特维尼克曾和许多科学家讨论过自己的理念，包括与美国传奇数学家克劳.香农。克劳德.香农在闲暇时间也曾开发过“国际象棋机器”。与人相比，当时大部分象棋程序只不过是能以很快的速度筛选各种变着。功率强大的计算机在指定的时间内对所有可能的变着进行评估，对每一步棋进行评分，最后计算机选择评分最高的一步棋。鲍特维尼克试图突破樊篱，另辟蹊径，开发一种全新的程序，在行棋时主要依靠逻辑，而不是单纯的计算。

遗憾的是，他的项目并未成功。尽管他用多年的时间计算典型局面和建立理论模型，但仍未能研发出比一个入门棋手更强的计算机程序。然而70年代时普通国际象棋游戏软件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即使是现在，当计算机已经能与世界冠军过招时，它们所依靠的也主要是“野性的力量”－天文数字一般的计算能力。

在单纯依靠计算来下棋的方向上，计算机已经黔驴技穷，再也无可突破。程序员们为了继续完善下棋程序，开始向鲍特维尼克的理论寻求支援。尽管鲍特维尼克的设计工作最终并未完成，但他的许多理念却十分有价值，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单纯依靠计算并不能穷尽这项古老游戏的所有潜能，因此我们只能返回头再去按鲍特维尼克的方法，去建造一个与人类思维比较接近的国际象棋程序。

并非仅是比喻

我们知道，电脑在计算方面要强于我们。那么我们的力量何在？人类的强大之处在于擅长综合处理，在于擅长将精确的计算与灵感、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这要比单纯计算要强大的多。国际象棋是一块独特的知识天地，在这里科学和艺术在人脑中结合起来，然后又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不断提高其他智力活动领域的水平。聪明的公司领导总是擅长于创造性思维，将理性分析与实际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军队的统帅则必须充分利用自己对人的天性的了解，去预测敌人的战略计划，制定合理的回击策略，诸如此类等等。

即使就国际象棋的术语来说，也与战争十分相似。如果你听到诸如“开局阶段”、“薄弱区域”、“战略计划”或“战术实施”等术语时，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描述一场战争演习或是公司的营销讨论，然而上述词语也可能是在描述一场国际象棋的重大比赛。

当然，与狭小的64格棋盘相比，商业和战争几乎是不受疆域限制的。然而国际象棋的魅力正在于它需要在一个受限的范围内做出与商业和战争类似的决策行为。正因为棋盘受限制，所以国际象棋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培养有效决策能力的理想模型。国际象棋中胜与负概念分明。您一着不慎，就可能导致局面恶化，形势的天平就会倾向于溃败；相反及时有效得采取正确决策将会使您走向胜利。走每一步棋都需要一个具体的决策，如果时间够用，则您可以验证这个决策是否是最好的方案。

客观现实可以检验我们的决策方法是否有效。市场和战场由于其本身特点具有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所以在作决策时无法进行实地检验。但即使是在商场或战场上，决策高明与否也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评估。

精明的管理人员、杰出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应该具备哪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善于有效地行动！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善于实现宏图大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通往智力和职业巅峰的道路。为此需要不断地完善技能，砥砺才干，不要惧怕考验，要勇于克服困难。

国际象棋是社会生活的缩影

国际象棋在其产生后的一千多年里不断的演进变化。流传到欧洲后，初期的游戏规则是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译者注）产生的。以智者闻名的国王阿方索十世授权御制的《国际象棋棋经、掷骰游戏与棋盘》（1283年）对行棋规则有所规定。我们可以简单地以国际象棋的发展史和公众对国际象棋的态度变化两条主线来研究国际象棋的演化。

国际象棋是西方国家主要的智力游戏，其发展水平在很多方面都反映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这一点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类似的。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化多多少都对当时优秀的象棋大师们的棋风产生了影响。15－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国际象棋正是在倾向于进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得以蓬勃发展，这难道不合乎客观规律？路易斯.拉米列斯.卢塞纳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接受了大学教育，他于1497年出版的棋书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国际象棋学习教科书。这些棋书显示国际象棋的规则已经大体和现在的规则相同。

第一位真正称得上伟大棋手的是著名作曲家、法国喜剧歌剧的创始人之一法兰西斯.安德烈.丹尼根.菲利多尔，他生活在理性主义发展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他为国际象棋局面分析理论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名言“兵是国际象棋的灵魂”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实践了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口号。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象棋界映射了地缘政治的格局，同样也反映了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双雄争霸的局面。国际象棋游戏在这两个国家大行其道。十九世纪中叶，国际象棋的执牛耳者是杰出的德国浪漫主义棋手阿道夫.安德森。他的战术华丽多变，擅长利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弃子，对他来说棋局上的精神因素要高于物质得失，这当然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相对应的。能使安德森光华消敛只有保尔.摩菲，然而时间很短，只有区区两年（1857－1858）。摩菲在两年时间内征服了新旧大陆，向世界展示了实用主义、进攻性及冷静的计算相结合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而这正是年轻的美利坚民族所拥有的品质。

1886年在美国举行了第一届正式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这件事常常使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实际上美国大众并不认为国际象棋是一种重要的消遣方式，尽管前几届世界冠军赛都是在美国举行的，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赞助，也得到了媒体的热烈响应。第一届棋王赛的参赛者从纽约来到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这里是伟大摩菲的故乡。这位伟大的棋手在棋王赛召开两年前去世。棋赛奖金为二千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是当时美国平均周工资的200倍。两位参赛选手约翰.楚凯尔托特和威廉.斯坦尼茨是旧流派和新流派的典型代表。楚凯尔托特代表浪漫型的进攻棋风，而斯坦尼茨则是局面弈法的首位代表。

国际象棋思想的再一次飞跃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纪－特征为“超现实主义”的出现，代表人物为阿龙.尼姆佐维奇和理查德.列蒂。超现实主义向传统对弈观念提出了挑战。此后是鲍特维尼克时代，代表了新苏联科学中的分析性方法。70年代初鲍比.菲舍尔如摩菲一般，以眩目然而短暂的光华震惊了世人，使人们见识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成就，将职业国际象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代国际象棋理论揭穿了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棋坛神秘理论和教条理论的骗局。正如许多已经陈腐的国际象棋理论一样，在这些神秘理论和谎言后面隐藏着许多教条规范。各种规则不断产生、消亡，但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约束规则。将目光投向现代世界，你会发现到处都在发生激烈快速的变化，从信息科学到作战方法。谁又能说，国际象棋反映不是日新月异变化的现实生活呢？！

第三章 战略

一个人如果懂得如何去作，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失业。一个人如果懂得为什么去作，那么他将永远是自己的主宰。（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无目的地下棋是盲目莽撞的行为

我上中学时，最受苏联观众欢迎的运动项目是足球和冰球。从规则上来看，足球是一项十分简单的运动：只要看几场球赛，就能够了解比赛规则。与此同时足球比赛中的对抗策略则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项竞技的目的很简单—把球尽可能多地踢进对方的球门，尽量不让敌方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但如何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则众说纷纭。例如，意大利国家队传统上喜欢防守。道理很简单：对方攻不破你的球门，你就不会输。尽管目的相同，巴西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崇尚进攻。他们的原则是：你们如果能攻破我们的球门，就尽管进攻，我们会更多地回敬。

假如您读过一本国际象棋入门书，学会了如何将棋子摆放到棋盘上，如何走棋和如何吃子，但对开局和杀王却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您在下棋时没有最终目的，那您又怎么会去计算变着和设计侧翼进攻战术呢？无目的的行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古老的棋谚如是说：“一个拙劣的计划胜于毫无计划”。这句话与其说是公正诚实，倒不如说是机智幽默。计划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每一个决策，每一步棋都应该有其出发点。您如果对复杂局面中的各种微妙之处不加考虑就制定计划，那么您想到的只是显而易见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很难让您取胜。当然如果您是和棋力更弱的人下棋则另当别论。

我在棋坛从业的三十年时间里，国际象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研究对手的战略风格时要查阅大量的文献和杂志，要每天埋头研究，那么现在可以轻松地将对手的任何对局从电脑上调出，需要的不过是几秒钟而已。如果说以前国际象棋比赛战报要在结束后几个月才能在专业杂志上刊登，那么现在可以实时地在网络上收看对局场面。

然而信息技术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并非仅仅是工作的便利和触手可得的信息。快速、大量的信息要求人们加快信息处理速度。不管国际象棋的对局在哪儿举行，都能立刻转播到全世界，可以被相关人员分析。所以现在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来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去分析的一个新思想，现在可能第二天就已经被其他棋手采用了。

高速度在比赛本身也有反映。1987年我在伦敦与英国人奈吉尔.肖特下了六局“快棋”(六年以后他向我挑战棋王头衔)。这是第一次举行如此高规格的快棋赛。每局每个人只有25分钟可以支配，比传统的棋赛要少得多—传统棋赛有时可长达七小时。

伦敦大赛前我下了几局快棋训练棋。训练时我发现，尽管下快棋的时间很少，但每步棋依然十分复杂，分析深入度也不小。然而与传统棋赛时可以深思熟虑的情况不同，下快棋更多的是依靠直觉。此时快速计算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而深思熟虑的计算和战略目的则退居第二位或者基本可以忽略。然而有趣的是，大多数棋手都喜欢这种对弈方法：他们不喜欢连续七个小时地苦苦思索、安全缜密地计算，而是更倾向于使传统的对局快速化。

应该说大多数特级大师在对局时不管是否有时限，总是依靠战略计划来进行计算。当有了基本的战略后，局面分析会更快，也更有效。如果对局时没有任何计划，那么您每步棋的决策将是轻率随意的反应。随着对局一步步地发展，局面一个个的转换，您实际上在对局时没有主要目的，而是仅仅在穷于应付不断出现的问题。

人生亦是如此。我们回想一下1992年的总统选举活动。在这次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而党内选举的前期，每天不断传出的种种丑闻似乎马上就要断送他的竞选前程。然而他的竞选队伍对每个事件都能马上做出回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回应并非是那种下意识的反应，而是有针对性的!克林顿的队伍坚守一条原则，那就是每次新闻发布会都要提到他的竞选词。

竞选总统宝座时情况也大体如上。针对老乔治.布什竞选队伍的每次进攻，克林顿的队伍都予以有力回击，同时又着重强调克林顿的竞选方针。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使克林顿的支持率不断增加。而在四年以前，民主党候选人迈克.杜卡基斯的处境与克林顿相比则有天壤之别，被共和党人的战术进攻打得一败涂地，十分狼狈。美国人只听到他如何为自己辩白，却没有听到他去陈述自己的竞选口号。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队伍很清楚一点，那就是竞选获胜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快速反应，还在于这种反应是否符合总的竞争战略。

在着手实施自己的战略之前，肯定首先要先制定自己的战略。

决策于今天做出，其后果却在将来体现

战略家总是先设立一个远期目标，制定相关的战略，然而返回头制定具体措施。他会先设立实现远期目标所必须的一些中期目标。特级大师下棋时，依靠的不是对成千上万种应对方案进行单纯的筛选，而是先确定一个他想在10-15步棋后希望达到的局面。他会评估所有可能性，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

中期目标可以为实现战略任务提供便利的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中期目标就如同盖房子先从屋顶盖起一样。我们经常只是匆忙地订下了战略目标，却没有随后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各个阶段的任务。我们需要创造哪些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做出哪些牺牲？某些局面下我们应作哪些改变以及如何实现改变？

如果我在对局时凭自己的直觉和局面评价发现有攻击对方王的可能，我不会不顾一切的发动进攻，而是寻找可借以取得胜利的中间目标。例如我可以把对手的防守关键子兑掉，削弱他的王翼防守。首先我要搞清，哪些着法可以帮助我达到主要目标，然后才开始计算具体的行动，寻找可以加强攻击的着法。没有上述准备工作，所有的计划将是无缘之木，无根之水，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2001年第二届国际象棋传统联赛在维克安泽举行。比赛中我遇到了初次参加该级别赛事的特级大师阿利克谢.费奥多洛夫。他是平生第一次与我对局，而且当时执白。一开局我就发现，他不想对我示弱：他选择了不常见的开局，而且还未充分出动子力就朝我的王翼猛扑过来。可以想象，除非我会犯很愚蠢的错误，否则这种虽然狂暴，但没有充分准备的进攻是不可能奏效的。我一边分兵照顾王，一边在后翼和中心展开了反攻—这是两个被对手完全忽略的地方。形势很快就明朗了，他的进攻只是显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则没有真正危险，于是他在第26手棋上弃子认输。

我没作太多努力就轻易获胜：因为对手没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他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费奥多洛夫始终没有想到，要有效进攻需要创造哪些必要的条件。当他想渡过一条湍急的大河时，没有想到要去寻找桥梁，而是直接就跳进了河里。

应该始终记住，要想取得胜利，不能只是指望对手犯错。这一点对于下棋，对于人生都十分重要。

循序渐进与灵活处理并不矛盾

做好长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必须确定具体路线并坚持既定方针，不能偏离主要目标。有些军事统帅，为了争得一时主动而弃全局战略于不顾，这在军事史上不乏其人。史册和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描述了英国人如何在阿金库特之战中(1415年)摧毁了法国人。法国骑兵倚仗数量优势，根本没有考虑英国人长弓的威力，毫无章法地发动了进攻，结果被英国人的长弓手消灭殆尽。

当对手制造麻烦时，您经常会按捺不住地接受挑战，要对其嚣张举动予以严惩。然而这正是对手所渴望的，因此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如果您已经拟定了清晰的战略计划，那么又为何要放弃您的战略计划，而去迎合对手呢？当然，此时最要紧的是要保持冷静，坚忍克制，因为你承受的不仅是来自敌方的压力，还有内在的压力—一种关乎自尊的压力：您试图用对手的风格来打败他，想让那些批评你的人心服口服，不管这些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假想的。不过冷静克制与战略构思的灵活并不矛盾。

这种善于灵活地战略构思的素质在库图佐夫元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为了保存军队的战斗实力，他不仅对法国人避而不战，而且还把莫斯科付之一炬后留给了拿破仑。当然战争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了解的：拿破仑被彻底击败。

与奈吉尔.肖特的世界冠军争夺赛(1993年)之前，我和几位教练仔细研究后认为，最好是把这位年轻气盛的英国棋手拖入平静无奇的对抗中。肖特以擅长凌厉的进攻著称，善于在对抗中实现逆转，这实际上也是我的擅长。但衡量所有的利弊得失后，我们认为，对于肖特来说，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还是缓慢持久的局面对抗。

国际象棋中执白一方可以先行，这是一种极大的优势，某种程度上与网球中的第一次发球的优势是一样的。您执白走出第一步后，可以更好的控制行棋速度和方向。战前准备时我们决定，如果我执白的话，将放弃那些肖特喜欢的比较激烈的开局方案。后来我选择了西班牙开局中子力出动比较缓慢而又不急于进攻的开局路线，这对于肖特来说确实是一场“西班牙酷刑”。(西班牙开局中白方能维持一种先行出子的优势，黑方很难扭转劣势。所以说西班牙开局对黑方来说就如同受到“西班牙铁靴”酷刑的折磨一样-译者注)。

前四局中我胜了三局，而且其中两局是执白棋借助缓慢调动的方法。其后我执白时继续使用限制肖特主动性的变着，迫使他苦苦寻找可以激烈交锋的机会。我实际上是在利用执白的优势来试探他防守中的弱点。我坚持既定的总战略路线，最后又执白胜了三局。

当您马上要获胜时，坚持既定方针听上去十分容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你更容易陷入一种志得意满、沾沾自喜的状态，从而丧失自控能力。如果这种沾沾自喜影响你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时，那么会很快被对手反超。

按自己的风格行棋

当一个局面无法使用命令式战术结束时，那么对局的两位棋坛高手可能会采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战略，而且这两种战略可能同样有效。每个棋手都有其独特的制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战略的秘密既在于如何了解自己的长处与弱点，也在于如何因势利导，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几位风格截然相反的棋手都成了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崇尚严格的自我约束、不懈的工作和科学的态度。而他的对手米哈依尔.塔尔则更听命于自己那丰富的创作幻想，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喜欢系统的备战。托马斯.爱迪生的名言“成功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鲍特维尼克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塔尔则不起作用。

另一位世界冠军蒂格兰.彼得罗相将国际象棋的“防微杜渐术”发挥到了极致。这种预防性方法可以加强自己的局面，同时料敌先机，将对手的威胁粉碎于萌芽状态。彼得罗相十分擅长这种防守之术，对手的进攻经常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有时甚至对手想不到要发动进攻。彼得罗相利用完美的防御将对手的双手紧紧缚住，诱使其走出昏招。他寻找对手的失误，巧妙地利用对手的错误取得胜利。

彼得罗相擅长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局面。他建立了一种“警惕性无为”战略，使其可以经常不需进攻就可轻易获胜。他首先是寻找可能来自对手的威胁，并在其萌芽之初就将其粉碎。只有当他的局面变得牢不可破时，他才开始向对手发出威胁。这种“钢筋混凝土”一般的战略十分有效，但别的棋手很难模仿这种独特风格。

我在荷兰的蒂尔堡(1981年)与彼得罗相比赛时，我18岁，他则已经52岁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为不久前莫斯科的惨败报一箭之仇，那次我的极具威胁的进攻局面突然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霉的意外。然而在蒂尔堡又是旧戏重演!总是觉得他的防线马上就要崩溃，但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化险为夷。我的棋子对他的王重重包围、虎视眈眈，我认为发动决定性的一击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哪有什么进攻的机会？我疲惫不堪、万分懊恼，一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再不小心又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输了...一年后类似的场景在西班牙的足球世界锦标赛上又得以重演：意大利的链式防守(catenaccio )风格战胜了巴西进攻型的jogo bonito 效率足球风格(国内有人译成“美丽足球” －译者注)。有时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不是进攻，而是精湛的防守。

两年以后我终于得以与彼得罗相扯平，我以比较缓和的风格赢了两局，这有点象他的棋风。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功要归功于鲍里斯.斯帕斯基的建议，当年就是他夺走了彼得罗相的棋王头衔。用他的话来说，与“铁的棋手彼得罗相”下棋，最好不要倾尽全力冲击他的局面，而是要一点一点地逐渐施压。

斯帕斯基和彼得罗相对局的情况也大体与我一样。他第一次向彼得罗相挑战棋王宝座时(1966年)惨败。当时他错误地判断，彼得罗相之所以不喜欢激烈的对局风格是因为他对此风格不自信。斯帕斯基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局面复杂化，然而机智灵活的棋王总是漂亮地回击他的进攻，并随后对他进行惩罚。在第二次棋王赛时(1969年)斯帕斯基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对彼得罗相的战术技艺表现出更多的尊重。这次他下得很有耐心，深思熟虑，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了胜利。

两次失利使我对彼得罗相的防守艺术满怀敬畏之心，但同时我也明白他的那种风格不适合我。我总是倾向于进攻，这自然也在我的战略计划上有所体现。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风格有清醒的认识，了解自己风格的长处和不足之处。

凶狠、激烈的风格反映了我的性格，可以充分发挥我的长处。甚至当我需要防守时，我也总是寻找反攻的机会，竭力使主动权的天平倾向于我。转入进攻之后，我也不会满足于缓慢的进攻，而是更喜欢激烈的、积极的下法—棋子在棋盘上飞来飞去，犯下最后一个错误的人失败。许多其它的棋手，包括我的终生对手阿那托利.卡尔波夫擅长逐渐积累优势。他们一般不会冒险，只要对手的防线还没有出现裂痕，他们就不断地逐步加强自己的局面。但是不管是哪种战略，防守型、进攻型还是局面型都是在最了解它的人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商业中也没有万能的成功策略。《财富》杂志500个富人排行榜上，喜欢冒险与保守的经理人各占有半席之地。领导层所作的决策中有50%是高级经理人可以理解的，正如许多国际象棋的着法对许多高明的棋手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他的棋路风格如何。而其它的50%的重要决策则只有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才能理会清楚，而这其中有10%的决策则只有最精明的专业人士才能搞懂。一个合格的领导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发现最微不足道的异常和关键因素，并善于制定战略。

诺基亚的首席执行官约马.奥利拉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芬兰小公司发展成移动电话的领头羊。他使用的是非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秩序的管理方式，将以前的种种规矩全部打破。他要求高层管理人员相互调换工作，要求设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等等。公司的电话听筒总设计师曾经把公司管理比作爵士乐团的即兴表演。

然而这种自由散漫而又生气盎然的管理风格在其它行业、其它国家或者换了其它的领导人则可能是完全不合适的。例如IBM公司的管理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保守管理的方法，他们对以前的声誉极其看重。对于电子办公领域的用户和商业合作伙伴来说，稳定性可能要比花样翻新的设计显得更重要。如果说手机的样式最好每月都有变化，那么IBM的产品最好能保障五年基至十年的技术支持。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保守形象恰恰是IBM的一个可以令人信赖的优点。

学会客场作战

如果必要时不能改变棋风，则您将无缘成为世界冠军，因为有时你无法逃避战斗，特别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在客场作战。迅速适应所在的环境是保证成功的重要素质。为了击败对手，你甚至可以临时改变风格，这样“猎人”就会自已掉进他所设的陷阱中。

在与印度杰出棋手维斯瓦纳坦.阿南德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中(1995年)我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战术。当赛程过半，双方各赢一局战平时，我执黑时没有使用喜欢的西西里开局，而是使用了极具风险的龙式变例，而此前在重大比赛中我从未使用过这个开局。

这并非是我愚蠢的自杀之举—临时选择这个黑方开局将使对局时产生许多变数。龙式变例将导致双方拼命对抗，白方只有采取凶猛的进攻才能争得优势。除此之外，我在研究阿南德以往的对局时发现，他在对付龙式变例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在各种激烈对抗的开局中，他对处理龙式变例最没有信心。阿南德没想到会遭遇这个黑方开局，但立刻明白了，这是我有意而为之。要想获得优势他只能采用双方激战的主变例路线，但他也清楚，而对精心筹备的对手，要冒这么大风险可不是件容易事。面对两难局面，阿南德棋下得患得患失，最终两局落败。

众所周知，拿破仑极其擅长快速适应局势。他在战场上极善于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特别善于处理胶着状态时的进攻，有时则善于将对手诱入他精心布置的陷阱中。

拿破仑精心筹备了奥斯特利茨之战(1805)。他把军队撤下，把一个位置绝佳的前哨阵地拱手让给俄罗斯军队，让俄罗斯人可以远远地看到人员稀疏的法国军队。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认为，他名垂千古的时刻到了，于是下令俄罗斯军队大举进攻。然而这正是拿破仑处心积虑想要的结果。他悄悄地大量调动兵力，给俄国军队以迎头痛击。

这非简单依靠军事欺骗得胜。首先，拿破仑清楚一点，双方兵力悬殊，正面交火绝不可能取胜。他同时也清楚，亚历山大一世年轻气盛，渴望建功立业，所以才可能上当。换成一个老谋深算的军队指挥官，决不会相信善战的拿破仑大帝会把一个战略要地拱手让给敌人。(库图佐夫是唯一提醒亚历山大要小心的军官，然而亚历山大对库图佐夫的提醒却置若罔闻。)拿破仑在制定战略时考虑了所有以上因素，因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然而皇帝们有时也能吃一堑长一智。七年后，拿破仑的大军攻入俄罗斯，开始了1812年卫国战争。亚历山大一世听从库图佐夫建议，采用了他提出的观望战略，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俄罗斯军队打了一个漂亮的回敬战。

我也不止一次被迫调整战略以适应当时的情况。1983年在通向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圣山的道路上，年仅20岁的我遭遇不久前曾参加世界冠军争夺赛的52岁的维克托.柯尔奇诺依，两次世界冠军的挑战者。这位棋坛老将不出众人所料，一开始完全控制了局面：先是轻松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则根本不让我构建进攻性局面。

于是我不再徒劳无功地试图使局面尖锐化，而是改变了棋路：不再选择凌厉的进攻着法，而是采用最稳妥的着法，哪怕局面变得平淡无奇也在所不惜。改变棋路使我摆脱了必须强制对手以我的棋风行棋的精神压力。我只是在简简单单地下棋，没有任何压力!柯尔奇诺依开始强迫我按他的棋路行棋，但我很快适应了他的棋路，适应了新的战斗形势并开始赢棋。我赢了第六局和第七局，追平了比分。柯尔奇诺依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九局他转向激烈进攻的战术风格，想把我一举击溃。然而他已经主场失利，客观作战则更无胜算，因此该局再次落败，最终比赛失败。

这种在敌人狂轰乱炸之下仍要适应环境的经验对我来说大有裨益，一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冠军争夺赛中与卡尔波夫对局时，在更恶劣的环境下，正是依靠这种经验才使我化险为夷。

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人都知道，不善于适应环境变化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另一个有关《大英百科全书》在计算机时代遭遇的例子也是可资借鉴的。对于这个最著名的参考书品牌，其经营者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大概就是他们太晚意识到发行光盘版百科全书的必要性。出版商一直怀疑：“难道有人愿意把这赏心悦目的书换成干巴巴的光盘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每个读者都有这种愿望!)”一时的犹豫和怀疑使得微软百科全书和其他竞争者捷足先登，占据了庞大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印刷版的百科全书销量降到了最低点。

随后互联网时代到来，出现了大量的百科信息读者。所有的公司都免费提供信息，运作费用由广告收入来补偿。而《大英百科全书》仍一如既往地收取信息使用费，当然是惨淡经营。几年以后《大英百科全书》终于决定信息免费，然而这时网络公司模式的发展已经是如火如荼，网络广告已经没有了市场!《大英百科全书》又一次没有赶上形势变化!

为什么《大英百科全书》会屡屡失利？当印刷业向电子业转轨时，《大英百科全书》的领导层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而互联网战略方面的失利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指落后于竞争者，还在于对消费者需求的前瞻性不足。当可以借重百科全书强大的品牌声誉时，营销人员却自作聪明地试图在变幻莫测的互联网市场中混水摸鱼，结果再一次失利。

频繁改变战略相当于没有战略

在决定采取某些变革之前，应先确认是否可行。暂时的失利可能会逼使你抛弃正确的战略计划，而暂时的胜利又会使人盲目认为诸事大吉，哪怕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分析胜利总不如对分析失败那样透彻，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获胜是由于自己实力超群，而与偶然无关。然而自负和自满往往导致重大的失利。

如果您在每次失利后都认为以前的战略是错误的，而频繁地改变战略，那么就相当于没有任何战略。只有当形势发生剧烈改变的时候才能对战备进行根本性调整。执行任何计划都应有延续性以及灵活性。战略家应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有力地实施它，但同时又一定时刻保持清醒，及时确定是否需要改变方针。考虑改变时应该深思熟虑，而实施改变时则要雷厉风行。

在我一生最紧张的那次对抗赛中，我亲眼看到，我的对手是如何对其战略构思失去信念以至最后功败垂成的。我指的是与阿那托利.卡尔波夫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冠军对抗赛(1985)中决定性的一局。该局之前我领先一分—12：11。如果再有一局和棋，那么我将成为世界冠军。而卡尔波夫则有执白棋之利，因此还有可能拿下该局，这样我们两人战平，他就可以保住棋王宝座。

这种对棋手生死攸关的对局，它的胜负是受某种特殊规律支配的。当一步棋能决定“生存还是毁灭”时，每个人都很难保持头脑绝对清醒。当对局双方都处在精神极度紧张，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许多事情，如果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由双方的心理承受能力，由双方的对局情绪决定的。获胜的总是那些更冷静、更细致、更自信的人。

卡尔波夫已无退路，他选择了当时自己最热爱的e2-e4开局。对局中我经常使用西西里防御，这次他制定了新的、更激烈的进攻计划，好象这更符合这决定性一战的精神。但是当紧急时刻到来后，他又不敢投入危机四伏，然而又真正具有威力的进攻，没有步步紧逼，制造压力，而是试图下得比较稳妥，选择了审慎的“卡尔波夫风格”行棋。他可能在内心中对展开王翼进攻并没有多大把握，因此下棋时不够勇敢，不够强硬。换句话来，他个人的棋风与本局所采取的战略相冲突，他放弃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这是全局的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走了一步棋，看似意图不明而又十分艰险，此后白方的进攻就变得有气无力。卡尔波夫拒绝了和棋的机会，因为他只有获胜才能保住棋王宝座。而现在是我如鱼得水的时刻，我发动了反击!最后这场胜利使我成为了世界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波夫从这次命运攸关的对局中获得了宝贵的教训：此后他很少再使用e2-e4来开局。看来他已经明白，他很难控制西西里防御战斗激烈的局面，因而封闭性开局更接近于他的风格，与他对国际象棋的理解更合拍。也正因为他善于及时调整和适应环境，所以多年来能一直高踞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山的巅峰之上。

您不能仅限于当紧急时刻来临时才知道应提出哪些问题，您还应该善于识别这些紧急时刻。情况变化是否需要你必须马上改变战略，或者你只需要稍微调整战略即可？主要目的是否已经改变，如果已经改变的话，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

还要避免因为敌人的压力而放弃选定的战略计划。如果您成功的实施了战略计划，在棋盘上争得了一定的空间，或是在商场上争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竞争者会千方百计迫使你放弃成功的战略，继而打挎你。但如果你不顺从对手，则不会失败。因为对于一个坚实有效的战略来说，对手搞的一些破坏活动通常是无法奏效的。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不必太过关注，只要按既定方针勇敢前行即可。

我多年来称霸国际象棋棋坛，这有时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某些对手在和我对局时会采用一些不常见的、比较生僻的着法，力图使局面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他们希望借此使我无法利用以前的经验，使我对不可预知的局面改变手足无措。然而这些“破坏”理念通常缺少基本合理的思考。这种新措施会带来一些暂时的优势，但无法补偿由于其本身不合时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即使对手不对你进行直接破坏，他们依然可以干扰你的注意力。当你与某人单独对抗时，比如说在棋王对抗赛上，你只是与坐在你对面的一个人对局。结果很直白：如果你赢了，那么他就输了。或者相反。但是在联赛上，你要面临几十个对手，每一局比赛都可能对你的成绩产生影响。商业运作中通常要面对无数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情况十分复杂：比如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进行洽谈磋商时，则三角洲航空公司必定会对此关注。

2000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超级联赛即将结束时，积分与我最接近的是阿利克.希洛夫和迈克尔.亚当斯，我的积分只比他们高半分。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分别遭遇不同的对手。如果我下成和局，那亚当斯和希洛夫得胜，那么他们就会追上我，和我并列第一名。如果我下输这局，则有可能会直接成为第三名。

赛前我就应该决定，是拼命争胜还是小心出击。如果不加考虑，高呼“不胜利，勿宁死”的口号，象斯巴达克思那样义无反顾地冲入敌阵，勇则勇矣，却不一定适合当时的形势。不管是下棋也好，生活中也好，你难得面对这种需要破釜沉舟的处境。之所以不想将局面激烈化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当时执黑。二是我的对手谢尔盖.莫夫谢西扬尽管在高级别比赛中胜率总是不高，但在上两局却直落两位著名棋手。另外我们两人的决斗还有些微妙之处。不久前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冠军锦标赛(1999)上，我批评了比赛采用的淘汰制，认为这不适合从一百多名参赛者中遴选出世界最强的棋手。在批评新的棋赛制度时，我开玩笑把那些参加四分之一决赛的选手，包括莫夫谢西扬，称为“冠军赛观光客”。谢尔盖听了十分恼怒，向媒体表示对我的愤慨。现在这个“观光客”大概不想空手而回，而是想观光之余把我的惨败当成纪念品带回家。

我还应该考虑希洛夫的对手法国人巴克洛特是否赢下该局。巴克洛特已经连吃五局败仗，正处于联赛棋手排行榜的最底端。因此我不能指望他能与希洛夫下成和局，而且希洛夫现在如饥似渴地想赢这局。

考虑以上因素后，我制定了自己的对局战略。我选择了最喜欢的凌厉的西西里防御，争取在第一时间转入反攻。当我在对局中起身查看两位冠军竞争者的对局情况时，发现形势有利于我。当然如果我能拿下这局，那么两位竞争者不论胜出与否，都对我构不成威胁，但我依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因为如果亚当斯和希洛夫不能取胜，那么对我来说冒险则是很愚蠢的，因为我可以将这局下成和棋，总归是可以获得冠军的。应该承认，这些想法使我无法集中精力下棋。过分思考竞争对手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你分心，无法去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本来在你掌控之中的问题。

因此当我发现希洛夫和亚当斯已经胜利在望时，我反而释然了。现在我清楚，只能暂时忘掉他们，全力下好自己这局棋。

这局棋无论如何也要赢!我回到棋桌旁，应步步为营的想法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后我们三人全部拿下最后一局，我以微弱的半分优势夺得冠军。这件事的教育意义在于：如果我们太多关注别人的事情，那么我们可能会失掉自己的目标。

问一个“为什么”将战术家转变为战略家

日本企管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一本商业策略书中对战略下定义时写道：“检验那些主流观念是否正确时，唯一的方法是问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问题能把一个平庸的战术家升华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家。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就应该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当我问棋坛新手，他们为什么要走某个极糟糕的着法时，他们常常自己也搞不清原因。尽管这些着法并不在某种战略计划之中。因此在决定每步棋或是做出某个决定以前先停一下，最好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我有什么目的？这一步对我是否有利”。这样作是不无裨益的。

国际象棋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威力有多大。每一步棋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或者符合你的战略构想，或者有悖于战略构想。如果你每步棋没有明确的目的，则你将输给行动计划比较清晰的对手。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关乎个人生活的，还有涉及职业工作的，但这些问题经常只是一些“愿望清单”，还不是可以借此制定战略的确切目标。当你只是单纯的说“我想多挣钱”、“我想得到真正的爱情”或者“我想赢下这局棋”，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愿望并非目标(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愿望值得你去努力)。

例如，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候曾渴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只有当您明白了为什么需要这种改变时，这种渴望才会有意义。有可能您需要的并非是找一份新工作，而是改变一下行为方式。也可能只要对现在的工作稍作调整即可。当您不了解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时，不可能知道要向哪个方向努力。

寻找通往主要目标的道路时，您应当制定一份中间目标清单。譬如您现在的工作已经可以保证衣食无忧，那么您就不应该接受那些虽然可以给你带来更高的收入，却使你的工作条件变坏的工作邀请。

各行各业的领军者—是繁荣昌盛的公司也好，是业绩卓著的个人也好，都是依靠努力工作和专注于既定目标而得以成就的。那些骄子中的骄子都十分自信，相信自己的规划，并不断的完善这些规划。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工作高效使其信念越来越坚定，意愿越来越强烈，而这些信念和意愿则使工作效率更高。

要习惯于不断分析自己的行为，克服犹疑不决和自大自负。这种习惯就象人的肌肉一样，需要不断的强化锻炼。

商业经营中有一条至理名言：“有计划没行动是纸上谈兵，有行动没计划是自寻死路”。

人物介绍

保尔.摩菲(1837.06.22—1884.07.10)，美国国籍。

威廉(或译作威尔海姆)斯坦尼茨 (1836.05.14—1900.08.12)，奥地利帝国/美国国籍。

现代国际象棋理念奠基人

现代国际象棋的宏伟大厦建立在两根栋梁之上—摩菲和斯坦尼茨。前者以非凡的天才和流畅的棋风震惊了世人，在国际象棋史上留下了夺目光辉；后者则提出了国际象棋战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局面弈法流派。摩菲和斯坦尼茨的贡献在于将国际象棋从浪漫主义过渡到了讲求“铁”的逻辑的现代国际象棋时代。

很难相信，一位棋手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对这种古老的游戏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1858年美国人保尔.摩菲凭一已之力永久改写了国际象棋世界的格局。这位出身富裕的年轻人来自新奥尔良，他进入棋坛只是因为大学毕业后还不到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定年龄。很快他在美国已经找不到象样的对手，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彼岸。

摩菲的欧洲之旅堪比当年地理大发现时伟大的征服之旅。沿着西班牙征服者的路线，只是方向相反，这位年轻人(他当时21 岁)，击败了一个又一个象棋高手。他甚至打败了当时最著名的德国棋手阿道夫.安德森。安德森以非凡的进攻能力著称于世，他的两个最伟大的对局被称为“不朽之局”和“常青之局”，即使是现代人在欣赏这样完美对局的时候也赞叹不已。但安德森对摩菲惊人的进攻也无能为力(而40 年代的国际象棋领军人物，英国著名棋手霍华德.斯汤顿则干脆拒绝与摩菲交手)。

摩菲如英雄一般凯旋，受到美国人热烈欢迎，这毫不奇怪，因为他几乎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人。尽管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出现了正式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称号，但摩菲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棋王。

然而可惜的是摩菲的辉煌时间太短了。他从来没有认为国际象棋是美国南部绅士的一种正当职业，从欧洲凯旋后，他就退出了棋界。他不仅对国际象棋失望，甚至对事业如日中天的法律行业也失去了兴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的心情更加压抑，最后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完全可以把伟大的摩菲称为“国际象棋的骄傲与悲哀”。

为什么摩菲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不仅在国内找不到象样的对手，而且还能轻易战胜世界强手？摩菲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具有一种天赋—他能看清对局局面，可能这一点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除此之外，摩菲不象当时的其他棋手那样总是一开局就义无反顾的投入进攻，而是先进行全面的准备。他明白，只能在局面强化到没有明显的漏洞，不会被敌人击溃后，才能开始胜利的进攻。

遗憾的是摩菲没有留下能解释其对局方法的著作。他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棋手，以至于当他离开棋坛后，浪漫主义棋风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好象此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又过了二三十年，棋坛上再一次吹起了清新之风，局面弈法重又出现，并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规则。

这个“再次”发现要归功于威廉.斯坦尼茨，他出生于布拉格。斯坦尼茨早期的象棋事业稳步上升，而他的棋路则与其当代人相同，也就是说他下棋主要依靠直觉，敢于冒险，基本上不考虑防守或战略。凭借其大胆的进攻手段，他被称为“奥地利的摩菲”。

斯坦尼茨成为美国公民以前曾移居英国，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年。也正是在英国的时候他逐渐改变了弈棋思想和风格。比赛之余的大量时间他可以思考和研究；同时他为纽约一家报纸的国际象棋普及专栏撰写稿件，还下一些表演赛。1870 年他开始研究国际象棋战略和局面评价方面的理论。这是国际象棋历史上“前斯坦尼茨”和“后斯坦尼茨”时代的分界线。

斯坦尼茨不仅依靠其国际象棋理论而名垂千古，他还将理论成功地用于实战对局。1886年他参加了第一届正式的国际棋王锦标赛，与浪漫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楚凯尔托特争夺棋王头衔。斯坦尼茨在前五局中连失四局，但最终凭借自己的象棋理论实现了逆转。他深入研究了对手的情况，将对局策略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最终以10：5 战胜了对手。楚凯尔托特始终无法理解，斯坦尼茨并没有使用精妙的进攻，他是如何战胜自己的。然而只有进攻才能获胜吗？

1894 年斯坦尼茨将棋王头衔输给了拉斯克，新一代棋手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理论。

历届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都对他的国际象棋对局诸原则赞赏有加。国际象棋理论不断演化，但正是受到摩菲鼓舞的斯坦尼茨第一个使对局不再依靠变幻的流沙一样的直觉，而是依靠坚实的理论依托。

“直至今天摩菲仍是无人可以超越的开放式弈法大师。他的意义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他之后国际象棋领域没有任何突破(至20 世纪中叶)。每个棋手，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象棋大师，都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温习这位美国天才的创作”(鲍特维尼克)。

“与其它志在获利的游戏不同，国际象棋是属于智慧人的游戏。这是一种除了可以把荣誉作为奖品之外，没有任何实利的对抗。这无疑是一种智力游戏。如果国际象棋棋盘能代替所有的纸牌桌话，则社会风尚将发生显著改善”(摩菲)。

“斯坦尼茨学说的意义在于证实了国际象棋对局法则中有一种符合逻辑的本质”(彼得罗相)。

“国际象棋不属于懦夫，它会完全吞噬掉他...下国际象棋很难，需要不断的努力、严肃的思考和勤勉的研究。只有诚实的、公正的思考才能达到目的”(斯坦尼茨)。

第四章 战略与战术

战术是当你有棋可走时知道如何走棋。战略是当你无棋可走时知道如何走棋。（萨维利.塔塔科维尔）

停滞就是落后!

要想下出正确的着法，我们应该清楚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国际象棋对局的目的很明确：将死对方的王。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来确定对局的战略与战术，拟定最佳行动计划。而在实施战略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任何可能的战术机会。遗憾的是，“战略”和“战术”两个词经常被视为同义词，使我们忽略了它们之间许多本质区别。

如果说战略是抽象的，是着眼于长期目标的，那么战术就是具体的，立足于寻找最佳现场解决方案的，立足于评价当前所受的威胁并进行自我保护。战术可以使你从艰难的处境中脱身出来。除此之外，还会有“只此一着”的情况，所有其它着法都会导致失败。国际象棋文献中有专门的符号用来表示这些强制性着法。这些着法不好也不坏，不难也不易，是避免马上失败被迫采用的着法。

当您的对手突然犯错时，就出现了可以直接致胜的战术机会。正如在足球中一样：当一个球员接受了长期的技巧、战略构思和战术组合训练后，在踢球时发现对方守门员滑倒后，会毫不犹豫地起脚射门。这就是纯粹的战术决策。

有时局面会要求你不断改善处境，利用能找到的任何战术，对敌方的威胁做出精确的反应。但当你找不到明显的着法，当只能采取深思熟虑的着法，而不是下意识的反映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著名的特级大师和国际象棋撰稿人萨维利.塔塔科维尔戏称这种情况为“无事可作的时候”。实际上高明棋手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这种时刻。

我们下棋时不能弃权不走，哪怕当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棋时。这种强制规定对于没有战略目光的棋手来说是一种重负：当没有直接威胁时他无力制定战略计划，不惜任何代价力图使局面激烈化，但这只能使他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以彼得罗相为例我们明白，保持“警惕性无为”是很有必要的，不过这种风格要求有极高的棋术修养。正如第二位世界冠军艾曼纽.拉斯克所言：“谁读不懂均势局面所传达的语言，他就无法查觉那些可能会导致巨变的微小迹象”。

那么当表面上看起来无法可想，我们又能作什么？对局下到这种时候我们称为“局面弈法”，因为此时行棋的关键在于逐渐改善自己的局面。应该强化薄弱区域，寻找适当方式来加强子力，同时又不能失去重心。平静的局面有时是很阴险的：它会使你放松警惕。当你刚刚放松，你的对手，局面弈法的大师就携雷霆万钧之势向你猛扑过来!卡尔波夫和彼得罗相精于此道。他们几乎任何时间都小心翼翼，可以很长时间保持一种看似无所作为的对弈状态，一点一点的积累局面优势。有时他们的对手找不到任何有利着法，就如同站在流沙上一样，一点力量也使不出来。

生活中我们并非总是不停地前进。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有利的行动计划，我们会去看电视，作一些家务事，认为没有消息也是一种好消息。唉，人是大自然创造的最能寻找无聊方法来打发时间的动物。然而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在最稳定的时候也能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他会不断寻找前行的道路，不断强化自己的局面去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任何时候不能忘记，生活与棋局一样，稳定只是暂时的，而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不止一次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看似稳定和安全的局势一夜之间被阿富汗事件(指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译者注)打乱，然后就是经济崩溃和苏联解体事件...

或者看另外一个例子。欧洲进入20 世纪后，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冲突，全社会，包括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都笼罩在和平安乐的氛围之下。而此时德国皇帝却在积极备战。德国的海军力量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海军则以更快的速度建设，英国的海军建设反过来又刺激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实际上英国海军的壮大只归功于一个人—英国的海军上将约翰.菲舍尔。

英国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海洋霸主，于是1900 年以来英国的政客和军官们都认为这种霸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但海军上将菲舍尔立志革新皇家海军，要建造形体巨大、速度飞快的无畏战舰，研制用于实战的潜艇。他的潜艇被海军部里的同事鄙视为“胆小鬼”，有时甚至称为“与英国精神相抵触的”发明。

菲舍尔的军事思想与当时的国家事务格格不入，因此他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和平时期的强军规划。他甚至曾愤而辞职，但1914 年被重新召回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改革的重要性。现在历史学家们已经承认约翰.菲舍尔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尽管他未发一枪却显示了自己的深谋远虑。他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家，懂得在看似稳定的时候应该不断努力向前。

战略应该指导战术

国际象棋对局时一个战术操作会产生一系列双方必须回应的着法。您应该尽可能深入分析局面。每一步棋的价值都很高：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

这一点和交易所的交易员相似，交易员每天几十次，几百次地考虑一个问题－“是买还是卖？”他不断查看股票价格和指数，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最短时间内进行分析，选择他认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他思考的时间越多，他的决策就会越合理，但如果他拖延时间太长，那么有利的行情就会一去不返。

国际象棋的战术计算对新手来说十分困难，但在接受系统培训以后，战术计算就很自然地成为对局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与战略思考相比，几乎是机械式的行为。战术计算通常是一系列清晰的判断，其模式为“如果怎么样则怎么样”，这种模式对于电脑编程十分合适。“如果他吃掉我的兵，那么我把马跳到e5。如果他攻击我的马，我就弃象。如果...”等等。当然在第五步或第六步之后，您的计算将会因变着太多而变得十分复杂。您计算得越深，就越可能犯错。

我们在作决策时需要依靠以往的经验和当前的分析，因此了解分析的过程并不断完善它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评价战术决策。但时刻要记住，不能让具有偶然性的战术运作使我们偏离战略目标。

2004 年，举世闻名的莱特兄弟试飞百年纪念会不久，我在瑞士举行了关于“如何开发潜能”的讲演。在讲述没有战略远见的危险性时，我引用的正是莱特和他们举世闻名的发明－飞行器。

莱特兄弟名垂史册，但他们自己却认为飞行器除了能作为一项简单的消遣方式外，难得有大用途。由于当时美国的科学家也接受了这种意见，所以美国当时在飞机制造业明显落后于欧洲。莱特兄弟没有对这项发明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其他人则开始将航空飞行用于商业和军事目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坐的飞机不是莱特兄弟的飞机，而是威廉.波音的飞机。美国需要的是可以将工业思维与经营远见结合起来的人材，波音先生就是这种人。波音先生的故事有双重教育意义：他不仅是个具有远大目光的战略家，还是个脚踏实地，拥有创作思维的战术家。

1910 年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有人提到飞机会给全世界带来一场革命，而这种说法被称为“荒唐无聊的夸大”。当时的波音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对比空气重的飞行器一无所知，而且他当时所住的西雅图也离试飞的美国东海岸相当远。尽管他对莱特兄弟的技术方案一无所知，但他仍然意识到飞行器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并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战略构想。

波音先生知道，要建立一个飞行器领域的成功企业必须首先完善飞行器的工艺。为了实现其构想，他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为此搭上了全部积蓄。他没有无所事事，等着技术工艺在他破产之前得以突破。他的战略构想是开发一种革新的飞机制造工艺，而他所采用的战术则是为当地的大学建造培训工程师的风洞。

1917 年美国军方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急需飞机，而波音已经有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美国军方打算在离西雅图五千公里以外的佛罗里达试验新飞机，而当时的小型飞机还飞不了那么远。波音不想错失良机：他命令将飞机拆成小部件，包装后装进箱子，绕过整个美国把飞机运到了佛罗里达。这就是高明的机动战术。

这个小小的成功使波音得以继续发展他的事业。

尽管当时他的飞机工厂一直为生存苦苦挣扎，有时工厂甚至生产一些摩托艇或是家俱来挣钱，但他仍雇用了当时最优秀的工程师，并将大量经费投入研究工作。因此当航空邮政、客运开始发展，特别是当1927 年查尔斯.林德伯格完成了从纽约到巴黎的震惊世人的飞行以后，航空业开始迅猛发展，波音此时已拥有了先进的航空工艺，可以进军这个新兴产业并占据垄断地位。

还是在2004 年，当我在巴西的两个商业会展上演讲时，我在上面的故事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故事。巴西人也有自己的“航空之父”－发明家阿尔伯特.桑托斯-杜蒙，他在莱特兄弟试飞以前就使用比空气重的飞行器进行了公开表演。这项伟大的功绩和他的爱憎分明的性格使他成了1900 年全世界几乎是最著名的人物，尽管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这是波音的一个反例。桑托斯－杜蒙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只有依靠环球旅行才能实现世界大同，他对自己的发明不太关心。他对飞机用于军事目的十分恐惧，这也可能是他1932 年自杀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有机会在俄罗斯作演讲的话，我会用发明家亚历山大.莫让斯基的遭遇来说明没有战略目光的不幸。他在1882 年就成功试飞了飞机模型，比莱特兄弟早了20 年。他第一个向世人展示了可以使用比空气重的机械来飞行。但莫让斯基没有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的只是失望。他的发明被宣布为军事秘密，他被严禁发表任何与飞机有关的文章。目光短浅的沙皇政府认为制造比空气重的飞行器为时过早。由于没有资金支持，莫让斯基被迫终止飞机的改进工作，俄罗斯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一个航空大国的得天独厚的机会。

如果说战略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那么战术就是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波音先生实现自己远期构想时使用了无数的战术方法和机动部署。当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和中间任务，就可以勇敢地采取各种战术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我们尝试得越多，效果就会越好：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和战术思维有机结合，处理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快，越来越准确。而时间对于达到目标有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时间恐慌的难题

对于一个战略家来说，最讨厌的敌人就是时钟。在国际象棋对局中时间严重不足称为时间恐慌。时间恐慌会使我们只能进行战术思维，主要依靠直觉来行棋。当时间已经不足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和对局面进行恰当的评价时，我们的战略目光将会被情绪和本能所干扰。没有准确的计算，即使是最发达的直觉也会犯错。国际象棋一下子变成靠运气取胜的轮盘赌游戏。

2004 年3 月4 日我在西班牙的利纳雷斯比赛时陷入了时间恐慌。在最重要的一局比赛中，我的珍贵时间一秒一秒地减少。我执白与保加利亚的特级大师韦塞林.托帕洛夫对局。托帕洛夫后来成了国际棋联的世界冠军（1993 年卡斯帕罗夫与国际棋联分裂，另立国际棋协，自行举办世界冠军锦标赛，与国际棋联分庭抗礼。托帕洛夫是国际棋联比赛中诞生的世界冠军。所以卡斯帕洛夫说他是国际棋联的世界冠军－译者注）。这场年度大赛已近尾声，而我却排名第二，但如果该局取胜，那么我还有机会争夺第一。我只剩下十分钟，棋盘上是激烈对攻的局面，而且棋盘上可能马上就会风云突变：我集结重兵对黑王展开了猛攻，却无暇顾忌自己后翼的防守，把它交给了命运女神处置。

我看到了一个很有力的进攻方案，但无法计算出具体的着法：双方可能的着法太多了。进攻方案看起来不错，而且直觉也告诉我进攻应该是可以奏效的。当只剩八分钟时，我走出了这步棋。现在轮到托帕洛夫流汗了。他下了出乎我意外的一步防守着法，将问题又转给我。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分钟了...

只剩四分钟了。等一下，他的上步棋是不是走错了？托帕洛夫是个进攻型棋手，而这步棋他没有采用防守着法，而是进行了反攻。要继续进攻我要弃掉一个棋子...我的进攻威力很大，但如果进攻受挫，那我肯定满盘皆输!我没有回头路了...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快，全身热血沸腾。我能感觉到，决定性的一击马上就要到来。我下一步跳马后，车将攻击他的王。但马跳到哪里，是e6 还是e4，是向前跳还是向后跳？

只剩两分钟了。大脑飞速“扫描”了两个可能的进攻方向，试图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案中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不断试想如何回应对手的着法：如果他这样，那么我就这样，如果他那样，我就那样。我算了四步、五步、六步...但我已经没有时间详细分析，没有时间找出确信正确的着法。

一分钟!只剩一分钟!我好象依稀看到，如果马向后跳会输棋。情绪紧张到了极点，我把马跳向前面，并立刻感觉到，丢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托帕洛夫反应很快，将王退向棋盘中心。彻底明白了，白方并没有决定性一击。剩下的几秒钟我只能不断的将军，而黑王则前前后后地躲来躲去，最终因三次重复局面而和棋。我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我感到内心空荡荡的。他怎么能从我的攻击下溜走呢？我在哪个地方错失良机？为什么我的直觉在紧急时刻会出错？

赛后拆棋时发现，马向前跳是一个十足的错着。如果我把马向后跳到e4 格，也就是那个远离黑王的着法，看起来要输棋，却能使白方随后进行猛烈的进攻。对局时我认为，如果我走这步棋的话黑方的后可以先将我的军，然而退回去加强防守，这样黑方就赢了!赛后复盘时托帕洛夫告诉我，如果我的马跳到e4，那么我就赢了。我当即反驳说：“那么如果你的后到c1 格将军怎么办？”但看到托帕洛夫一脸错愕后我立刻明白了，这步棋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根本就到不了c1 格。我懊悔万分。正确的着法是吃掉对方的一个关键防守子—这也是我应该坚持的战略计划。如果我能有充足的时间来计算就好了。真是造化弄人!

这次失误对我触动很大，因为这次失误发生在战术执行中，而实际上快速、深入的计算是我的强项。我自信比任何对手更能分析复杂的局面。我如果决定发动致命一击的话，没有人能逃脱。

2004 年利纳雷斯之战后我的自信心动摇了。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从不犯错，但有些事情还会引起担心。我已经四十岁，比大多数棋手的年龄都要大，他们都不到三十岁，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如果年龄开始影响我的成绩，我的战术能力开始下降，那么我还能在顶峰上呆多久？在重回赛场前我应该仔细分析我的能力，特别是战术目光问题。

事后获得的一系列胜利证实，我的状态仍不错。那次失利并非仅仅是由于时间恐慌，而是我把自己赶入了时间恐慌。最近几年我参加联赛比较少，缺少实战训练，影响了紧急时刻的应变能力。这表现在犹豫不决以及对着法计算的准确性不够自信：宝贵的时间都用在重复计算上面。与托帕洛夫的对局也是这个原因...即使有最绝妙的计划，最高明的战术构思，却会由于时间恐慌而功亏一篑，这就是不自信的下场。

好战略可能被坏战术断送

我非常喜欢温斯顿.丘吉尔的书。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人把这种品质称为固执)贯穿了丘吉尔性格的方方面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命令发起达达尼尔海战却遭到惨败。然而二十多年以后他意识到，当时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此鼓起勇气，再次实施了作战计划。

1915 年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说服英国内阁和英国盟友发动了对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的进攻，旨在打通与俄罗斯的联络线，迫使德国开辟新战场。英国军队和舰船由地中海战场撤出，向战略要地—亚欧分界点达达尼尔海峡集结。

英国人开始进攻，然而这次等待他们的却是厄运。陆军到达后伊恩.汉密尔顿负责指挥，但这位将军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却知之甚少。他把指挥权分派给两个军官，这两人都没有大战指挥经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战术失误，英国人伤亡很大。土耳其人顽强抵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土军指挥官上校穆斯塔法.凯末尔得以晋升，后来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土耳其之父。

英国人被迫全线撤退，损失了将近二十万人和三艘战舰。海上霸王这次遭受了奇耻大辱，这也使丘吉尔断送了他在海军部的前程。然而1940 年，当国家面临危急关头，他被再次启用，进入英国政府领导内阁。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丘吉尔第一个意识到，盟军遇到了与1915年类似的情况：与一战中的俄国一样，苏联资源严重不足。

因此1941 年7 月英国政府开始与苏联政府磋商占领伊朗事宜，以便打通与苏联的陆路交通线，为苏联提供物资(通过北海供给物资比较危险，另外运力不足)。10 月份盟国就开始向苏联提供粮食和军事装备，实现了1915 年未完成的计划。这些给养对苏联人十分重要，特别在1943年期间，每月通过伊朗运送30 多万吨粮食、弹药和各种设备。

丘吉尔明白，上次达达尼尔海峡之败并不说明他的战略计划有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管计划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具体情况和所采取的行动都应客观、细致地分析。

我在对俄罗斯1996 年总统大选情况进行分析时明白了，我们，包括我，当时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支持了叶利钦，我们当时采用了“两害相较取其轻” 的原则。我们没有采用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即选举程序重于竞选人清单的原则。许多俄罗斯命运的思考者同意使用第一个原则，也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势态。因此当我制定行动战术时，坚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于在野党来说，最原则的问题是要制定正确的选举程序，使得只有代表俄罗斯利益的人，而不是提前拟定的竞选清单内的人才能成为唯一的竞选人。

下棋时我们经常遇到好战略被坏战术断送的例子。仅仅一着漏算，就会断送一个精妙的构思。但如果好战术或者运气使一个坏战略成功，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更糟糕。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发生一次，很难发生第二次。因此分析自己的成功要比分析失败更小心。

巴勃罗.毕加索一语中的：“电脑于人毫无益处，因为它只能回答问题”。而最关键的在于如何提出问题!探询并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石。可能您会问，如何确定您的战术方法和日常决策是否与长期的目标合拍？战略目标可能被海量的信息所蒙蔽，可能被淹没在各种数字、琐事、计算和分析中。要想成为一位真正高明的战术家，除了一方面应具有战略目光外，另一方面还应有分析思维的能力。这两者相互补充才能保证您的远见卓识。

人物介绍

温斯顿.丘吉尔 (1874.11.30—1965.01.24) 英国国籍

无畏无过之骑士

英国伟大的国务家、演说家及作家，两次出任内阁首相(1940—1945; 1951—1955)及最高军事统帅。丘吉尔的大名无人不晓，但我仍将他写入本书中，是想强调他对我一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想说明，他的人性伟大之处何在。偶像的作用不仅仅对孩子重要。

苏联人对丘吉尔鄙视有加。电影里对这位英国领袖的形象描述十分片面：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反共分子，只有在影片情节需要时才给他施舍一点正面描写。苏联人对丘吉尔在二战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大多只知道他在富尔顿发表过反共演说。1946 年应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丘吉尔来到杜鲁门故乡密苏里州，他警告全世界即将面对“冷战”和“铁幕”时代的来临。

当然，苏联人对二战历史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按苏联教科书的说法，我们的盟友美国和英国只是在所谓的第二战线上作战，只给了我们微不足道的援助，因为他们想让德国纳粹和共产党人火并，他们好坐收渔利。我很小时就从叔叔和爷爷那里知道，官方的宣传和现实之间有天壤之别。

90 年代初我开始大量阅读英文书籍，读到了丘吉尔的许多精妙之语。这些名言促使我去阅读他的其它作品，这些作品使我对这位骑士勋章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人格魅力更加钦佩。

丘吉尔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敢于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勇敢地表述自己对全人类问题的看法。历史最少有三次证实了他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观点。第一，他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号召大家将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中，趁他还没有爬出来”(苏联的诸多书刊引用了这句话，作为证实他对苏联仇视的证据)。第二，他强硬地反对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甚至可以因此与斯大林结盟。第三，他在富尔顿演讲时公开宣称战后苏联将给欧洲带来可怕的威胁：“我觉得有义务向大家指出，西方也好，东方也好，有一片恐怖的阴影将要笼罩全世界”。

他的第一个判断已毫无悬念地得以证实，而且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因此而造成的灾难。世人听到了他的第二个判断，但领会得太晚，因而没有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世人也听到了他的第三个判断，而且及时采取了行动：著名的富尔顿演讲使杜鲁门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挽救了西方国家、南朝鲜及台湾。

我是在人生关键时刻开始接触丘吉尔著作的。苏联解体后将前人浴血奋战的历史全部扫入故纸堆，而我却从这里面寻找新的思想。当今世界，政客们已经没有胆量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去坚持正确的思想。而丘吉尔则激励我勇敢面对当今世界，去寻找更积极的人生意义。

丘吉尔1946 年3 月5 日在富尔顿发表了演讲，尽管“铁幕”已经走入尘封的历史，但他所讲到的历史使命依旧有其重要意义:

“当美国人军事人员面临严重局势时，他们总是以“全面战略观念”为主线来制定相关措施。这种作法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它能使思想保持明朗化。那么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全面战略观念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要保护全世界所有家庭的男男女女们的安全、幸福、自由和进步。”

第五章 计算与直觉

我只比对手多计算一步，但这总是正确的一步。（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

我们需要一种可以看到很远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叫直觉。（亨利.庞加莱）

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你能计算几步棋？”这个问题一方面很幼稚，另一方面又很深奥，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尽管这个问题触及国际象棋的实质。这就如同您在问一个画家，他向画布上涂抹了多少笔一样，好象这些问题与作品的质量有关似的。

尽管棋手们总是想出一些比较幽默的答案，诸如“需要多少步就计算多少步”，或者“比对手多计算一步”，然而最诚实的回答则是—能计算多少步取决于不同的情况。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定量化的答案，甚至没有一个最大值或最小值。国际象棋中的计算并不是简单的算术题。

下棋时无法考虑全部着法，因为全部可能着法的数量是个天文数字。国际象棋由于其自身特点，具有可组合的性质。着法的数量会呈几何级的倍数增长。计算五步棋后就会有几百万种局面。而总的局面数量则大到无法想象。当然许多局面不可能产生，但剩下的那些局面也够一个人去花上几百年时间来计算的。

这正如天气预报一样，你预测的时间越远，那么你的预报就越不准确。当可能的方案数量太多时，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计算。在计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偶然和不确定因素，这样结果会更加不可靠。

人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归为失误。但我却想把它们归到特殊的错误范畴—在计算中产生的错误。政治、艺术以及国际象棋中错误的性质是相同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奥托.冯.俾斯麦在建设德意志帝国时，既使用了军事方法，也使用了外交手段。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后立刻与法国解盟，与俄罗斯断交，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结成盟友。他坚信法国和俄罗斯是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因为俄国的沙皇是一个独裁制的君主，他“永远不会对充满革命精神的《马赛曲》脱帽致敬的”，因为许许多多的皇室人员就是在这首国歌奏响时被送上断头台的。

但当俾斯麦下野4 年后（1894 年），法国与俄国成了军事盟友。当法国战舰访问俄罗斯时，俄国沙皇不仅恭听了《马赛曲》，还脱帽致敬。

俾斯麦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尽管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但对俄罗斯渴望法国贷款这项需求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沙皇的傲慢会超过他对财政支持的渴望，因此判断失误。他的误算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欧洲大陆上出现新的敌对势力，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俾斯麦是伟大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但此时也犯了错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指望对手自已出错，尽管那些错误他自己是不会犯的。

准确地计算

有人认为国际象棋只是局限于64 个格子内，因此使用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可以很轻易地进行计算。但情况并非如此：机器暂时还无法评估许多重要的因素，无法评价许多常见和偶然产生的情况。电脑的长处在于其计算速度和深度。而对于特级大师来说，深入计算并不是他们的主要长处。荷兰心理学家和国际象棋大师阿德里安.德.格鲁特通过研究发现，好棋手在评价局面时一般不比稍弱的棋手计算得更深。高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计算的深度，而是计算的准确度。即使是每秒可以计算上百万步着法的电脑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评估方式，以便确定为什么这一步比那一步要好。人类在这方面很强，而电脑则比较差。如果你不清楚你正在看的东西是什么内容，那么即使看得再深入也于事无补。

在考虑一步棋的时候，我不会立刻去分析那些不计其数的应对着法。首先我要先分析一下所有的对局因素、元素，以便确定相应的战略并确定中间目标。只有当我明白哪种变化对我最有利时，我才开始计算相应的着法。这个过程基本上是靠经验和直觉，但终究还是离不开小心翼翼的计算。

不管您经验多少以及是否相信自己的直觉，分析总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正如通常所说的，你要信任别人，但仍要检查其工作。因为可能会发生一些规则之外的特例，并且总会有直觉感觉不到的东西。

有效的分析过程应该总是有序的。每个列出日常事务清单的人都知道，应首先安置好最优先处理的事情，并严格按照既定顺序完成各种事务，这样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下棋时凭经验我可以选择两三种可能的变着进行分析，通常尽快将其中价值最小的一个变着排除。然后我开始分析每个着法的分支树，在分析的时候还要考虑对方的可能着法及自己的回应着法。

如果局面比较复杂，则变着树通常会计算得比较深，可能会计算到四五个回合，也就是八九个着法(白方一着棋加黑方一着棋构成一个回合)。一般来说算到这个深度已经足够可靠了，除非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十分危险或最关键的时刻。

要使计算更有针对性，您要对变着树进行修剪。从一个变着过渡到另一个，放弃不好的着法并继续分析好的着法时必须要遵守计算规律。如果您对各个方向都不分轻重地思考，那么会浪费时间甚至会把自己搞晕。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何时停止计算。当你找到最佳决策(比其它的方案要好)后或者继续计算耗时太多则应立即停止计算。

计算与想象

下棋时想象力很重要，这与遵守计算规律并不矛盾。创作性思维与遵守计算秩序同等重要。直觉可以暗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违反秩序。有时一步好棋十分明显，此时就不应再对其进行详细的评价，而应立刻行动。当然这种情况相当少。比较多的情况倒是我们下了一步“很明显”的棋，结果却出现失误。靠直觉做出的决策一定要进行分析!当直觉告诉我们，在表象下面潜藏着更多的东西，或者到了关键时刻，那么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正确地评估局面。

如何才能识别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应该认真体会分析的方向和规律。如果一个计算分支显示可能有不可预料的结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来检查这个结果。有时会有一种很神秘的声音提醒我们关注一些事情。很难解释这种神秘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关键是当传来这种声音时，我们要努力倾听。

我凭借这种“第六感”赢过最漂亮的一局棋，那是1999 年在荷兰维克安泽举行的传统超级联赛上。那个漂亮对局的合作者是进攻型特级大师韦塞林.托帕洛夫。说他是合作者是因为真正精彩的对局总是在两个对手共同努力下创造的：如果对手没有猛烈凶狠的反攻或者没有建立牢不可破的防守，那么你就没有机会显示高超的技艺。那次对抗中托帕洛夫顽强的抵抗几乎超出我计算能力的极限，最后我使用了国际象棋从业生涯中最深入的战术组合。计算的主要分支时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5 个回合。如果不是我很神奇地想到了最终致胜的着法，我甚至无法计算大部分变着。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可以预见最理想结果的例子。

后来希腊有人专门为这局棋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要承认，小册子里所列举的各种变着中有90%我在对局未曾考虑。在考虑战术组合时，我只计算了几个比较好的攻王路线，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对手最可能的几种防守着法上。当然我明白，这种计算就象在走钢丝绳，一着漏算就可能全盘皆输：因为要将托帕洛夫的王赶到开阔地带，我要牺牲近半数的棋子!按照设想的模式，我一步一步深入，直到最后我才看到第十五步的变着—那决定性的一击。

这是一次真正的“计算的功劳”，但如果没有想象，人类的智力还无法进行如此深入的计算。如果我只是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评估局面，那么也无法使用这种终极组合。这并非是逻辑分析与完美无缺的计算相结合的产物。比如有些特级大师就指出，在组合的某个地方，我漏算了一步最严厉的着法。

尽管该局得以完美胜利，但上述漏算说明深入的计算有多危险。我太过渴望看到那宝贵的结果，以至于当逐渐接近这个结果时，我已经无法清醒地看到结果以外的东西。我确信这种美妙的结局是完全正确的，是经过严格检验的，然而这是一种潜在的十分危险的错误。

人机结合

因为我们不是计算机，所以计算时难免犯错。但如果计算时设定具体目标再加上经验和直觉，那么通常会成功。如果把我们的能力再加上计算机又会怎么样呢!？将人类智力与机器强大计算能力相结合将会对各种职业的发展产生新的推动力。这种进步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早在90 年代我就给自己提过一个问题，如何将计算机用于国际象棋。

象棋电脑程序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在组合计算方面的长处，而这一点对于人类来说则比较吃力。象棋程序可轻易算出最复杂的战术局面。程序在分析所有着法时，会选择最具有物质利益的那条路线。这种“暴力”方法虽然算不上很高明，但在一些激烈的对抗中却十分有效。但如果在没有明显的路线，需要深入的计划和战术机动的时候，程序就无法提供有效的着法了。而此时人类的经验和直觉则更有用。

1998 年我脑子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前我们都是在搞“人机大战”，如果搞一次“人加机器”之间的对抗效果会如何呢？我把新发明叫作高级国际象棋(Advanced Chess),在西班牙里昂进行了试验，试验时的对手也是托帕洛夫。对局时双方都可以使用电脑，可以选择任何软件。高级国际象棋模式下的棋手更象是一位经理，利用对报表数据的研究来确定合作的总体战略。使用这种模式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将人类和机器的长处结合的、新的高水平国际象棋。

第一次试验的结果相当令人乐观，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棋手操作电脑的时间不够用等等。我感觉试验时好象是在操纵机器或者说穿着盔甲在作战。因为可以不用担心犯低级错误，所以我把主要的精力全放在制定计划及寻找对方的弱点上。

后来又使用高级国际象棋模式进行了不少比赛，甚至与几名棋手进行了车轮战，他们都使用了高级电脑。那可真是超级大战!有时对局质量达到了超乎想象的高水平。当然，直到现在我更推崇的还是“人类棋手”的对局，但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来发展国际象棋则能使这项古老游戏焕发新的生命力。

计算机已经达到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水平，但在其他大多数领域与人类差距颇大。人类在处理商务关系以及交往时主要依靠感觉和直接反应。只有人才能了解其他人的弱点和喜好。顺便提一下，电脑直到现在也没有在类似纸牌一类的游戏中有所突破，因为在此类游戏中许多因素取决于玩家的性格。

机器可以精确地计算各种方案，可以记住桌上的每一张牌，但你又如何教会电脑虚张声势，以小博大呢？这是当你手里是一张坏牌，你却不断加大赌注，对机器来说，这种思想是不正常的。难道冷冰冰的机器能学会这些？您不管是与跨国公司的老板谈判，还是和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谈判，经验和直觉可能要比分析事实的能力更重要。

脑子越用越灵，因此分析能力和想象力应该经常运用，不断提高，这一点与其它的人类技能并无不同。许多棋手对自己的计算能力不自信，所以避免产生复杂的局面。但这种悲观的情绪会使情况变成恶性循环。总会不断出现复杂的局面，如果你只是指望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随后用分析来验证，则不可避免会在对局中落败。只有当你对同样重视工作验证判断时，你才能依靠直觉获得胜利。

我们真正理解的东西并不多

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努力研究人类大脑的秘密，但人类思维的秘密依然无法揭示，只能借助比喻、诗歌形象和其它形象性的表现手法予以描述，而这些手段通常用来描述我们不甚理解的东西。我不是诗人，所以我所研究的题目就比较通俗，叫作“大脑的执行控制功能”。

在大脑层析成像技术发明以前，奥尔德斯.赫胥黎对弗洛依德的看法不屑一顾，把经验称为“直觉及正常思维的结果，是一种可以看到和听到重要信息的功能，可以识别出关键时刻，可以理解和对比相关的事件。经验不是客观世界对人的作用，而是人对周围事物的作用”。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在对事物的影响中起着比较积极的作用。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只是等着智慧来光顾我们。单单依靠从错误中寻求知识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要想获得更多，就要有更大的追求，更高的要求，要主动去寻求知识。

直觉是我们的经验、知识和想象的一个交叉点。虽然公众早有某种定论，但实际上当我们面对没有实际经验的事物时，我们不会感觉自己的直觉十分敏锐。即使是最扑朔迷离的谜语也有其可感觉的东西。当我们对一位新同事有好感时，可能是由于他使我们回忆起了某个人的嗓音、面孔或名字。什么是直觉？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些概念，但如果用语言把这种概念表达出来却不是件易事。

与其使用长篇大论的理论来叙述，我们倒不如来看几个例子，来说明其实应多多依赖自己的直觉。这是生活中必须的一种品质，其重要性用任何手段也无法测量。

直觉还是分析？

我在构思《我的伟大的棋坛前辈》一书时，我对往届世界冠军更加钦佩：国际象棋将人类智力激发到多么完美的程度。很难找到比国际象棋职业联赛对人的体力和智力要求更高的活动项目。你的脑子里盛满各种信息，快速计算使你精神紧张到了极致，每步棋可能都会导致棋局结束，而且这种状况会日复一日的持续。这对于人的智力和体力来说是一种煎熬。

在着手分析这些著名前辈的棋局之前，我已经决定对这些以往的棋局采取一种宽容态度，如果不能在注释时姿态高一些，那么哪怕在对待他们对局中的错误也应该手下留情。不管怎么样我是生活在21 世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从人类多年积累经验的高度来看待以往的历史。我说服自己不应对往昔的棋手们求全责备，希望其他人对我对局中所犯的错误也不苛责。

全书规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要收集前人对这些对局作过的评论，特别是对局参与者或其同时代人的评论。这套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国际象棋对局的演化过程，因此前人的评价在许多方面要比对局本身重要，因为可以揭示当时棋手的一些心理模式。

一般认为，分析棋局的那些人坐在舒适幽雅的办公室里，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随意摆弄棋子，应该比那些对局的棋手计算更准确，思考更客观。或者说后人评价起来可能更轻松。然而我很快发现，提到有关计算机使用以前时代(大约1995 年以前)的国际象棋的分析工作，那些所谓后人更能“采取一种客观的角度”的说法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有一点很令人奇怪，就是那些优秀棋手在赛场外分析对局时所犯的错误要比在对局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要多。甚至在分析他们自己的对局记录时，都不如赛场上显得自信。

1894 年当57 岁的世界冠军威廉.斯坦尼茨与25 岁的挑战者艾曼纽.拉斯克相遇时，第7 局成了决定性的一局。对局在纽约进行，然后又在费城和蒙特利尔进行。双方共弈六局，战成平手，双方各有两局胜利和两局和棋。

第七局中拉斯克执白先行，开局不顺利，而斯坦尼茨则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对弈到第20 个回合，当战争硝烟慢慢飘散，斯坦尼茨已经有两个兵的优势。与现在不同，一百多年以前的国际象棋局面的检查并不是严格科学的，于是拉斯克继续行棋，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哪怕他仅为了让那位年长的对手在下局开始前消耗一下精力。另外，拉斯克是一位思想细腻的国际象棋心理学家，他认为这种拒不认输的作法会使这位有些古板的老棋手感到担忧，从而使其心理波动。

人们通常是这样描述此后对局的情况的。拉斯克尽管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弃了一个棋子，然而对黑方的王发动了拼尽全力的进攻。斯坦尼茨尽管胜利在望，但在巨大压力下，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输棋。这次失败对斯坦尼茨触动极大，因此后面的四局全输，丢掉了冠军宝座。十九世纪大多数评价都是采用这种口吻，后来的历史著作和棋局分析著作也不断重复这种说法。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斯坦尼茨尽管客观上局面占优，但他几次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措施，使得拉斯克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拉斯克的大胆弃子使黑方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在拉斯克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斯坦尼茨已经不能准确的防守，因此最后输掉该局。而且斯坦尼茨犯的最后一个错误已经是在劣势局面里犯下的。而他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是因为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局面居然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这种精神冲击使他一直到对局结束前无法心理平衡。实际上斯坦尼茨并非仅是失去自信，他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那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对局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他以前十分珍重的。他坚信自己能取胜，因此对局时满怀信念，结果却输了。这对他打击很大。

为什么当时的顶尖棋手在对这关键一局评论时也会犯错？即使是拉斯克在后来的评论中也未对那流传已久然而错误的评价版本提出置疑，尽管棋局的胜利是靠他自己的直觉引导。然而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甚至当我在分析自己的对局时我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这主要是当棋手处于比较宽松舒适的家庭条件下时，他的注意力已经不能达到对局时的那种高度兴奋状态。当你坐在棋桌旁，面对强大的对手，面临最危险的境地时，你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你的决策会高度凝敛。

棋手们总是在对局最危急的时刻一次又一次靠直觉下出了绝妙好棋。在不利环境的压迫下，他们不得不看到更远。

当毫无压力时，我们会有一部分本能停止工作。分析以往的棋局更象是一个明眼人在学习盲文。而我们认为是优势的那些东西(充足的时间、熟悉环境等)会使本能的主要因素—直觉发生短路。

识别事物发展的趋势

上述例子说明精神集中和直觉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而如果对自己的直觉没信心则是一件麻烦事。我们经常过分地依赖于获得的信息，根据信息的提示来决定行动。这实际上使我们抛弃了直觉，变得跟计算机一样没有创造力。

然而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当解决新问题及寻找新途径时，单纯依靠直觉有时会导致犯错，可能使我们走投无路。我们经常会犯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犯错误会越来越少。我们逐渐增强自信心，更加相信直觉，然后更少的犯错误。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成功与失败是任何尝试都可能产生的结果。它们相互依存，就如同一个奖章的正反两面。我们想成功就要冒险，有时还要犯错。

90 年代网络公司的泡沫越吹越大，所有“旧派经济”的分析家都忧心忡忡。确实令人觉得有些荒谬：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公司怎么能有几十亿美元的市场资本。五年时间过去了，泡沫破裂，许多公司破产，人们才相信，这些思维正常的经济分析师们从一开始就做出了正确的预测。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不过分接近“迅猛发展”的技术市场。而其他人虽然清楚网络公司的资金积累规律与自己的经验格格不入，仍然按捺不住自己，跳上了飞奔但最终失控的火车。

然而是否可以说保守性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呢？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那些顺应规律，能及时从危险中抽身的人应该得到更多尊敬：直觉及时提醒了他们，当发现经济如失控的火车一般危险时(包括上面提到的网络公司泡沫破裂)马上从上面跳了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投资者敢于跑入着火的房子，把口袋装满金子，又能及时从将要倒塌的房子里跑出来，这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有一些领域，当我们感到原始信息严重不足，而正确与错误又大多要靠时间来证明的地方，直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市场分析人员在研究财务报表时会找到一些“低谷”和“高峰”的指标，这与棋手在对局时会寻找一些杀王的局面类似。直觉不仅能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件，怎么发生，还会告诉我们何时会发生。随着直觉能力的不断发展，它将使你更能节省精力和时间，缩短评估及采取行动的周期。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搜集信息、分析信息，但也可能只限于分析而一个决策也做不出。应该有一种东西提醒我们，需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了。

如果我能用十秒的时间思考一步棋，那么我在对局时是考虑十秒钟还是一个小时呢？高度发达的直觉可以帮助我们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提醒我们重要的时刻是否到来，是否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棋手所具有的善于识别内部规律的能力在人生任何情况下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常常需要分清事物一般的发展趋势和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例外情况。当您对事物发展进程有某种预感时，依靠的主要是直觉和那些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分析元素。这事以前是不是发生过？这次是不是会发生和上次一样的事情？你可能有时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必须分清中人生中那些偶然性事件、新的发展趋势和那些披上革新外衣的旧规律。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苏联科学史或者只是提一下有关遗传学和控制论的例子就会明白上述问题。苏联人完全忽视了科学的总体发展规律和新的趋势，接受了错误的遗传学概念，许多年一直阻碍着国内遗传学的发展。控制论的发展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世界上从40 年代就已经提出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前景，但伪科学的桎楛严重妨碍了祖国科技潜力的发挥。

政治上的异常与趋势之间的区别不能依靠选举答辩和现有的信息来评判。应该关注每个新事件，用心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现这个新事件？这里面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事件有没有共同之处？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当一滴水掉到我们头上，这是否是一场倾盆大雨的先兆。

直觉能力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许多决策都是依靠本能和直觉做出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瞬间反映。我们上班的路上不会去思考，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而是按习惯走路。棋手可以在瞬间轻易地发现三步杀，即使他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局面。此时他主要使用了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们经常会无意识地依靠已经熟知的行为模式，就如同控制我们呼吸的神经系统一样自动工作。这里起作用的是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

然而反射、习惯和技能还不是直觉。熟知的行为模式如果在标准的环境下使用，可以节省时间，也不存在什么缺点。但如果当问题比较复杂时，我们还依赖这些模式时就会出问题。这会压制我们的创造能力，并导致我们在解决不同问题时采取某种“通用模式”，导致无法解决问题。

如果工作比较单调，则很难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机会。当每次对情况进行评估时总是一次次重复以前的答案，直觉会渐渐变得迟钝。那些本来需要不断完善的事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漠不关心的结论。应该追求新颖，以保持和强化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陷入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泥沼。通用电器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有次让一个管理落后部门的老管理人员去休一个月的假，要他回来以后“好象四年时间里没有管理过这个部门，按新的感觉来管理”。许多公司经常让管理人员们轮岗，或者让管理人员们参加相邻业务领域的工作，让他们能经常以崭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以置身事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显得不无争议，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和经验在评价事物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通常寻找可以将客观事实与我们的自然本能结合起来的合适的中间路线。在作决策时需要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必要时则要对决策过程进行调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思维，那么事件就会在我们脑子里变得模糊起来，就会产生错误，就会在决定性时刻破坏一切。

考虑到我们一天要作大量的决策，那么即使我们对决策过程做一些不大的调整和完善也会对结果产生强大的聚合效果。这一点与装配车间的改造是一个道理，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革新，也会使每辆汽车的生产节省宝贵的几秒钟。如果生产汽车数量很多时，那节省的就不仅仅是这几秒钟。

某些决策树的分支需要你以十分专注的态度进行分析。这就好象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单行道一样。有一句古老的棋谚“兵不能向后走”，这句话并不是单单在描述行棋规则。如果我把象放在一个不好的位置，可以改变决定，并将它移回原处。其它任何棋子也可以这样调动。但兵只能向前走。棋手们经常会被迫走棋，使棋盘上的局面无法挽回。兵的行棋就属于这类，因此应小心对待。

生活中的规则不象国际象棋这样简单。我们有时不清楚，我们的决定会造成哪种不可挽回的后果。某些情况下事情显而易见，另外的情况下则需要我们利用直觉来做判断。应该随时随地的问自己，如果我们的决策不可靠，那么我们是否有弥补方法。如果事情搞砸，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其它方案，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这种决策态度要求当我们在试图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时要保持克制。许多失败的决定往往是在希望尽快摆脱决策责任时做出的。这并非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而仅仅是一种由于匆忙决定而产生的错误。不要被诱惑!如果当前作决策不会有什么好处，而暂时搁置问题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那就应该花费一些时间去提高评估质量，收集新的信息，然后考虑其它方案。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言：“从政后我学会了一样东西：只要不是逼不得已，就不要马上作决定”。

我通常不会对因为直觉和乐观主义而犯的错误耿耿于怀。依靠积极思维所做出的决策不一定比利用保守思维做出的决策更加准确，但即使犯错，我们也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大多数人在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开启新天地时总是有一种愉悦感。用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的话来说，“生命力并不仅仅表现在坚忍不拔，还在于勇于重新开始”。这不仅仅涉及生活质量问题；有积极的欲望并参加决策使我们可以不断征服新的高度。最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鼓励自己参加各种积极的活动，向对手发出挑战。我直到现在还相信，优势总在进攻的一方手中。

人物介绍

西格贝特.塔拉什(1862.03.05—1934.02.17) 德国国籍艾曼纽.拉斯克(1868.12.24—1941.01.11) 德国国籍

不同思维方式的两种智慧的对抗

两位德国棋手—第二位世界冠军艾曼纽.拉斯克与冠军挑战者西格贝特.塔拉什之间的对抗发生于19 世纪末及20 世纪初，他们之间的对抗已不仅限于棋盘上的争斗。他们不仅对国际象棋，而且对生活本身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

1908 年二人终于举行了世界冠军争夺赛，这是当时的人们期待已久的。据说在第一局开始前拉斯克曾试图和解，但塔拉什则回答说：“对您，拉斯克先生，我只有一句话：将死你!”而令塔拉什遗憾的是，比赛时他没有太多机会说出这句话。拉斯克获得了绝对胜利—8：3，五局和棋。

艾曼纽.拉斯克保持棋王桂冠的时间最长，从1894-1921 年共27 年。当他战胜斯坦尼茨后，国际象棋界并没有马上承认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因为年纪已老的斯坦尼茨当时明显不在状态。而且在海斯廷斯举行的大赛上(1895 年)拉斯克只获得了第三名。然而他在后来五年的各种比赛中表现出色，用实力彻底打消了人们的怀疑。

拉斯克拥有杰出的数学天赋。1902 年他通过了数学博士论文的答辩，并在数学领域里做出了几项发现。他对哲学和社会学也很感兴趣。拉斯克去世后，他的好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他的传记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爱因斯坦写道：“某些人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十分关心，并保持着他们的独特个性”。有意思的是，在该序言中有爱因斯坦为拉斯克写的一篇随笔的评价，而这篇随笔是拉斯克试图推翻相对论理论的。

对于拉斯克来说，国际象棋首先是两个对立性格之间的一场心理斗争。他意识到，对局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施加更强的压力以及更好地对抗敌手的压力，才能获得胜利。而批评拉斯克的人则说，他会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坏”着法，使对手产生混乱。这当然是一种夸大。但拉斯克确实可以故意转变行棋风格，使用对手最不舒服的棋路倒是真的。

拉斯克具有全面的国际象棋天赋，精通人类心理学，因此使其在50 岁以后仍能下出高质量的对局。尽管1921 年他将棋王宝座逊位于巴西天才卡帕布兰卡，但随后又在纽约举行的最大的联赛上(1924 年)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超过了卡帕布兰卡及未来的世界冠军阿廖辛。

西格贝特.塔拉什主要以其经典著作和机智的名言警句闻名于世，但这位好医生同时还是前两位世界冠军斯坦尼茨和拉斯克的宝座竞争者。毫不夸张地说，塔拉什在发展国际象棋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也可以与这两位世界冠军媲美。好几代棋手都是在他的著作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有点教条的行棋风格在当年评价很高。

塔拉什发展了斯坦尼茨的学说，同时也效仿斯坦尼茨，试图消除棋盘上的混乱无序状态。他在著作中精心地建立了各种子力出动的原则，并准备对任何敢于违犯这些规则的人进行声讨。在一个对局的分析评论中他写道：“总是试图为愚蠢的着法辩解，却不去感悟国际象棋的精神”。这是他对英国国际象棋高手布莱克本所下的断语，当时只弈到第七着!又过了几着，当塔拉什自己也下出软着时，他写道：“以下的软着是由于布莱克本对局质量不高造成的”。

然而这位教条主义的老先生仍具有极高的创新品质。塔拉什的对局质量非常高。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他有20 多年在世界顶尖棋手中的排名一直在三四名之内。如果他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保持这种成就。

“没有一位伟大的棋手象拉斯克这样，被大多数爱好者甚至是象棋大师感到不可捉摸”(卡帕布兰卡)。

“谎言和虚伪无法在棋盘上生存。国际象棋战术组合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总是诚实的。这种诚实对于虚伪者来说是十分刺眼的”(拉斯克)。

“塔拉什的棋风象剃刀一样锐利。尽管有些拘泥于技术教条，但他的对局却是精彩、机智的”(鲍比.菲舍尔)。

“国际象棋具有与爱情和音乐一样的能力，可以使人变得幸福”(塔拉什)。

“塔拉什教给别人知识，而拉斯克则向别人传授智慧”(弗雷德.赖因费尔特)

第六章 天分

放弃机械思维后，下棋的天赋也就展现了。（鲍里斯.捷姆琴斯基）

天分

以前只有世界顶级棋手才能获得特级大师的称号。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1914 年在其资助举办的彼得堡国际象棋锦标赛上向五位进入决赛的棋手授予了特级大师称号。20 世纪中叶国际棋联正式开始使用该称号，制定了获得该称号的标准。今天世界上已经有将近1000 名特级大师。

经常有人问我，真正水平高超的棋手，比如说世界前十名的特级大师，与其他普通特级大师，比如说那些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前二十名甚或前一百名的特级大师相比区别何在。区别肯定不止一点：造成每次输棋的原因很多，与赢棋的原因一样多，而且每个棋手也都有自己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一些无法捉摸却受人关注的东西，比如说天分。

天分的定义涉及许多方面，因此有时很难确定有天分与无天分之间的区别。当然天才是另一回事—莫扎特5 岁就能谱写交响乐，帕斯卡12 岁就在自家墙上画出许多复杂的几何原理求证图。我们听到这些时只能钦佩不已。

在国际象棋领域，一个人如果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超强的行为能力在童年时就会有所表现，这一点与音乐和数学领域十分类似。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5 岁时看父亲下棋，很快学会了下棋，战胜了许多象棋高手。1918 年七岁的波兰神童塞缪尔.列舍夫斯基身着海军衫开始了欧洲象棋之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成年棋手。心理学家研究了列舍夫斯基，想搞清为什么孩童能掌握如此深奥的游戏？!

我们对早智天才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相信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某些天赋。不过这些天赋仍然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得以展现。“天才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这个问题尽管争论得一塌糊涂，却依然没有答案。如果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而不是音乐教师，那么莫扎特可能成不了杰出音乐家。

我本人早期的发展也得益于一些外在因素。我的国际象棋天赋是父母发现的，那时我才五岁。他们喜欢研究报纸上的棋题。我开始不会下棋，只是坐在他们旁边仔细地看他们把棋子在棋盘上移来移去。有次我提醒他们如何解题，一下子让他们吃惊不小。“如果他已经知道如何把棋下完，那么应该告诉他如何开局”，父亲说完后开始给我解释行棋规则。我很快就被国际象棋吸引住了。

我七岁时，父亲做了最后的决定（他很快得重病去世了）―把我送进国际象棋学校，妈妈也非常支持父亲的决定。母亲现在还经常提到，当年她常常是压制我对国际象棋的执拗想法，而不是放任自流。当我很小就取得成绩，报刊开始大肆报道我的事迹后，她不断向我灌输：“每个人都是有天赋，但是天赋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你的天赋很小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是你的幸运。你只是幸运罢了！”。然后就给我安排一堆家务活...

妈妈还经常提起她有次被小学老师叫到学校谈话的事，老师说我上课不听话。我是想指出老师上课时的错误。老师却说不能这样作，因为其他的同学会认为我比他们更聪明，我当时立刻反问道：“难道不是吗”。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可真是让老师们伤透了脑筋。

差不多每个少年天才能够初露头角都赖于某位亲人，是他们给了少年天才们最初的推动力。但是内在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我怀疑自己如果不下棋，而是从事其它行业，是否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我的国际象棋天赋好象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形成并展现了，我的性格与才能结合的天衣无缝，所有这些使我在国际象棋生涯中获得了比较高的成就。

并非每个人都象我这样幸运。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及时发现自己的天赋，选择合适的职业，都可以大有作为。问题在于，随着我们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已经懒于再去尝试我们的能力，而没有这种尝试是不可能发现自己天赋何在的。不要害怕生活体验，要不断尝试我们在各个领域的能力。

生活体验对我们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何领域的工作都要求我们具有某些个人品质。钢琴演奏家应该有精准的辨音能力、良好的音乐记忆力和节奏感，还应该有过人的忍耐力。许多其它的领域也是如此－不管是经济管理还是军事、科学亦或是政治－都需要某些必要的品质和技能。国际象棋也不例外。要想成为优秀棋手，除了展现、发展自己的天赋外，还需要拥有许多熟练的技能和广博的知识。这许许多多的先天品质中最重要的就是记忆力与想象力。

记忆力与天赋

谈到记忆力时，人们经常会说“某某记忆力好，某某记忆力不好”，好象这和人们 “有没有蓝眼睛，是不是高个子”一样可以简而言之。有人甚至想将记忆力进行分类，比如说某人善于记住别人的面部特征，却对别人的名字很健忘等等。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有个总是心不在焉的老教授，能够成篇背诵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却总是忘了把皮包丢在哪儿。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大脑把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内容分别存储在大脑不同的位置里。有人有照相机一般过目不忘的本领，可以随随便便记下整本电话薄。许多人认为好棋手也应该有这样的本领，然而情况远非如此。

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杰出的棋手应该具有良好的记忆力，但很难说清，棋手的好记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对局画面？是各种变着？还是棋盘上各种局面的想象画面？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同时需要以上全部的内容。这个回答可能会让心理学家失望，也可能会勾起他们的研究兴趣。

很早以前下盲棋就让人感到十分惊奇。1783 年菲利道尔与三个人下车轮战时，眼睛不看棋盘，显示了其无人可比的天赋。一家报纸称他为“人类历史的奇迹，应该被载入史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战争原因被迫滞留阿根廷的波兰特级大师米格尔.纳道尔夫利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向波兰的亲友们传递他仍安好的消息：他与45 人下蒙目车轮战。也就是说他需要在脑海中同时考虑1440 个棋子的位置和移动！比赛时间很长，许多棋手被拖得筋疲力尽，将对局位置让给其他棋手。这场车轮战进行了将近24 个小时，最后纳道尔夫胜39局，和4 局，仅2 局落败。

是否可以说纳道尔夫天生拥有照相机一般过目不忘的本领？根本不可能！他只是具有出色的“国际象棋记忆力”－善于在脑海中保留对局轮廓和棋子移动路线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棋手必备的，不管他是看着棋盘还是不看棋盘。记忆主要着法并看到随后的几着棋使计算更加快速准确。也就是说棋手不需要每次都从零算起：要想记住某个局面，只要记住可以达到这个局面的方案即可。

一个特级大师可以记住几千个对局路线和某些信息，并不断利用实战机会来补充大脑中的数据库（特级大师能记住许多对局和局面并不说明他能轻易记住别人的姓名、日期等等）。阿德里安.德.格鲁特于1944 年在其研究成果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国际象棋记忆”的轮廓。为了揭开国际象棋记忆的秘密，他对几乎所有级别的棋手都进行了测试，从往届的几位世界冠军到刚入门的棋手。他让他们默记实际对局中的一些局面，然后统计他们再现局面的准确性如何。特级大师再现的准确性达到了92%，大师达到72%，而普通的棋手只有51%。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1973 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蔡斯和哈伯特.西蒙所作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重新作了德.格鲁特的试验，但添加了一个重要的测试内容，即让被测试者记忆棋子随机摆放的局面，棋子与棋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利用实战局面测试时，结果与德.格鲁特的实验相同。而当记忆没有逻辑联系的局面时不同级别棋手的准确性大体相同。象棋大师们在无法借助熟悉的简图(心理学家称其为记忆单元)的帮助下进行记忆时，没有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人类在实施各种活动时，其记忆都具有以上所述特性。机械记忆记下的内容要比利用意义记忆记忆的内容少得多。当我们试图解决某一问题时，通常会出于直觉，甚至潜意识地在脑海中寻找以往是否经历过类似的问题。我们会检查这些以往的经历是否可靠，考察是否可以由其中的几个部分组建成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是在潜意识中悄悄进行的，但有时也能清楚地、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来。1914 年著名棋手尼姆佐维奇和塔拉什在彼得堡的国际象棋联赛中上演了一局精彩的弃子攻杀战斗。尽管对局非常精彩华丽，但只获得了最佳对局二等奖。因为评委认为这局棋的弃子攻杀组合明显与25 年前拉斯克的一局棋有重复之嫌，尽管这次的对弈局面十分复杂，但明显是在重复以前的战术思想。

交易员能根据基金指数曲线图确定基金涨跌走向，父母能查觉到自己孩子的行为规律，而一个优秀的律师凭直觉就可以找到向目击证人质询的最有效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得益于将经验和潜意识回忆有效结合的手段。你只有通过每天不断的锻炼才能成为利用经验和潜意识的专家!只有那些积极有效地研究记忆材料的人才能真正获得显著的效果。

你是否每天下班后都要评价一下自己的工作？你今天看到了什么新事物，学到了什么新东西？可能你看到或体验了一个新事物，那么是否应把它记住？如果这个新事物重现的话，你是否可以认出这种情景、这种机会或这种规律？

象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一类的杰出人才，都善于批评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当然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工作，那么对你来说，这种细致的自我分析的优点不是很明显。甚至那些公司领导也经常在下班后如释重负，不再去考虑一天工作的得失。许多人都认为，工作或学习之后他“应该放松一下”，去休息一下，开心一下，要把工作中的烦恼忘掉。但如果他们能在下班后思索一下，问自己今天得到了什么收获，明天的工作应吸取什么教训，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充实美好、丰富多彩。

想象的威力

我不知道“横向思维”这个词何时成为时尚的。大家都开始反对传统事物，就象是魔棒一挥，通常完全正常的逻辑思维和演绎推理差不多成了犯罪的代名词。逻辑思维和演绎推理的成果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而一个人如果不想被大家认为是老古董，就只能表现得特立独行，甚或十分怪异。网络公司的“蓬勃发展”也是这种错误认识的一种反映--人们相信，创造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可以完全取代逻辑和商业经营，而不是仅仅对其进行有效补充。

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说过：“要想成就大事，我们不能只冀望脚踏实地，还要善于幻想。”国际象棋中幻想被称为想象，借助幻想可以突破窠臼，找到让对手大吃一惊的着法。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计算各种变着，而是去思考想要达到的局面。有时我们能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着法，尽管会违反局面原则，但借助棋盘上各种例外因素能将对手击败。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与电脑下棋时，计算机却经常能突出奇招，令我们大出意外。机器不会按现成的方案进攻防守，不会拒绝使用不漂亮的、不符合逻辑甚至有些荒唐的着法。它只是计算各种变着，然后根据其评价标准选择得分最高的着法。而人则受限于各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以及各人不同的偏好，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机器的那种客观性。

一般来说我不会太过于关注舆论意见，但有时也别无选择。我在写作“我的伟大的棋坛前辈”时就遇到这种事情。当该书第一卷出版后恶评如潮：不管是业余棋手也好，还是象棋大师也好，都有自己的电脑，自己的象棋软件，他们能很轻易地发现我书中的一些“漏洞”，而且有时是根据以前比较经典的对局评论对我的书做出了批评。

比如我仔细研究了艾曼纽.拉斯克与卡尔.施莱切特于1910 年对抗赛中的第五局，该局异常复杂。这次对抗赛的结果对拉斯克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拉斯克在这次比赛中唯一的一局输棋，几乎使其失去世界冠军宝座!自然有好多人对该局进行了评论注释，包括对局的两位棋手。拉斯克和后来的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都说，该局可以用弃后的方法来扭转败局。

我不反对前人的评论意见：如果施莱切特吃掉弃后，拉斯克确实能扭转败势。我在自己的书里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施莱切特可以选择不吃弃后!用电脑分析该局时，电脑立刻就会发现这一点：它不会关心后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它关心的是局面的优劣好坏...将近百年来国际象棋评论人员在研究该局时都抱有一个成见：“送上嘴”的后一定要吃掉。大家总是在这个前提下对该局进行评论。而电脑则忽略了即将到口的弃后，推荐了另外一条简单的取胜之路。

我想，如果我对局时遇到这种局面，我是否能够找到电脑“推荐”的那种下法。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依靠直觉下出的棋常常要比安静悠闲地拆棋时选择的着法更为准确。

对局时棋手往往受制于逻辑思维和思维规律的限制，很难保证局面判断总是清晰准确、不偏不倚。

我们总是对伟大棋手的奇思妙想兴奋不已，他们总是能找到出奇制胜的着法，使对手张皇失措，节节败退。在这方面第八位世界冠军米哈依尔.塔尔无人堪比。他1960 年将伟大的鲍特维尼克赶下棋王宝座，而在此之前这位“里加魔术师”就以令人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进攻著称于世，罕逢敌手。他敢于不顾一切的弃子弃兵，对伟大的鲍特维尼克的现代科学象棋原则完全不屑一顾。塔尔重新诠释了浪漫主义象棋传统，给十九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进攻风格以新的生命，并将其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塔尔是如何作到这一点的？为什么他的马比别人的马更彪悍灵活？为什么他的象比别人的象更迅疾神速？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象棋“计算机器”，然而这不过是他惊人天赋的冰山一角。塔尔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下棋时能感觉到，什么时候不能单靠计算来积累局面优势，而需要采用战术组合。他在一本书中，在提到1964 年与特级大师瓦休科夫对弈的一局棋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当时我决定弃掉一个马。然而这个弃子方案会有许多的续着。我仔细计算变着，最后吃惊地发现，这个弃马可能毫无用处。脑子里一个念头跟着另一个念头，象一团乱麻那样纠缠不休。一个着法在某种情况下对我有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对我不利：总而言之脑子里充斥了各种着法，有时着法与着法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脑子里乱成一团。而教练们一直提醒要大力修剪的“变着树”则飞速地“疯长”。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儿童作家柯尔内.楚科夫斯基写的经典二行诗：哎呀呀，真不是个好工作，要把大河马从沼泽往外拖。

我搞不清为何突然有这种联想，居然硬把大河马拉到国际象棋棋盘上。尽管观众都以为我在研究棋局，但实际上我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把大河马从沼泽中拖出。我记得当时脑子里不断闪现着千斤顶、杠杆、直升机甚至绳梯的形象。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把河马拖出烂泥塘的办法，最后发狠地想到—让它淹死算了!河马突然一下子从我脑海中消失了。就象突然之间从天而降来到棋盘上一样，河马突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自己就消失了!我马上感觉局面并非十分复杂。我立刻明白了，我无法算清所有的变着，而弃马纯粹是直觉的建议的一个着法。既然这着弃马能使对局变得更有意思，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天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诸如“塔尔经过四十分钟的长考最终做出了计算精准的弃子”等等时不禁莞尔失笑...”

这个例子不仅说明塔尔的机智灵活、思维敏捷，同时也提到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区分出关键时刻需要什么东西，是需要一个螺丝刀，还是需要一个大锤。然而即便是对于塔尔这样擅长创造性想象的大脑，当需要转换思路时，也需要一个推动力。

让想象成为你的习惯

幻想不象电灯那样，按动按钮就能控制它的明灭。因此应当持之以恒地鼓励自己进行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使其成为你的习惯。每个人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找到接近灵感女神的方法。如果你能坚持不懈并下意识的进行创造性思维，那么你的幻想之翼将十分强健。这并非说你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家或者不断地顿悟，而是指你在每次作决策时都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

当一些大公司和商业展览的组织单位邀请我去作演讲时，我非常希望能用他们行业内的题材来演讲。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长期特约撰稿人和有线电视新闻的忠实听众，我认为自己相当了解国际时事，包括一些最新的商业新闻。然而问题在于单纯的信息节目往往很少包含对听众真正有益的，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了解那些大企业是如何迅速发展的，为何同一个行业中有的公司能不断壮大，有的公司则关张大吉，那么上述新闻还是颇有益处的。于是我开始研究大量的商业案例，了解哪些东西帮助那些现代品牌和公司享誉世界。其中的一个发现就是上面提到的威廉.波音先生的发家史。其它例子可能不如波音的例子鲜明有力，但仍有一些名字值得我们记住。

尽管施乐公司已经家喻户晓，但其创始人约瑟夫.威尔逊却并非十分出名。施乐公司前身为哈洛依德公司。威尔逊应该算是发明家，但其却以创造性公司管理而名标史册。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他曾经对员工们说：“我们不想因循守旧、一成不变。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这个公司，我希望你们能把革新图变看成你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们今天以一种方式来作事，那么明天最好换另外一种方式”。

我要承认自己有时也盲从于习惯。而为了“革新图变”，我经常要费好大力气来强迫自己改变。下棋时遇到繁琐复杂的局面时我会努力放弃那些单纯的计算，而是让思想信马由缰，去寻找最鲜明有力的着法。 当局面渐趋白热化时，我下出的一些突破程式化(当然并非基本的国际象棋规则)的着法常使对手大出意外。而对手在苦苦思索应对着法时往往耗时很多，有时甚至彻底改变对局局面。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着凌厉进攻的好棋，它在某种程度上能打破对手的部署。那些充满幻想精神的着法有时会令对手不知所措，逼他们不断犯错误。

突破窠臼的想法-“如果...，会怎样？”

1997 年在蒂尔堡超级联赛上我执黑对阵堪称登峰造极的“幻想型棋手”-来自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阿列克谢.希洛夫。希洛夫早年曾受教于国际象棋魔术师塔尔。

然而那次比赛却是我充分发挥了幻想的威力。在一个双方机会均等的局面中希洛夫将车向前推进，准备下一着攻击我的后。我很清楚只能避开攻击，于是思考各种撤退方案。所有的着法对双方来说都不吃亏，但我想找到更有效的着法!

在决定是否将后撤回前，我长吸了一口气，开始扫视棋盘上其它部分的棋子...正如其它灵感闪现的时候一样，我开始问自己“如果...，会怎样？”当设想你想要达到的局面时，有时会发现一些出乎意料的资源。如果我对受威胁的后视而不见又如何？希洛夫可以得到一些物质利益，尽管我的其它棋子在威力上要逊色于他的后，但会变得更活跃，这样希洛夫反而会受到压力...我没有挪动后，而是将王向棋盘中心推进了一步。我走了看似无足轻重的一着，而对那很明显的威胁却不理不睬。

当然实际上我确信这是相当严厉的一着，有着无庸置疑的优势。奇思妙想需要清醒的评价和计算来作保障，否则是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花巧招数而在浪费生命。

希洛夫显然没有立刻适应棋盘上的突然变化：他本来是个天生的进攻大师，现在却要苦战防守。棋盘上当时还是两不吃亏的状态，但他很快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呈现败势。为了更漂亮地贯彻我的战术思想，我又弃掉了一个子...对局时我没有太多考虑所谓创造性思维的问题，但现在当我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这局棋时，我才明白突破常规有多么重要。

我们常常会拒绝那些看似荒唐的思想或决策，特别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工作中也好，生活中也好，不善于创造性思维通常是由于我们自我封闭。“如果...会怎样”的问题常常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此时我们就需要鼓起勇气，搞清为什么不可以。

每次当您需要做出某个决策时，您可以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如果您不会有意识地去寻找答案，没有勇气实现自己的设想，那么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当然并非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如您设想的那样切实有效。但尝试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不要屈从于陈规俗套，即使它让你觉得舒适和习惯。要努力去寻找更新的、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您想充分发挥展现你的潜能，就应该随时准备进行自己剖析，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各种弱点。当然依靠天赋才能，只是做那些驾轻就熟的事情会很轻松。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章法出牌，但如果现实逼得你不得不改换思路时，你会了解转换思路的好处。

了解自我时无论如何不能陷于程式化的概念。如果评价自己的能力时只是依靠一些随机的事例或者随意的比较，那么结果通常是不客观的，是错误的。那些经常说自己健忘或优柔寡断的人其实陷入了一种怪圈(心理学上把这称为“负性强化”)，这种后果往往很难摆脱。您怎么知道自己的记忆力要比朋友更差呢？如果您自信一些，那结果可能会恰恰相反。正如丘吉尔所言，“生活态度不过是微末小事，却能左右大事的成败”。如果您相信自己的能力，将从中获益匪浅。

人物介绍

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1888.11.19--1942.03.08)古巴国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阿廖辛(1892.10.31—1946.03.24)俄罗斯/法国国籍

棋风迥异的两位天才

国际象棋棋坛经常会有双雄并立的局面，从而也使得人们常常将他们相提并论。比如当我们提到伟大的古巴棋手何塞.拉乌卡帕布兰卡时，会立刻想到亚历山大.阿廖辛。

1921 年卡帕布兰卡以绝对优势战胜艾曼纽.拉斯克，成为第三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伟大的“卡帕”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他几乎从无败绩!然而短短六年后，他在1927 年的棋王对抗赛上输给阿廖辛，失去了棋王宝座。卡帕布兰卡被人们称作“国际象棋机器”，然而在意志坚强的俄罗斯天才的妙招之前无从借力，屡屡挫败。随后十年里卡帕布兰卡多次要求举行回敬赛，却均遭拒绝：阿廖辛不想与卡帕布兰卡比赛，而是与卡帕布兰卡之外的其它更弱的对手进行对抗。1946 年，阿廖辛的巅峰时代明显已经终结，他却去世了，将棋王头衔带进了坟墓。两位伟大棋手的名字代表了两种棋风。如果我们谈到精细的局面弈法时我们会说：“他象卡帕布兰卡一样下棋”。而谈到一位进攻凌厉的棋手时则可能说这是一位“阿廖辛的继承人”。

卡帕布兰卡无愧于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天才这一称号。他能瞬间看清局面优劣，而且不会出错，他的清晰而又协调的棋风赢得了同时代及后世许多棋手的赞叹。他少年时就棋力超群，本可以很早问鼎世界冠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资金原因使其稍后才得以封王。

卡帕布兰卡除了令人眩目的象棋才能外，还以优雅迷人的外表著称于世。他被任命为古巴的外交随员，可以环游世界，享受生活，当然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

阿廖辛在许多方面则与卡帕布兰卡截然相反。他的棋风刚毅，擅长复杂的组合，直到现在仍无人能望其项背。我最早读过的棋书就是阿廖辛的一些精彩对局。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演示他的棋局，每次都惊讶于他的强大，都能找到新的收获。阿廖辛奔放不羁的棋路常使对手战战兢兢，手足无措。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风格!阿廖辛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国际象棋上面。他如果不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就去写作，或者研究国际象棋对局。很难称他为举止优雅、外表迷人，而且他本人也不关心这个。他晚年时健康状况和事业深受嗜酒之害。许多人都把这看作是他1935 年与尤伟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后来他采取了戒酒措施，并且给予了对手足够的重视，又于两年后重新夺回棋王宝座。

“我认识许多棋手，但这其中只有一个天才，那就是卡帕布兰卡!”(拉斯克)。

“我对局时总是小心翼翼，力图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冒险。我认为这种作法对的，因为任何看起来很“勇敢”的举动可能会违背国际象棋的精神，招致惨败。国际象棋不是赌博，而是一种智力的对抗，是在遵循逻辑规则前提下的一种对抗”(卡帕布兰卡)。

“阿廖辛是棋界宝贵财富。他擅长深入的计划、深入的计算和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这方面他可以媲美艺术家。然而他的主要威胁在于能够发现各种攻击组合”(鲍特维尼克)。

“对我来说国际象棋并非仅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艺术。不错，我确实把它看作一种艺术，并努力去实现艺术女神对她的爱戴者所寄予的厚望”(阿廖辛)

第七章 不打无准备之仗

比赛前的准备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其伟大之处并不逊色于对局本身。（鲁道夫.斯皮尔曼）

未经展现的天才就如同深藏贝壳的明珠无人可识-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发掘自己的潜能。当天才被埋没而不得发展时，我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浪费，不会感到惋惜。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对那些能够开发有限潜能而最终超越天赋更高的对手的那些人不太欣赏。我总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不把善于不懈工作的能力认为是一种天赋呢？!

据我看来，当人们说到某人“不可思议地做到了某事”时，实际是一种不太衷心的恭维。如果一个足球运动员尽管个子矮、跑得慢(比如说马拉多纳年轻时)，但经过大量的训练最终成为超级球星时，是否有会有人说他“尽管天生的条件不好”？或者是否可以说他不过是以一种富余的天分绰绰有余地填补了另一种不足的天分？

那些以勤奋来弥补天分不足的人往往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飞人迈克尔.乔丹以超强的身体素质和精准的跳投而闻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第一个到训练场，最后一个离开。采访乔丹的教练和队友时，他们总是提到他超强的自律精神，却很少提到他出色的跳投。用NBA 一位著名球队经理的话来说，“如果没有近乎严酷的工作自律，乔丹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优秀的、前途远大的运动员，而不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原则上我不反对这种评价，但总觉得这些人没有把乔丹的勤奋和自律看作他的天赋是不公平的。尽管与天生的各种能力相比，乔丹所拥有的这种持之以恒发挥自己极限潜能的能力可能不太引人注目，但乔丹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而且不断发挥这种能力，所以他才取得了成功。

重要的是结果

在多年的国际象棋生涯里，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对我赛前深入全面的准备工给以一语双关的恭维。这种恭维里好象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包含了一层意思：过多地作赛前准备说明下棋时的创造力不足。“我不会象卡斯帕罗夫那样如此踏踏实实作赛前准备。在这方面他甚至比伟大鲍特维尼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阿那托利.卡尔波夫如是评价我。实际上有效进行赛前准备正是许多世界冠军的过人之处，这种准备可以促进象棋思维的发展。

上个世纪20 年代阿廖辛向国际象棋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前无古人的努力和影响下，当时还只是一项纯粹娱乐的国际象棋文化得以迅速发展。40 年代鲍特维尼克凭借其缜密、睿智和科学的方法把国际象棋发展成一项职业。70 年代菲舍尔对国际象棋分析的痴迷使许多不希望被时代列车抛下的棋手开始努力进行赛前准备工作。到了80 年代当我有幸成为新变革的倡导者后，赛前准备已经成了所有棋手必不可少的科目。

我的国际象棋理念是建立在母亲和老师鲍特维尼克制定的严格的工作纪律之上的。我对研究开局有着无尽的兴趣，喜欢将研究、创造和消化材料有机的结合。我研究了所有特级大师的近期对局，找出他们对局中的创新，分析对局中的关键局面，并尽力寻找更有力的着法。我在选择某个开局体系时总是建立在深入的创新上面，而并非仅是简单的模仿。我的工作方法是在教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我的两位教练都是杰出的国际象棋分析家—亚历山大.尼基金和亚历山大.沙卡洛夫。

拥有广博的开局知识会被国际象棋界认为是成熟的标志。但当年我还很年轻，因此当我在几次国际比赛中大获全胜时棋界开始流传，我的广博的知识是整整一群苏联棋手深入研究的结果!后来这种传言发展成了神话一般的传说：“据说卡斯帕罗夫背后有一大群特级大师在支持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给他发明各种新的开局方法”!或者如后来流传的那样：“他有一台超级计算机!”每次记者采访所提出的类似问题有时使我心中恼怒，但话说回来，这些传言里面也包含有一些真理的成分。

年轻优秀棋手们往往有固定教练，我当年也不例外。而且某些特级大师，特别是那些进军棋王宝座的棋手通常都有自己的分析师助手(通常叫作场外指导)。说到计算机，我是第一位在赛前准备中使用计算机的棋手，同时系统使用各种对弈软件和数据库。但就计算速度和内存容量来说，我的计算机从未强过市场上出售的普通电脑。

我对那些坊间传言不作理会，继续集中精力工作。我的方法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并不适用，但对我来说则得心应手，因此工作效果十分明显。我成名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接踵而至，从不间断，我一边狂热地工作，一边时时听取批评意见。

灵感还是勤奋？

每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未经开发的潜能，即使是那些事业已达巅峰的人也是如此。譬如卡帕布兰卡虽被称为“不可战胜的国际象棋机器”(因为他在其全盛时期基本上没有输棋)，他即使不象自己说的或传说得那样懒惰，但很明显并不太喜欢潜心研究国际象棋。卡帕布兰卡是上流社会的宠儿，享受着古巴外交部丰厚的薪水，很少去精心准备比赛。他骄傲的宣称，他能够看破棋盘上任何陷阱，当然在阿廖辛出现以前他确实也能做到这一点。

卡帕布兰卡1921 年战胜拉斯克成为世界冠军以后，人们以为他会保持冠军头衔很久。对于卡帕来说，国际象棋更象一种轻松愉快的游戏，而且对他来说下棋也确非难事。但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天赋而没有勤奋地工作，因此仅仅六年之后就失去了棋王宝座。战胜他的阿廖辛大概是当时最狂热的国际象棋棋手，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在斯坦尼茨以前的时代，顶尖棋手中多是些爱好者，而那些职业棋手则饱受质疑。有个故事说一位国际象棋赞助商邀请卡帕布兰卡和阿廖辛去看芭蕾，赞助商后来回忆说：“卡帕布兰卡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的女芭蕾舞演员，阿廖辛则专心致志于他随身携带的袖珍国际象棋!”

当然阿廖辛也是一位国际象棋天才，而且他善于将大量的赛前准备与自身的天赋相结合，因而战胜了天纵英才卡帕布兰卡。他细致地研究了对手所有的对局记录，尽管没有找到对手具体的弱点，但终于发现了一些不太明显的失误之处，推翻了古巴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使得阿廖辛增强了信心，但应指出，这并未使他完全自信。

即便是当1927 年阿廖辛与卡帕布兰卡争夺棋王头衔时，他自己也认为卡帕布兰卡会赢。他从未赢过这位古巴对手，而且不久前在纽约举行的联赛上他积分远远落后卡帕布兰卡，尽管当时他获得了第二名。纽约的胜利使卡帕布兰卡有些飘飘然。后来阿廖辛对这次对抗赛写道：“我并不认为我下得比他好。他败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在纽约胜利后太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对我的能力估计不足”。

棋王对抗赛中卡帕布兰卡先输一局，尽管后来他把比分追了上来，并曾一度领先，但最终还是对阿廖辛无计可施。他一败涂地、万分懊恼，他没有想到会遇到如此顽强激烈的对抗。这场比赛成了两种性格之间的对抗，就象阿廖辛说过的“我不是在下棋，而是在拼命”，因此这种白热化的对抗对阿廖辛来说如鱼得水。他对胜利有不可遏抑的渴望，因为赛前他每天几乎准备8 小时以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坚定的信念”)。而卡帕布兰卡则显然不适应这种严峻的考验，最终以3：6 输掉了比赛，一共25 局和棋。他们创造了对局数最多的对抗赛记录—共34 局，这个记录直到1984/1985 年我和卡尔波夫对抗后才被打破，我们共下了48 局。

阿廖辛、鲍特维尼克及以后的菲舍尔向全世界展示了高效工作的范例。他们善于不断积累巨大的能量，然后合理的支配，逐步达到既定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大家都能多工作少看电视，但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还能有效工作的人则不多见。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不一样。卡帕布兰卡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琢磨出一个新思路，但两个小时以后就兴趣索然。阿廖辛可能四个小时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但他会用8 个小时的时间去工作，而且不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而工作效率减低。

有一点需要明白，你受什么动机驱使，什么可以使你向前更进一步？对于我来说，我需要的是遵守制度。我从不更改自己的既定规划，我不从会丧失工作热情。除此之外，为了保持良好状态，我还不断给自己增加新的任务，进行新的尝试。一旦我觉得是在重复以前的工作或者工作变得太过于乏味，我会尽力寻找新工作、新尝试。

还有一些其它一些内在推动力，比如对抗精神或设定远大目标之类。阿那托利.卡尔波夫不是一个勤奋的棋手，但当他1974 年准备与鲍里斯.斯帕斯基对抗的棋王挑战资格赛时，每天几乎要工作十来个小时，这有他的场外指导可以作证!卡尔波夫的对抗精神十分强烈，对胜利的渴望使其作赛前准备时不遗余力。而且这也确实是一场历史性的对抗赛—两位闪亮巨星碰撞之赛：一位是迅速升起的新星，一位是逐渐黯淡的老星。卡尔波夫面对的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前世界冠军，刚刚获得了苏联冠军赛的胜利，这使得卡尔波夫不得不拼命积聚力量，以图放手一博。卡尔波夫没有白费工夫，最终获得了胜利。

工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很难具有阿廖辛那种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精神。将全身心投入到一个目标中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难。而且也不必象他那样狂热于某种事物，象他那样把每一分钟都为工作而计划。成功的前提在于自觉和循序渐进。工夫不负有心人，尽管有时并不是马上有回报，有时回报也并非那么明显。我在检查要发表的一些棋局分析材料时发现，我在家里做的一些备战工作质量太差了。这种发现使我清醒，使我感到获益匪浅!我积累了大量的棋局分析材料，这是我准备各种联赛和棋王对抗赛时的一些材料，但这里面只有一部分得以发表：因为其中的许多思想由于国际象棋理论的飞速发展而变得过时了，或者被我用其它的理论推翻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些对我来说实际是十分有益的，因为我利用强大的计算机软件发现，有时我在棋场上征战时用的并非是致胜魔剑，而是生锈的铅笔刀。

尽管有些分析材料中有些令人懊恼的漏洞，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材料还是十分有用的。积极有效的赛前准备工作带来了丰厚成果，即使有时我并没用使用赛前准备的一些发现和想法也是如此。付出的劳动与收获的成果之间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很神秘的关系。我发现赛前准备几乎成了我的“宽心丸”：每次开始战斗前，我总是感觉自己拥有“致命武器”，这使我信心百倍，尽管有时这种“致命武器”并未使用，或实际上没有多大效力。

这种准备不仅对国际象棋有效，对其它领域也十分有益。一位律师细心研究一个案件，即使这个案件不会被受理，但对提高他的职业素养还是十分有益的。劳动可以使你获得新知识，而知识从来不会没有用处。你身佩利刃，即使刀未出鞘，对手也会感觉到无形的压力。

许多著名人物工作时都遵循这个原则。谁都不会怀疑托马斯.爱迪生的智力水平，但他真正的天赋在于他对试验有着永不倦怠的渴望，即使试验经常失败的。电灯是他不懈努力、无数次试验的成果，而并非一时灵感的闪现。为了能找到一根不会被烧断的灯丝，他试验了几千种材料，甚至试验了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各种罕见的植物纤维。爱迪生一语中的，对创造活动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描述：“我们之所以经常错过机会，是因为它身着工作服，看起来很平凡，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光辉”。另一位伟大的实干家和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坚信我会成功，我知道，我越努力工作，我的成功机会就越多”。

遗憾的是，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却无法克服自己的缺点。我们总是事后聪明，埋怨自己把宝贵的工作时间浪费在聊电话、看电视或闲逛上。唉，这种自我谴责往往是没用的，就如同我们的新年愿望一样，大多数是不能实现的。

将赌博变为科学

如果说阿廖辛将国际象棋变成了一种引人入胜的爱好甚或是一种着魔似的沉迷，那么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米哈依尔.鲍特维尼克则使人们对这种爱好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将其职业化了。他头脑清晰，用不懈的努力和明晰的教导将国际象棋的神秘面纱揭开，将谜一样的国际象棋压缩到了可以掌控的程度。70 年代中期，当我还在他的国际象棋学校受教时，他就提醒过我不能为了局面复杂化而复杂化。有次他说：“如果你不能控制种种变着，而是让变着来控制你，那么你无论如何也成不了阿廖辛”。这使我很伤心。但睿智的鲍特维尼克无疑是正确的...正是他教会我，除了利用自己的天赋外，还需要严格的纪律和坚持不懈。

鲍特维尼克是一位真正的国际象棋革新家。他在赛前准备方面的贡献尤其受人称道。他是工学博士，对工作报有科学的态度。他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高效棋赛备战训练体系，包括体力及心理方面的训练、基本开局分析、对手棋风系统研究及自己对局的细致分析，并将上述分析结论公布，使其它人能就此发表意见。现在这些方法已经十分普及，我们很难想象，当年没有这些系统方法的时候棋手是如何准备比赛的。

他作过各种严格的试验。例如在分析棋局时他会让人播放令人分心的音乐，在下训练棋的时候，会让教练拉戈津向他脸上喷香烟（当年比赛时还没有禁止吸烟）。

鲍特维尼克制定了最优化的联赛工作休息时刻表，严格规定了进食、休息及短时散步的时间（我总是尽量按这个时刻表来做）。他受不了那些无组织纪律性却总是抱怨时间不够的人，而且千万不要跟他说昨天工作很累之类的话。时刻表上睡眠的地位丝毫不次于备战工作，休息不好被视为无法饶恕的错误。

幸运的是妈妈对我的教育使我能适应鲍特维尼克的管理方法。妈妈结婚前就喜欢有条不紊，对日常事务十分重视。因此我从小就知道秩序是什么东西，也不反对遵循秩序。睡眠、吃饭、学习、训练、家庭作业和休息，我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

苏联时期小孩子们可玩的东西不多，因此中学时可以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现在各种有诱惑力的东西到处都是：手机、计算机游戏、许许多多的新奇玩意儿...打发时间的东西各种各样，但总是对孩子人格、战略意识的发展有害无益的。而且父母往往忙于事务，也很少抽出时间来教导孩子尊重纪律、遵守规矩，具体的例子不在赘述。现在我很感激母亲，是她给我设定了一生的发展规划，我确信这是不可缺少的财富。

我稍大一些，进入青少年时期后，当接触了职业国际象棋时，周围都是勤奋踏实的教练和老师。鲍特维尼克通过言传身教强化了我已经拥有的知识。他的教导为我以后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即使在离开棋坛以后，我依然严格遵守以前的日程安排。根据新生活节奏，我把原来的日常安排进行了调整，保留了那些已经证实有益的习惯。我还象以前一样经常写书，写文章，分析老的棋局。不过现在已经不再作国际象棋的赛前准备，而是考虑政治斗争的计划。

培养怀疑精神

我在考虑自己为何对事物有着批判主义的观点时，思绪连篇，回到我童年时代。我出生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也是在那长大的。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各种文化熔合，语言丰富多样的城市，是帝国文化的前哨站。

我自己的血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母亲是亚美尼亚人，父亲是犹太人。有人把这叫混血。不管怎么样，我既遗传了母亲的理性、实用主义，又遗传了父亲有些任性的创造天赋，同时我们家里的氛围也是这样的－既理性又富于创造性。

我的父亲，吉姆.莫依谢维奇.万施泰因去世时我只有七岁。然而他对我一生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母亲经常会提到我是如何在门口苦苦等待他下班回家的。饭后我们总是去散步。父亲把我当成年人来看待。

我四岁开始读书，是从报纸的新闻标题开始识字的。我知道，父亲看完报纸才会带我出去散步的，所以每次都耐心等他看完。当父亲看完一张报纸把它放到桌上时，我总是立刻拿起然后也不慌不忙地，一脸严肃地在那“读报”。

我六岁时，一位阿姨来我家作客。当她看到我拿着报纸大声地念着“开－罗－决－议”时，感到十分好奇。然后我把这则简讯从头读到尾。她问我是还记不记得刚读过的简讯，我立刻把从报纸上看到的中东局势告诉了她。

我爷爷莫依谢.鲁宾诺维奇.万施泰因，是一位作曲家，是巴库音乐学会的艺术指导，同时还是一位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可不是无缘无故地给长子起名叫吉姆的－他的名字是俄语青年共产国际的缩写。尽管1937 年父亲（当时他是巴库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被斯大林清洗镇压，爷爷也危在旦夕，但依然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共产党无比忠诚。苏共20 大以后他得了严重的心肌梗塞...

可惜的是爷爷在家里却找不到共产主义战友。他的儿子吉姆和列奥尼特（也是个作曲家；后来对我的影响很大），外甥玛拉特.阿里特曼（著名律师）以及他们的朋友都是典型的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相信官方的论调，总是对苏联政府的宣传鼓动持批判态度。对他们这些喜欢思考的人来说怀疑社会意见是自然而然的。

一个心理健康的怀疑主义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怀疑一切。对于心理健全的怀疑主义精神来说，最主要的一点是任何信息都不能迷信，另外不应该只关注信息本身，还要关心信息的来源。不管你是看俄罗斯电视上的新闻，还是BBC 或CNN 上的新闻，始终要记住一点，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是经过某种编排的。为什么某些细节在新闻中会浓彩重墨的描写，而另一些细节会一带而过？当新闻给你讲述某个事件时，如果你不仅关注新闻本身，而是考虑为何会播放这一些新闻时，那么你会想清楚很多东西。

我母亲，克拉拉.沙格诺夫娜.卡斯帕罗娃天生就具有怀疑精神，这并非是因为她不信任官方宣传，而是因为她有善于分析的头脑。而且她更多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麻烦，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她没有教会我如何思考，而是教会我要对所读到、所听到的东西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她学的是工程技术专业，在科研所工作，这使她养成了只依靠具体的、可依赖的事实进行决断的习惯。我在中学作文中写过：“妈妈对我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她教会了我独立思考，教会了我如何工作，如何分析自己的行为”。

父亲去世后我们在外祖父家里生活，于是改姓卡斯帕罗夫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当时外祖父家只有三个女孩，没有男孩子。于是万施泰因家和卡斯帕罗夫家举行了家庭会议，正式将我的姓改为卡斯帕罗夫。因此以前的那个受父亲影响而喜欢国际象棋的加利克.万施泰因和现在的这个国际象棋世界领袖加利.卡斯帕罗夫实际上是一个人。尽管我的姓改了，但我的本质没有改变。

我的外祖父，沙根.卡斯帕罗夫是一个石油工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当上了一个海上油田的总工程师。他从1931 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他相信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神圣的，因而倾尽全力支持党内的建设。70 年代初他退休后和我关系一下紧密起来。他会长达几个小时跟我谈政治，让我读哲学书。我们常常就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展开争论，而他并非每次都能说服我。

我小时好奇心很强，读过很多书，报纸读得就更多了。我童年时就经常提好多问题，对好多事物有自己的观点。但外祖父不太赞成我这种叛逆精神。尽管我们经常听“自由之声”和“美国之音”，但他不能忍受美国人对苏联意识形状的批评。1979 年，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和外祖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即使是“万分忠诚”的外祖父也无法理解国家领导们所作的那一切。商店前是长长的队伍，商店里是空空的货架，物资极其匮乏，这使老一辈想起了战后的年代，也使外祖父感到万分沮丧。外祖父很爱我，他陪我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相信我会过上好日子...

大概正是热爱自由的父亲和叔叔，思想健全的母亲和与外祖父持续多年的热烈争论使我对政治有了比较严肃的态度。

人物介绍

米哈依尔.莫依谢维奇.鲍特维尼克(1911.08.17-1995.05.05)苏联/俄罗斯国籍

永不妥协的国际象棋教父

国际象棋第六位世界冠军(1948-1957，1958-1960，1961-1963 年)。1946 年阿廖辛突然辞世，成为不败的世界冠军。为了确定下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国际棋联于1948 年组织5位特级大师举行了对抗联赛。赛场上鲍特维尼克独占鳌头，成为了苏联历史上首位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是位电气工程师，技术博士。国际象棋一直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不过从未耽误他的技术工作。

鲍特维尼克被称为“苏联国际象棋教父”，有时也把他称为“回敬赛之王”。他两次在棋王对抗赛上失利，又两次在一年后的回敬赛上击败对手。他擅长深入分析每个对手的具体棋风，有的放矢地准备比赛，也借此建立了国际象棋职业化的新标准。要想赢得高手如林的对抗联赛，单单顽强是不够的。鲍特维尼克总是十分客观的分析自己的棋局，弥补曾被对手利用的缺点。

鲍特维尼克1970 年退出职业棋坛后开始专注于开发国际象棋计算机软件“先锋者”，除此之外还从事教练工作。鲍特维尼克将毫不妥协的性格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94 年已经耄耋之年的他拒绝为“克里姆林宫之星”杯超级快棋联赛担任总裁判，他说：“快棋赛有弊无利，会降低我们的水平!”我试图说服他：“但这是一种很普及的比赛形式啊!有一百来位特级大师参加，连瓦西里.斯梅斯洛夫(第七位世界冠军，鲍特维尼克强有力的挑战者)也同意参加比赛”。他回答说：“我对多数人的意见从来不屑一顾!我是靠自己的头脑生活的!”这就是坚定不移、永不妥协的鲍特维尼克。

“当危险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当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会带来致命危险时，当局面要求你有钢铁一样的神经，要求你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时，这正是鲍特维尼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时刻”(尤伟)。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分清主次!”(鲍特维尼克)

第八章 物质、时间、质量

科学并非简单的罗列事实，就象大厦并非简单由石块堆砌而成。（亨利.庞加莱）

成年人学外语要比儿童难得多。即使我们每天身处外语环境，也无法象幼儿学习母语那样轻轻松松地掌握一门外语。许多人用母语说话时不会考虑母语的语言结构，因为从小就已经习惯，已经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些人则希望把思想表达的更清晰、更准确，他们写了大量的书，传授人们写作及说话的技艺。

完善我们的决策体制与学习母语有很多相似之处。你需要不断思索，为什么我们会做出一些重要的举动，而此前却从未思考这些举动有何意义。我们自打学会走路开始，就要每天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做出决策。随着一年年长大，我们掌握了一套标准的反应及动作体系，我们可以瞬间作出反应，下意识的作出某种动作。

但我们并不认为人生经险一无是处而要将其抛弃，实际上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决策机制，并一步步将其完善。特别是需要搞清，为什么我们经常错过一些重要的情况，却对不重要的情况十分重视。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犯错误：是信息不可靠，信息评价错误，还是计算不够准确，亦或是上述所有原因共同起作用？

物质是主要的因素

我们中难得有人会去管理跨国公司或国家机构。但提高日常决策的质量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有益的。在提出“我该如何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以前，应先正确的评价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养成决策时仔细衡量所有相关要素的习惯，学会战略性思考，或者象国际象棋术语所说的那样-局面性思考。

当我第一次试图了解分析对弈局面时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时，脑子里一塌糊涂。这就象当你看书时试图了解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一样。对我来说国际象棋就是一种语言，如果算不上母语的话，起码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的。这使得我无法客观评价无意识对弈时我的思维过程。对于读书的人也一样，他无法观察，母语里的一个个词是如何产生形象和思维的。

评价对弈局面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找最佳着法。这完全是两回事。你决定走的一步棋实际已经是结论，就象一个方程式的解。首先应该先列出这个方程，同时理解这个方程。我们会确定涉及哪些因素，评价每个因素的重要性，确定所有因素的重要次序，然后才是对整个局面作出评价。

局面评价时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物质，物质指的是棋子的多少。我们看棋盘时首先要计算子力情况：有几个兵，几个马，几个象，几个车？谁的子力多？是我的子力多，还是对手子力多？每个棋子都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可以借此很快的算出，谁在“军事武器”上占有优势。

我们以兵为单位计算棋子的物质价值。每个棋手开局前都有8 个兵—受限最多、价值最小的8 个兵。甚至“兵”(有的语言中“兵”被称作“雇农”)这个词本身就是脆弱和无足轻重的代名词。当我们说“棋子和兵”时，我们在强调，兵和马、象、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计算棋子的分值时，马和象等于3 个兵，车等于5 个兵，后等于9 个兵，而王则是无价的，王被捉意味着输棋。新手在掌握了棋子分值的知识后，下棋时不会用马去换兵，用后去换车。一开始我们好象都是实利主义者：我们尽量吃掉对手的棋子，而不去考虑其它因素。对于新手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学会了从形式上进行力量对比。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我们学会评价事物的真正价值。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评价某些情况时也会考虑物质上的得失，包括一些日常基本生活资料如食物、水和居住条件等。原始社会时物品的价值等同于它的使用价值，因此当时主要使用实物交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出现了货币流通(金银、硬币、纸币)，票面价值的应用扩大了我们对物品使用价值的认识。当今世界许多资产以非物质的电子形式存在，比如证券市场上利用数字表示的股票价格或银行户头上的存款等等。战场上物质体现为有生力量和武器，而商场上则体现为工厂、工人、固定资本和周转资金等等。

显然生活中的价值并非仅仅限于物质价值。下棋时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珍贵教训往往是虽然拥有很大的物质优势，最后却被将死。看起来很弱的一个王要超过所有其它棋子的总价值，真正了解这一点会让你明白一个道理：物质并非是价值的全部!

在谈到下一个评价要素之前，有必要再对“物质”说上两句。我们有时评价某些物品的价值时不去考虑其客观价值是多少，而是出于自己的好恶去评价。这种情绪化或出于好恶的评价作法会干扰我们客观评价的能力。

我已经记不清，为什么我童年时最喜爱的棋子是象。有次在少年宫与队里一位师兄下出了一局很滑稽的棋：除了王和8 个兵外我只剩下2 个象，而他只剩下2 个马。我甚至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都相信象威力很大，尽量避免去兑掉它，尽管有时会招致惨败。而其它的新手则对跳来跳去的马情有独衷，或者相反，他们一开局就想兑掉不可捉摸的马。

鲍特维尼克对下棋时对手的偏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是他的国际象棋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仔细分析了对手的大量对局，并尽量把对手的各种失误进行分类，希望能在以后和他们对局时利用这些失误。“最坏的失误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预料之中”，鲍特维尼克的这句话可不是随口一说的。

我们的朋友、同事和亲人们往往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各种坏毛病。有时当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些怪癖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就象听妻子说你晚上老打呼噜一样。作决策时抱有成见或有所偏好带来的影响不一定很明显，所以事后通常意识到这种影响，更不会想到要避免。决策时不受成见和偏好的影响可以保证您客观地评价事物。

时间就是金钱

了解小时工工作的人都清楚“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具有的最直接的意义。物质，也就是金钱是可以用劳动来交换的，是可以用小时和分钟来计算的。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时间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但国际象棋中还有棋盘时间，通过走棋步数来进行衡量。

棋手们都比较关注时间。他们一边下棋，一边听着棋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走出一定的步数。对局时间是以走棋的步数来计算的。需要几步棋才能从一个局面转换到另一个局面？我的进攻应以多快的速度展开？我能否比对手更早实现我的构思？

下棋时一人一着，这与普通意义上的时间有所不同。棋盘上的时间因素最先体现在执黑与执白的人所拥有的时间有所不同。白方先行，这使其在棋盘时间上有开局之利。如果黑白双方对局时都不犯错误，那么执白之利是否足以使黑方输棋？这个问题争论已久，而且没有答案。看来一时之间我们还无法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知道，执白一方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特别是高水平比赛中。业余棋手常常会犯错误，走出一些无意义的着法，先行之利对他们来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但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先行一步则有着实质性的优势。在计算精确的对局中，先行一步可以使白方保持对黑方的一定压力和威胁。白方行动时，黑方必须对白方的行动做出反应。人们利用统计方法对第一步的价值进行过测算：在特级大师们的比赛中，执白的胜率是29%，而执黑的胜率则只有18%，其余53%为和局。白方的优势看似很明显。“棋盘时间”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它可能会由于一着漏算而全部失去。

军事统率考虑时间与棋手考虑时间大同小异，而现实世界中时间则是动态的。现实生活中你和你的对手的“步数”几乎是无限的。战场上和全世界同时发生着无数的事件。

时间优势并非仅靠快速机动或抄近路就可以实现。有时可以“购买”时间或使用物质手段进行兑换。机动部队完全可以采用攻击薄弱侧翼的方法，打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是否善于把时间兑换成物质，这是我们的评估系统具有的一个独特的折衷办法。

每人都有自己的折衷办法

童年时当我刚开始羡慕优秀棋手就得以跟他们亲密接触，因此我根本没有时间来寻找偶像。然而我却对与第8 位世界冠军，传奇一般的米哈依尔.塔尔的首次相遇一直难以忘怀。

那是1974 年春天，在莫斯科少年宫举行的全苏国际象棋联赛上，由7 个小学生组成的国际象棋小队与特级大师们举行车轮战表演赛。（当时我还是中学生，曾两次参加比赛，见过许多优秀棋手，包括未来的对手阿那托利.卡尔波夫。）第一轮比赛时我内心深受震动：我，一个十岁的象棋大师侯选人，面对的是伟大的塔尔!我甚至都能和他握一握手!有关他的传言我听得太多了。人们说他相当恐怖，他的目光可以将人催眠，他的目光可以把对手看穿。当然要想“控制”我，他还用不着使用这些手段...然而他没有“控制”我，却鼓励了我。后来我又三次参加这种“象棋新星联赛”上，不过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特级大师来给学生们指导。

塔尔控制时间的能力无人能比!当他象雄鹰一般展开双翼发动进攻时，你会觉得他的棋子跑得比对手要快。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塔尔年轻时不太关注物质的得失，为了集中力量进攻对手的王更乐于将子力兑换成时间。他的对手们往往节节败退，最后惨败。只有少数人能抵抗塔尔的猛攻。他的天赋无人可比：他知道如何控制局面，需要兑换多少物质利益来保证进攻时不受限制。

进攻中时间比物质重要的多。但如何把时间和物质进行换算？象大约值三个兵，但一步棋又价值多少？这里没有简单的规则，有的只是精确评价具体的局面。你可以试着问一个将军：他是想要一个团的士兵，还是想要几天的时间用来调动兵力、加强战线。一样不会得到具体的回答。和平时间他大概想要一个团的士兵，而复杂的战时则可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拒绝接受士兵。

有时我们会提到开放性局面和封闭性局面。开放性局面指的是有可以移动子力的开放线，有可以移动的棋子，可以进攻和反攻。而封闭性局面则指的是缓慢进行的对局和战略调动；国际象棋中封闭性局面类似局面战。开放性局面中每一步棋都十分重要，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因而速度十分重要。如果局面处于僵持状态，双方的活动量降到最小，那么双方则不需要太快的速度。

我们可以拿公司开发生产线来举例。公司经理知道，竞争对手也在开发同类生产线，而且双方处于大致相同的阶段。A 公司是否应抢先B 公司一步，尽快开发生产线，尽快将产品投放市场？或是将财力投放到提高产品质量上，在质量上超过对手？A 公司和B 公司的最终决定将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他们是哪个行业的公司？他们都生产哪些产品？时间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比如说研发的是一种新型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就不能与开发新玩具一样，单单计较时间的得失。

评价物质和时间的关系时正确理解形势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分析可能的换算关系时，应该先看一下现实的情况。在当前情况下时间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是因为你已经等烦了？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需要作出类似的决策。你是否需要多花钱来加急办理？你可以在四天内收到你买的东西，也可以当天就收到，但要多付钱。如果时间或钱对你来说无所谓，那么很容易决策。但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对你都很重要，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中间点。

有个很明显的例子说明找到时间和物质之间的平衡点是多么重要。那是1986 年我与卡尔波夫进行第三次世界冠军对抗赛中第8 局的时候。当时我执白，开局刚结束为了发动进攻就弃了一个兵，而卡尔波夫在计算之后接受了弃兵。白方获得了许多进攻机会，感觉通过弃兵获得的速度要远比那个兵超值，黑方的防守招数也很快将用尽。然而卡尔波夫坚韧的防守实在令我佩服，他不仅打退了我的第一轮进攻，而且还反过来要求以车兑象。如果我接受这个弃子，那么局面将变得简单化，黑方会得到很不错的局面补偿。很经典的物质和时间相互作用的例子：先是我为了获得进攻时间而放弃了物质利益，随后卡尔波夫则为了防守时间而决定放弃物质利益。

我拒绝了他的反弃子，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以便利用对手时间紧张的情况。如果换成卡尔波夫，他应该乐意于以象换车，因为这不会带来风险，而且还能保持一种局面优势，局面战正是他所擅长的。我试图打破黑方防线，于是向前挺兵，不久为了将战火烧得更旺，又弃了一个兵。局面变得异常复杂：如果现在我攻击稍慢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拥有“棋盘时间”对于对手来说是通常一种压力和威胁，要求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快速寻找各种有效的防守手段，这使得我有时间优势。由于时间恐慌，卡尔波夫无法控制急剧变化的局面，在距时间控制十步时超时。这是卡尔波夫国际象棋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超时，也是所有世界冠军对抗赛中唯一的一次!超时前黑方已无法反击所受到威胁，所以我也没有因为时间原因得胜而感到内疚。

这局棋明显地反映了我对棋局的态度：通常我会为了时间而牺牲物质利益，为了棋子的活跃而放弃一些静态的东西。它们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各有所用罢了。这种偏好通常也是棋手风格一种反映。卡尔波夫输棋是否是因为他错误地评价了局面？是否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完全不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棋风和判断，客观上他的局面直到对局结束以前都没有劣势，他输在了时间恐慌上。时间恐慌使他犯了错误，最终导致输棋。

质量决定优势

正如上面提到的，评价局面并非单纯是数棋子和计算步数。一个棋子的价值会因具体局面不同而变化，会随着每一着棋而变化。每步棋的价值同样也是不同的，就象我们看塔尔下棋会觉得他的棋子比别人移动得快一样。

理论上来说，对局中所有的事件都可以进行分析，用一定数量的步数来表示，也就是用“棋盘时间”来表示。很轻易就可以算出，一个棋子到需要的位置需要几步棋。但问题在于，你的对手也在走棋，他可不会让你随心所欲地走棋。

要正确使用两个评价局面的要素-物质和“棋盘时间”，同时还要引入第三个要素-质量。我们有时会说这是一个坏马或那是一个强兵，因为一个棋子的价值会决定它的质量，同时还取决于整体的局面，也取决于该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如果一个马位于棋盘中心，它可以控制很大的面积，可以立刻投入棋盘任何部分的战斗，那它就是一只铁马，与位于边线的马相比，价值要大得多。正如塔拉什的棋谚所云：“边马让你蒙羞!”

军事对抗时战略地点在全局中所起的作用决定它的真正价值。军事上敌对双方总是尽量考虑各个地点的作用，并尽力占领制高点。弓箭手(后来是炮手)站在山顶就可以射得更远更准，而站在高位的指挥官则更利于观察战况。空军和太空飞行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古老的兵法，但军事思想的主要部分并没有变：部队位置可能要比其数量或火力更有重要。合理的位置会给部队带来便利，不好的位置则限制部队的作战能力。

位置好坏与部队的种类也有关。我们看一下比较流行的电脑游戏“魔兽争霸”。玩游戏时您相当于军队总指挥官，手下的每一个小分队都有其特有属性。您的军队里可能有暗夜精灵或兽人，法师或矮人族，他们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魔兽争霸”是实时战略游戏，不是象国际象棋一样的战棋类游戏。实时战略游戏里的时间相当于真实的时间，玩家应该把游戏时间和自己掌握的物质资料之间的不断进行调整(新的“魔兽争震”网络版游戏中共有四百多万个游戏人物)。

与国际象棋中所有棋子初始位置都固定不同，“魔兽争霸”游戏中您可以自由组建军队，并将其编成几个小分队。你在组建部队时需要考虑，你最需要哪种兵力：是远程弓箭手还是重装骑士？哪些魔法物品能在作战时发挥重要作用？

“魔兽争霸”游戏完美体现了物质、时间、质量三者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原则的精髓。游戏一方面教会你基本的战术和战略知识，另一方面教会你如何控制管理资源。你首先要积累一定的资源，如黄金和木材等来建设你的王国和军队。资源积累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军队的机动性及战斗力。随着您的军力逐渐增加，可以介入与其它玩家的战斗，最后面临激烈的冲突对抗，你对战局的评价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物质、时间、质量三要素的应用

物质有时会比较消极，起不到多大作用，但这种情况很少。被挤入角落的一只马有可能突然跳出来，在残局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也是国际象棋软件程序员所面临的一个难点。这种情况叫作“圈套观念”。即使是初级的棋手都明白：如果一个棋子被封锁了，没有出路，那么这个棋子暂时是无价值的。然而对于电脑来说，这个棋子的价值评分是一直不变的(当然电脑也会因为该子丧失机动性而给它减去几分)。目前暂时还无法向电脑“解释”此类现象，如位于A 格的象要比位于B 格的象价值高两倍。

因此物质的价值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固定不变的，一种是变化的。经济领域中也是如此。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需要把资金进行短期投资，这些投资需要你经常关注和核算，也可以把资金长期投资，到几十年以后退休时再去动用它。

上面提到的与卡尔波夫的对局反映了我倾向于动态因素，而他则喜欢长期因素。如果我的进攻被打退，那么他长期投资获得的局面优势将是特别巨大的回报。这是我们多次对局的一个最基本的写照。我们两人对时间和物质的观念不同，因而对局时也使用不同的战略和战术。1984/1985 年第一次对抗赛中我的进攻技巧还不是很完善，往往是卡尔波夫接受了我的弃子，随后又打退了我的进攻。他对局面的评价能力要远远强过我。但在1985 年和1986 年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对抗赛中情况则有些变化：我学会了更稳妥的弃子，这在随后的对局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物质的价值指的是它实际的应用能力。如果时间能让物质变得更有用，那么时间本身价值就很高。每天多一个小时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是件好事，但对于监狱里的囚犯则另当别论。应当把浪费的时间用来提高我们拥有物质的质量，而不是用来获取新的物质。因为多余的物质本身就相当于白白浪费了时间，往往于事无补。

有用的物质和合理使用的时间有助于成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国际象棋对局中。这个原理如果能用于公司管理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用于战争和政治则会带来胜利。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胜利”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幸福。幸福无论用多少钱都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合理的使用时间，就可以在各种事情上取得成就，给自己带来益处，提高生活的质量。

一只“坏象”坏在哪儿？

我已经说过，棋手们常常会提到“好象”和“坏象”，指的是对局中象有不同的价值。坏象指的是被兵堵住去路的象，尽管其绝对价值并没改变，但实际局面使其实际价值大大降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实际价值，同样也改变了对局性质：现在您会希望把它兑掉。尽管表面上看似等价交换，但由于实际情况使得象的价值降低，所以对您来说是合算的。

公司经理、军队统率都应该关注自己下属的“坏象”。1981 年杰克.韦尔奇接管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时，首先把那些不符合他标准的部门列了一张清单。他对这些部门的经理说，他们要么提高工作效率，要么撤消部门。公司将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有前景的经营方向上，而不是那些效率低下的部门，不会因为部门而使公司背包袱。

每个国际象棋棋手都能理解韦尔奇施行改善部门效率的措施，这就相当于改善位置不好棋子的效率。他可能会想起塔拉什的说法—“一个棋子不好，全盘局面糟糕”。如果您有一只坏象，您应该想办法使它活跃起来，把它变成一只好象。如果您想尽办法也无法使其活跃，您应尽量把它交换掉，也就是弃掉该子。这也是一般情况下处理低效物质的方法：或者有效利用“坏”子或获利不多的资产，或者弃掉它，这样你的处境就会变好。顺便提一下，有时一个坏象也能进行有效的防御。

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的例子。我们知道，不能总是一味进行风险投资或是只作保守投资。任何一位投资经理都会建议你进行综合投资。根据你的年龄、需求和收入，他会建议你交叉进行风险投资和稳定投资。如果你坚持长期持有无利润的投资项目，最终会遭受损失。

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

开局后棋盘上原来相互独立的棋子渐渐处于相互联系中。它们之间的一些线路对棋子的价值高低产生了影响。象的价值比兵高，因为它移动速度比兵快，可控制的棋格多。同样原因车的价值比象或马高。有些情况下，兵、马和象的价值要比车高。大多数情况下车的威力比兵、马、象高，所以我们通常说车比这三个棋子的价值要高。

我们知道，有的部队尽管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武器，可能从总体上具有很大的优势，最终会影响战斗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罗斯军队训练差，装备糟。尽管当时俄罗斯是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但武器和弹药却严重不足。令人遗憾的是，二战前我们的军队也面临这种状况。

“两军相争谁能胜？”，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如果对阵双方都没有明显优势的话，就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通常先去分析双方所持有的物质资料。拿国际象棋来说，当一个棋手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料或者说棋子，而且他的对手不能用时间和/或质量能弥补物质上的不足时，我们会说他能取胜。哪一方具有更强的局面？一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动进攻，另一方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布阵迎敌？谁控制的范围比较大？某一方的王是否可能被攻击？这些有关质量或数量的问题都有其重要性。

将死国王，棋局结束，这个是最无可辩驳的致胜条件。因此我们出于习惯和自卫本能在评价局面时会先去看国王是否有危险。如果我们的王不能摆脱被将死的危险，那么我们肯定会输棋，不管还有多少棋子。尽管“将死”在国际象棋中的定义十分清晰，而且生活中也常被用作比喻，但实际生活中却难以找到类似事件。比方说战争中军队可以在没有长官时各自为战，大臣们没有君主也可以暂时各行其事，而公司破产后也可向外界寻求帮助。现实生活中总是可以找到时间和方法来收拾残局，尽管由于战略错误可能会更加举步维艰。而国际象棋中的将死则完全是两回事。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将死”认为是一种“无论使用任何代价都应去避免的一种情况”。因此为了能把对方的王将死或保护自己的王，我们可以牺牲任何子力。

第二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拥有物质的多少。对局时你所有的设想都和棋子的相对价值有关(例如，当我们说马的位置很好，其价值、威力相当于一个车)。除了“王的安全”和“棋子价值”之类的主要因素，我们在评价局面优劣时还要考虑一些更复杂、更难以捉摸的因素。因为评价时间因素必须要懂得局面的发展趋向。您想搞清要达到一个目标到底需要多少时间，首先您应该清楚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下棋时还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评价标准，如兵形、是否占领中心和开放线等等。

细节决定成败

局面评价与战役开始前部队的阵地部署差不多。下面是一个明显的兵形结构的例子(不用去考虑是如何走成这种结构的，因为实际对局中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构)：

棋盘图

请注意黑白双方兵的位置。每方都是8 个兵，也就是棋盘上双方的物质资源是相等的。然而双方物质资源的质量却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兵形结构的差异。白兵的位置比较合理，形成了一个可以自保的兵链，而黑兵则分为三个“兵岛”，而且其中有两处有叠兵，大大限制了后面兵的行动能力。可以说，白方的“兵形结构比较好”。

但如果只有兵，没有棋子，而且没有王的话，对局就太过于简单了。实际对局中兵形只是局面评价的因素之一。黑方兵形的缺陷可以用棋子来弥补。棋手们一般都想达到一种长期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白方的兵形。但鲍特维尼克的竞争者，大卫.布龙斯坦1951 年的棋王对抗赛上却更倾向于选择黑方的兵形！布龙斯坦是个风格活跃的棋手（我也属于此类棋手），总是花很长时间争取哪怕是暂时的主动性。比如他可能会选择坏兵形来激活自己的棋子，使棋子最大限度的活跃。

兵形属于既精细又激烈对抗的因素，这主要是高手及水平相当的棋手对局时注意的。棋手的水平越高，就越能高效地对抗及精细地评价局面。对于高手来说，局面评价的失误往往是在对手的巨大压力之下产生的，而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失误则是棋手水平高低的表现。正谚语所说：“魔鬼藏在细节中”；棋手熟练运用这些细节就可以赶走“魔鬼”。

投资收益

哪些细节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当今社会只有很少的人被迫去寻找基本的食物和水，但我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程度却一点也不逊于前人。而另一些物质之外的东西如“利益”、“质量”或“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定义却模糊不清。我们把时间看成是金钱，不希望把它白白浪费，却从来不认为它看作一种投资。

教育使陈旧的思维有所改观。大学里的教育正如一种投资，是为将来改善生活而使用物质和时间进行的积蓄活动。我们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作为回报得到了可以提高我们水平的技能。高等教育是我们自己或者借助父母进行的一种物质上的牺牲，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将来生活的“局面优势”。用国际象棋的语言来说，这种投资就是寻找物质、时间和质量的最佳结合点。我们投入的越多，最后收获得也就越多。如果你能在好的大学里接受教育，那么你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结识更好的关系，以后就能更加自信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

商务管理之类的培训如MBA 培训就是上述投资的鲜明的例子。一个部门经理每年薪金十万美元，却要掏几万美元进行培训。不管从哪方面看，上MBA 都不是一件轻松事，然后培训的动机却并非贪图短时的轻松。不过MBA 培训的学费逐年增加，由此可见，即使上MBA 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回报应该是不菲的。

我们在评价事物时并不总倾向于寻找时间和物质的结合点。因为物质利益上的牺牲有时并不能带来时间上的赢利。就象下棋一下，你可能会瞬间得胜，也可能一下子失败。当一盘棋胜利在望时，棋手可能同时享有物质、时间和局面的优势。这有点象生活中“富者愈富”的现象。

一个政客参加竞选时，其最高目的是赢得竞选。他手里掌握着有限的时间和物质资源。他所执行的战略应该保证他最大限度的利用时间和资源，在选民面前树立优秀形象。尽管现在竞选活动的资金耗费比以前要超出许多，但经验证实，有时次要因素也会导致无法预期的后果。有时竞选人一句不恰当的话或者一次不恰当的发言就会破坏他努力维护的形象。而且这些次要的“细节”因素比那些最主要的优点和不足起到的影响还要大。

遗憾的是，在当今俄罗斯政坛上有关需要重视竞选细节的说法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指导规范。

认识质量的效率

一个公司股票的市场牌价就是该公司经营效果的晴雨表。专家会对该公司的盈利情况进行评论，公司年报会说明公布的收入情况，然而股票牌价却往往与上述资料不对应。股票交易的股票牌价显示了大多人对该公司经营情况的一种评价：公司目前是否占据有利的局面，将来是否有比现在更高的收益等等。

GOOGLE 公司现在已成为一个财力雄厚、世界闻名的品牌，其股票价格蒸蒸日上，成为最具有活力的网络公司。2006 年夏天，公司每支股票的价格为387 美元（而年初居然达到了450美元这一令人吃惊的数字），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1200 亿美元。因此可以说当时GOOGLE 的市值要超过智利国内所有公司的市值（650 亿美元）。尽管这种对比过于简单化，不太可信，因为2004 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690 亿美元，而GOOGLE 公司2005 年的总收入只有几十亿美元。

那些股民以35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GOOGLE 公司的股票，同时也把该公司的市值捧上了天，那么他们真得相信这个公司每年收入那么多钱吗？当然不是。证券市场不会反映公司未来的经营走势，甚至有时与股民的期望相差很远。它反映的是当前对公司的一种认识。股民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盈利，他们投资的是那些马上就要成功的公司。GOOGLE 公司的股票可以值380 美元或任何更高的价格，只要还有股民愿意去购买。这个价格反映的是投资者的信心和对利润的渴望，并非是公司的实际价值。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网络公司发展的泡沫使许多人深受其害一样，只要有人象《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那样说一句：“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啊！”，危机马上就会到来。质量和对质量的认识一样，是动态的，也是相当脆弱的。

由于电脑对国际象棋的评价并非是通过感知获得的，因此它在评价时有相当的优势。然而电脑却无法在证券市场上大展身手，因为证券市场是人为设定的，其行为通常是无法预期，有时甚至是不合逻辑的。同样的原因电脑在纸牌一类的游戏中也表现欠佳。尽管电脑在国际象棋中已大有用途，但并非是因为它能象人一样理解物质、时间和质量三要素的真正意义。

家庭战线上的物质、时间和质量

在开始下一个话题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结果的。每个曾经买过或者租过房子的人都清楚，选定一个房子需要考虑许多内容，需要做出许多折衷。由此进行的家庭讨论也不会仅限于对质量和材料进行浅显的对比。即使你相信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相信多付钱就能买到好房子，你也很难搞清，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特别如果你家里还有其它成员的话，那么对待买房子这件事上会出现许多方案。

新房子位置和它周围的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哪儿生活最合适：是紧邻孩子的学校，还是离你的办公室比较近？这个小区的安全情况如何？周围购物和娱乐设施情况如何？人们选择新居时通常考虑上述全部因素。国际象棋对局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你是优先“出动子力”、“占领中心”还是“尽快将王转移到完全位置”。这些陈旧的教条对于新手颇有裨益。当棋手拥有足够经验以后，他可以从这些规范中发现一些例外。伟大棋手与优秀棋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发现这些例外并能利用这些例外。

没有一个万能的评价公式。我们通常知道自己喜欢哪种结果，可以做出某些决策，但经常被迫改变主意，丧失目标。而且当我们面临的是重要事件时，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细节，而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则往往导致出现出现大问题。

许多人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太过于相信他们熟知的事物。我们经常顺从惯性思维，却没有想到麻烦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袭来。

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角度关注棋局、商业提案、新工作或新居，我们的评价结果有时会失误。因此我们必须通盘考虑，作出机动性决策，维持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平衡，或者进行有利于我们的交换。当我们对目标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善于多方位、均衡地把物质、时间和质量相结合，就能找到通往该目标的途径。如果我们不完善自己的分析能力，那么就可能象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那样：“当今世界谁都知道价格，但没人能够真正地了解它”。

人物介绍

米哈依尔.涅海姆耶维奇.塔尔（1936.11.09—1992.06.28）苏联/俄罗斯国籍

如魔似幻的进攻能力

第8 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60－1961 年）。这位“里加魔术师”在23 岁之年击败了苏联棋坛教父鲍特维尼克，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这是轰动一时的胜利！然而在一年之后的回敬赛中，他无论在备战、自我约束、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对抗鲍特维尼克精心准备的战略进攻。塔尔自己都承认：“鲍特维尼克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棋路”。

塔尔在成为世界冠军以前，他的勇猛，然而又魔幻般的进攻风格就已如传奇一般广泛流传。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他的名字直到现在还是精彩和冒险棋风的代名词。塔尔的活跃风格与鲍特维尼克严谨的科学逻辑风格相得益彰，两次棋王对抗赛的对局成了《国际象棋的反差》一书的材料。

尽管塔尔后来没有再去角逐棋王桂冠，而且他深受肾病折磨，吸烟很凶，喝酒很多，但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一直是所有棋手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他的战斗之火也从未熄灭。1988 年，当这位全民爱戴的米沙（塔尔的小名。－译者注）全盛时期已过，他依然参加了当年举行的超快棋冠军赛，使他的无数棋迷们欣喜欲狂。几乎所有著名棋手都参加了这次比赛，包括我和卡尔波夫。

“如果塔尔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根本没法和他下棋”（鲍特维尼克）。

“我不喜欢研究国际象棋，我把它当成一种游戏。国际象棋对我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艺术。据说我的风格有点象阿廖辛，但他赛前所作的准备要比我要多得多。应该说他除去努力研究国际象棋外，也曾把国际象棋当成一种游戏。”(塔尔)

“如果总是坐等成功来临，那生活也太无聊了”（塔尔）

第九章 失衡与补偿

那些同意牺牲自由来换取偏安一隅上的人，是不配得到自由和安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对局的瞬间画面

失衡是指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不协调、不成比例、不对应。下棋的失衡指的是对局双方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有明显地差异。我们在研究物质、时间和质量三要素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失衡的问题。即便对局双方的棋子对称分布，其中一方也在“棋盘时间”上拥有优势，从而打破双方的均势。

在评价具体棋局时最好不要单纯考虑双方走棋的次序，而是更深入地考虑一些质量因素，如兵形、子力出动、棋子活跃性及空间大小等。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对局的瞬间画面”，可以用来分析棋局的一些细节。如果你养不成这种习惯，你就会养成机械地列举一个又一个着法的习惯，无法培养战略目光，无法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对局局面。

在了解互联网业发展时(当时也想从事这个行业来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也了解了许多以前一无所知的情况。1999 年我们打算以我的名字开一个实名国际象棋网络公司。当事情运作到最后阶段，需要进行网络测试及专项征询意见阶段工作，以便了解网站实际建设情况及网站导航的工作状态。

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参加测试的网民对网站设计人员的测试说明和方法视而不见。他们根本不会按设计人员的思路工作，而只对感兴趣的测试菜单点击鼠标，如果他们对测试结果不满意，就又返回来再次进行测试。后来有人跟我说，这是那些没有经验而又十分好奇的网络用户的普遍行为。如果菜单的功能不是很明显，他们会视而不见。他们通常只从主观愿望出来，希望能一蹴而就。

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行为是十分普遍的。我们通常选择看似现实的设想，然后义无返顾的向前，根本不去理会其它问题。然而简单地尝试各种方案完全不等于正确的评价局势。如果做事不假思索，就会陷入简单地尝试各种方案，而不去理性地分析，有意识地作出正确的决策。

我举一个棋校学生的例子。我们假设有个学生由于幸运和直觉的原因很快地在一个复杂局面中找到了下一步正确的着法，而且他是所有学生中第一个找到正确着法的人。这会使他十分自豪，但并不是说他能懂得评价局面。而且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有可能成为一种坏习惯，因为对他来说似乎不用担心时间不够的问题，好象遇到问题时可以马上找到答案。如果你去深入地分析局面，你会发现它具有哪些特点，可以使你的决策变得更加有根有据。所以在分析问题时考虑时间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得到对局瞬间画面后，可以着手分析局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即便是顶尖棋手们也会因评价某个局面时而意见不同。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试验，我们把一个局面给一个人看，然后问他更倾向于哪一方：是白方还是黑方？哪一方的胜算多一些，为什么？局面可能是均势的，但每个人的回答都会带有主观性。因此对我们来说，了解自己内在的偏好和成见，比正确评价外界因素还要重要。

学员在工商管理培训学校学习时，当课程涉及评价公司状况或进行社会调查时会学到分析某些要素的方法，这与上面所提到的分析“对局瞬间画面”的方法大同小异。首先学员们去分析一个资金损益表，老师不告诉他们有关这个损益表的其它信息，甚至不告诉他们这是哪个生产行业的损益表。只向他们提供该公司及竞争公司的市场份额信息。随后陆续向他们提供一些要素信息使他们能填补分析空白，并显著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当学员们能将所有的要素组合成一个完整东西时，他们就能看到该公司经营的完整画面。

寻找补偿

局面评价包括寻找已方优势及寻找补偿劣势的手段。通常情况下只有少数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优势是可能逆转的。塔拉什就曾着重指出：“每一步着法都会造就一个薄弱区域”。当然，如果一步棋不能将对手将死，通常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又会带来一定的坏处。即使那些被普遍认可的规则也符合这种情况。例如，当你挺兵攻击时，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进行棋子机动，但与此同时会使防御减弱。当军队快速进攻时可能造成后勤供应和联络的中断，甚至后方可能会乱成一团。

与质量不好带来的损失相比，物质损失有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你甚至希望放弃原来拥有的一些物质资源。下棋时经常有弃子的现象，你有时为了打通攻击线路，会主动把兵送给对手吃掉。

如果某种优势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那么你会尽量用它来交换某种你需要的利益。证券市场上的新手大多会将一支赔钱股持有到最后，希望它最后能咸鱼翻身。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老练的投资者知道，与其最后一无所有，不如将仅有的一点东西变现。

1983 年在南斯拉夫尼克希奇的一场大型联赛上我成功地“卖出了一支赔钱股”—用一只象交换了一个兵。当时我执白与匈牙利著名特级大师拉约什.波尔蒂什对阵。我竭尽所能，想利用取得的一点局面优势去进攻黑王。结果我的两个棋子在抢同一个中心格。如果我把马跳到那儿会挡住象的进攻路线，象一点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我苦苦思索。如果象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可以把它与黑方的重要棋子进行交换，比方说与王前兵进行交换？

从物质角度来看，用象来换兵有点不划算，但却能争取“棋盘时间”上的先手，而这种先手正是我所需要的。在当时已设定好的计划中象没有其它用途，把它弃掉却能使优势更加明显。波尔蒂什接受了我的弃象，他的王却失掉了珍贵的撤退和寻找掩蔽的时间。最终我所获得的先手价值超过了他获得的物质价值。

我们通常把局面的优势和劣势进行通盘分析，然后考虑如何掌握主动。我们总是力图削弱对方防守并不断强化自己的局面。尽量把自己的劣势降至最低，当然如果能转劣为优并加以利用那就再好不过了。“理论劣势”，就是你的对手无法利用的劣势不能认为是弱点。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利用已有的优势，就会获得更大的优势，从而最终获得决定性的物质优势。这看起来有点象魔术：有时可以把一种优势转换为另一种优势。当我们按棋理走棋时，通常可以把时间优势转化为物质优势，或者相反。

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在一个闭合的环境中能量总量是恒定的，如果其中一个点的能量增加，则另一个点的能量减少。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能量只能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而在棋盘上我们可以打破这个规律：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能量甚至新的物质!当兵到达对方底线后，可以升变成任何棋子，甚至可以变成后(当然你不能拥有两个国王：棋盘上国王可以有几个王后，但国无二主的规矩还是不能破的!)。另外，我方棋子能量增加并非仅仅是由于对手棋子能量减弱的原因。在典型的对抗游戏中，玩家们都尽量有效调动军队，以增强军队的活跃性。

如果棋盘上每次“转换”都很成功，那么我方的局面无疑会不断加强。比如我需要两步棋的时间，可以把马跳得很有利的位置上。而如果我弃掉一个兵的话，对手应该用一步或两步的时间来吃掉这个兵。

游戏和公司的经营规律有相通之处。如果你拥有资金优势即物质优势，那么你可以用它来开发新产品，更新生产线，打广告或培训员工。你可以评价竞争对手的资产状况，可以找到对手的经营失衡之处并加以利用。即便竞争对手在大多数方面都占有优势，我们无以借用，我们也可把精力放在发展本身能力，弥补失衡之处上。我们在了解了对手不足之处后，应针对具体情况尽快调整我们的经营策略，以期利用对手的不足之处。

“浏览器大战”中的战略运用

90 年代末“浏览器大战”一说曾风靡一时，指的是网景公司与微软公司在网络市场上的争夺。网景公司的Navigator 浏览器(或称网络浏览器)推出最早，使用效果也最好，占有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和坚实的用户基础。而微软的Explorer 浏览器则远远落后，推出之后反响平平。

微软公司决定后起直追，精心制定了“换子战略”。微软公司在浏览器产品的质量、用户基础和品牌知名度方面很弱。但微软公司并没有在浏览器战场上开战，而是与网景公司展开了公司范围内的竞争，这方面微软公司的优势则显而易见。第一、微软凭借Office 软件和Windows 操作系统的成功销售具有十分雄厚的资金支持。第二、微软在产品投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把浏览器和自己的其它成熟软件捆绑销售。如果你购买了Windows 操作系统和Office 办公软件，那么微软的浏览器软件也将安装到你的电脑上。

微软并非简单地将浏览器与其它产品打包销售。公司拥有雄厚的财力，因此可以把浏览器产品免费赠送需要的人员。这是一种低级的，然而十分有效的将物质优势交换为局面优势的方法，最终给微软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微软投入大量资金来优化其Explorer 浏览器，但这并非是与网景之战的重点。网景公司比微软公司小的多，当他们发现微软的所作所为后，试图力挽狂澜，将微软告上了法庭，指责他们进行不正当竞争。然而网景公司无法免费发放产品，完善软件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最后网景公司不得不将浏览器和其它软件产品打包出售，而微软公司则大获全胜，其浏览器产品占领了95%的个人电脑市场。两年时间内微软把浏览器市场占有率从10%增加到80%，并不断扩大市场占有量，排挤其它竞争对手。

微软之所以能击垮网景公司主要由于其在资金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这一点与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对抗相似。美国不断扩大军事开支，最终利用军备竞赛拖垮了计划经济中的苏联。

有趣的是，第一次浏览器之战结束没多久，新的浏览器之战又开始了。微软公司在浏览器上没有敌手，因此放松了软件完善工作，最终导致了比Expolorer 更完善的Firefox (火狐)浏览器问世。各种电脑病毒、令人讨厌的互联网广告和间谍软件等各种技术飞速发展，所有这些使微软的浏览器无法招架。而微软公司采取的将浏览器与其它软件产品免费捆绑销售的策略最终被立案调查，这些也妨碍了其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Firefox 浏览器由Mozilla 公司(由网景公司的部分人员组建)开发，源代码开放，软件体积不大，并且向微软的产品一样，免费向市场投放。网景公司1998 年被美国在线收购，被微软彻底击败，而2006 年Firefox 浏览器则与微软公司的产品展开了巅峰之战。两次大战的背景有些区别：后者是在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大规模发放软件产品的前提下。初涉互联网的网民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现在对于大多数网民来说，新软件大多从网站上下载试用一下，而Firefox 只要建立一个网站就能满足所有网民的下载要求。我写到该行文字为止，Firefox 网站的下载量已达200 000 000 次。这种投放方式使微软的优势力量无从发挥，而Firefox 软件的质量加上有效的产品投放方式使其赢回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据不完全统计，其市场份额已达到10%。微软公司一反多年来不对浏览器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常态，开始对其进行重大修改，看来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任何改变都是有代价的

我们应考虑自己的局面是否有失衡现象，而不能仅与对手的局面进行比较。国际象棋中通常会说“局面比较协调”。局面协调指的是棋子之间可以很好地相互配合，子力的分布与战略目标相一致。失衡或者说不协调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补偿。商业经营中随着资本数量的不断增长，经营配合变得比较困难。最近十来年大公司之间的兼并、合并使得这一点特别明显。2001 年时代华纳公司和美国在线公司签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并协议，然而现在的投资人却在考虑如何将两者分割。“大”并不意味着“更好”，特别是如果变大使相互配合越来越难。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与热力函数的概念有关，因为能量交换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所以在没有补充外来能源时肯定会有部分能源流失掉。(有趣的是，早在1775 年的《约翰逊字典》的序言中就已提出类似的说法。序言引用的是神学家理查德.胡克的话：“任何改变，即使是向好的方向的改变，也会给人们带来不便。”)这个定律在国际象棋中同样有效，因为我们始终不断的试图补偿损失的能量、质量或时间。

这里谈到的是当局面大致平衡时，双方在棋盘上保持一种均势。如果对手失误，我们就有机会把我们局面的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而获得更大的相对优势。大多数失误的原因是对动态因素估计错误，比如对时间和主动性计算失误。此时通常会把物质资源即棋子交换成用以进攻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拿破仑早年取得的军事胜利，特别是1796 年的意大利之战。他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敌方对动态因素的陈旧观念所致，因为他们习惯于缓慢的调动大军，脑子里都是些老观念。拿破仑闪电一般快速的进攻和出奇制胜的战术使敌方总是措手不及，他巧妙地利用速度和行动的质量来弥补其数量和装备的不足。

超应力

物理学里有一个原理类似“规整的系统总是比混乱的系统更少地损失能量”。如果我们的棋子相互之间能够很好的协调配合，那么就可以迅速把一种优势转化为另一种优势，不会降低转化的质量。一个公司或一个军队如果组织不好，只要有人试图去改组，马上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有时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投入了大量精力，却精疲力竭，很快遭受失败。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在谈到国际象棋对局时“加速失败”经常会被提到。通常认为这是棋手在比较困难的处境中由于精神压力原因而造成屡屡犯错所导致。然而真正原因是由于其局面比较薄弱，为强化局面所进行的能量转换导致局面更加捉襟见肘。

与此类似，如果一个政治家在逐渐丧失影响力，我们会说他在浪费政治资本，他行事应该更小心一些。政治资本的丧失会伴随政治能量的损失，这同时会对盟友的支援和对手的进攻造成影响。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军队供应混乱造成失败的例子。二战期间德国被迫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从卡累利阿的丛林到利比亚的沙漠。德国人的战线拉得太长，使得不仅无法有效收集情报，也无法有效发布命令。

如果一个公司出现财务困难，它可以采取一些风险行为，以期摆脱困境，也可以继续采取保守战略，减慢公司倒闭的速度。但如果没有足够保障，风险行为可能会使公司一下子垮掉，即便风险行为能带来一时之利。

泛美航空公司曾是美国最主要的航空运输公司。当航空市场已经相当稳定，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泛美公司却开始购买新机型，开发新航线，最终导致公司经营极度困难。1973 年发生了世界性能源危机，泛美公司几次诉讼失败导致几条重要航线被竞争对手夺走，这一切都是公司失败的外在因素。

泛美公司试图通过购买新型国产飞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一个在不利局面下所作的勇敢决定往往会受到处罚，泛美公司也没法逃脱这一自然法则。泛美公司收购了美国国家航空公司，却因购买价格太高而负债累累，限制了公司进一步发展。泛美尽管面临困境，但依然希望将来能改善处境，但1988 年的洛克比空难使泛美公司彻底被摧垮。机票收入急剧减少，第一次海湾战争又导致机票收入更加减少，最终导致公司于1991 年宣布破产。

泛美公司无疑受到了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影响公司生存的还有经营领导方面的失误。由于公司资源过于分散，而且公司对内部失衡因素如没有国内航线、现金严重不足、诉讼纠纷等问题关注太少，最终导致公司处境维艰。

举到这个例子不是鼓励大家在遇到困难时只采取保守的策略。每个公司都可以采取相应的风险行为，但一定要了解该风险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如果我们发现了自薄弱和失衡的环节，在制订战略时一定要对其进行考虑。单个失衡因素通常不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要看到各种因素，明白这些因素的合力是如何起作用的。

1993 年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尽管自己力量单薄却发动了对别人的进攻。不过这不是在下棋时，而是在国际象棋政局中的失误。1985 年国际棋联中断了我和卡尔波夫的第一次对抗赛，使我和国际棋联领导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次冠军赛前夕我的挑战者英国人奈吉尔.肖特提出了一个比较诱人的建议：组建一个国际象棋职业协会，然后不通过国际棋联，而是通过国际棋协组织冠军对抗赛。终于可以和贪污腐败的官僚机械分道扬镳，可以在职业运动的精神下组织比赛了，我当时这样想。

肖特是继鲍比.菲舍尔(1972 年)之后西方第一个挑战棋王宝座的棋手。我认为如果他参加对抗赛能吸引许多西方特级大师对国际象棋的关注和支持。我80 年代后期创立的第一个职业棋手协会—特级大师协会由于许多西方特级大师的反对而无果而终。而曾是该协会最后一任会长的肖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次我以为合我们两人之力应该足以改变局面。但我最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是我国际象棋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我们发出联合声明之后，我才搞清设想过于天真，而肖特在西方世界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国际棋联听到该消息后立即将我们两人除名，指责我们“篡权夺位”，当我和肖特的比赛尚未结束时就另外举行了一场棋王赛－比赛在卡尔波夫和蒂曼之间举行。国际象棋世界一分为二，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五年之久....我太急于将国际象棋职业化，以至于没考虑实现这种想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几年以后朱迪.波尔加跟我提起这事时说：“你总是想跑在时间前面！”

恒在因素及两害相较取其轻

接触政治生活后，我对妥协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对“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原则有了更新的认识。如果象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艺术”，那么首先应该搞清，哪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哪些东西又是应该保留的。

每种情况的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一些恒在的因素作为基础，这些因素我们可以使用，也可以不用。另外还会有一些变化的，或者说是动态的因素，比如我们的竞争者的一些行为，大多处于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外。了解这些变化因素，了解其在我们战略计划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如何有效利用外在的一些优势条件来调配我们的资产？我们工作的机动性和准备程度是否足够？如果情况突然发生改变，我们应随时调整战略，以便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每个棋局的局面都会有一些无法直接加强的弱点。此时就应该创造条件使这些弱点不被对手利用。如果我的局面在某个部位有弱点，我会寻找机会对敌人的另一部位展开进攻，以减轻我的薄弱之处的压力。如果我的局面结构相当薄弱，即便经过很长时间的局面机动也无法足够加强，那么我会想方设法使对局变得比较激烈，营造一种紧张的态势，使对手无暇利用我的弱点。历史教科书上记载了公元前31 年在罗马帝国发生的亚克兴海战，屋大维以少胜多，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列奥佩特拉的海军。此前安东尼和克列奥佩特拉在陆战中几乎是无敌的。屋大维考虑到对方不谙海战，决定先发制人。屋大维的将军阿格里帕是一位海军名将，组织了强大灵活的攻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种比例失调而又含有某种妥协的对抗经常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找到类似的例子。美国的反恐法有一个比较响亮而又冠冕堂皇的口号－PATRION（爱国者法案）（提供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的适当手段以维护和巩固美国》。将该法英文标题的首个字母合起来亦可解读为《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类似的还有欧盟的反恐法。这些新近颁布的法律都涉及一个恒久的命题－社会安全与个人自由、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对抗问题。

许多世纪以来执政者们一直试图尽量掌控权利杠杆。民主美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官僚主义不断膨胀，就如同人得了帕金森定律一样，积重难返。

1958 年英国历史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发现了一个定律。根据该定律描述，工作会不断膨胀，直至占据了所有的闲暇时间。他还从这个定律中导出两个结论：1）官员们总是不断增加下属的工作量，而不是增加对手的工作量；2）官员们相互之间制造工作量。

现实生活验证了帕金森的天才预言：二十世纪末他的预言得以应验－英国海军的将军人数比战舰的数量还要多。

当这种官僚主义开始顺理成章地膨胀，而且政客们开始不断攫取不受限制的权力时，社会民众应当有所警醒。

我之所以要离开职业国际象棋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政治工作中去，主要是想去阻止国内专制机关无节制的恶性膨胀。普京政府以安全和稳定为理由，用国家监控去交换公民的个人自由。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少，安全却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由于政治管理不透明，几乎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监督，包括对国家机关开支的监督，而没有这种公众监督国家可以几乎是无限制地干涉公民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我的同胞们正面临严重的滥用职权带来的种种威胁，因为那些官吏们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任何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批评都被扣以“极端主义”的帽子，法律中“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只有一个逗号之隔。不错，我们目前生活在军管状态之下，只不过没有真正军管那样严格罢了。旧的思潮重又泛滥，只是在细节上有些变化。

所谓稳定和安全的提法在现代历史上是广为人知的。比如说，1920 年墨索里尼曾以此为借口在意大利大肆施行法西斯主义。尽管已有前车之鉴，我们却依然执迷不悟，重蹈覆辙：我们用宝贵的自由去交换所谓的安全，当我们发觉从未获得任何安全时，国家机关却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付出的还太少，还不足以获得安全！我们应该看清这一点，要明白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问题在于，社会公众是否可以抵抗那相当有诱惑力的许诺，而不作出无谓的妥协。不管怎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忘却那还不算久远的历史。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失衡的现象见怪不怪，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总是力图用某种方式进行补偿，以维持某种相对平衡。正如诺曼.金斯利.梅勒所写的那样，人类在某个时刻“或者有人出生，或者有人死亡”。生命中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也无法保持绝对的平衡。但我们可以在某个时刻“停止时间”，可以借此安安静静地评价现实状况，了解其优势和劣势，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可以违反热力学的诸多定律，可以通过转换来获取新的能源。

人物介绍

蒂格兰.瓦尔它诺维奇.彼得罗相（1929.06.17－1984.08.13）苏联国籍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斯帕斯基（1937.01.30－ ）苏联/法国国籍

两位风格迥异的国际象棋智者

彼得罗相是第九位世界冠军，而斯帕斯基则与其两度对阵，最后从棋手中夺走世界冠军的桂冠。当我刚在棋坛上迈出第一步，还少不更事时，两位前辈就象老师一样对我谆谆教导，与我慷慨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还在遇到他们之前我就了解了他们的创造天才，还在童年时就读过国际象棋教练I. 鲍格斯拉夫斯基和I. 邦达列夫斯基写的一本书，内容是1969 年彼得罗相与斯帕斯基的第二次棋王争夺赛的对局。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翻一下这本书，欣赏一下精彩的注释和对局。

彼得罗相和斯帕斯基在实战中给过我宝贵的传授。开始我与他们各下两局，尽管对局时进攻局面不错，但我最后依然输了棋。只是到了后来，当我年纪稍长，经验更丰富一些后，我才能改变全输的局面，与这两位前世界冠军下成2:2 平的结果。

彼得罗相1963 年战胜了鲍特维尼克，终结了鲍特维尼克时代，这一年我刚出生不久。彼得罗相棋风是极富韧性的防守风格，这正适合棋王赛的比赛特点，只要有一局胜利，其它都是平局就可以获得整个比赛的胜利。一向吝于夸奖别人的鲍特维尼克对这位新冠军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彼得罗相的棋风很奇特，却十分实用。他主要依靠对局面的独特的、细致入微的理解。他棋风的实用性在于随着不断积累经验，他的对手会觉得他的棋力变得越来越强。他的优势在于他能真正看清局面，不是凭一时运气，而是总能看清”。

斯帕斯基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他既擅长凌厉的进攻，又能进行平静的局面对弈。1966年与彼得罗相对抗时，他对敌手的能力估计不足而贸然发动进攻，想使局面复杂化，结果败北。但三年之后的第二次对抗中，他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进攻，最后取得了胜利。唉，不过他的名字往往是在谈到与鲍比.菲舍尔的雷克雅未克之战的（1972 年）失败时被提起。

处于国际象棋巅峰之上斯帕斯基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但他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斯帕斯基是个思想自由的人，与原苏联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1975 年他娶了一个法国姑娘，一年之后和夫人移居法国。现在他总是称自己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而且提这些总是带着些许骄傲。

“彼得罗相能看清威胁产生前20 步的局面，并能有效地进行预防。彼得罗相对局面的控制能力使我十分惊奇，他总能进行有效部署，消除可能产生的威胁”（菲舍尔）。

“某些人认为我下棋时过分小心。但依我看来，这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说：我尽量避免一些偶然情况的产生。那些依靠偶然性来下棋的人其实应该去玩扑克或轮盘赌...国际象棋与此有本质的区别”（彼得罗相）。

“斯帕斯基拥有令人羡慕的体能，他是个不错的心理学家，能准确评价面临的局面、自己的能力和对手的能力”（鲍特维尼克）。

“加利，国际象棋是国王的游戏！”1986 年当我准备建立特级大师协会，倡议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象棋世界时，斯帕斯基对我如是说。

第十章 新举措

当今世界唯一妨碍成功的方法就是不去尝试新鲜事物。（托马斯.彼得）

创造力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永不改变的品质之一。你可能拥有这种品质，也可能会对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羡慕不已。我们听到说某些人“妙思泉涌”，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创造力是否是遗传所致？

几乎每位出名的思想家或发明家都会被问到许多问题，比如说他如何才会有这种与众不同、独出心裁的想法的。赛后人们经常会向棋手提问，他们是如何突然产生这种不落俗套的新思想或如何找到致胜的那步棋的。有人会经常问我们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犯那些低级错误的？

正如被埋没的天才一样，一个创造性设想如果不经展示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一个良好的想法只有被其它人仔细思考后，才能获得盎然生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都有自己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方法。我曾经说过，工作风格与个人好恶对决策问题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当然这并不说明成熟的方案和创新发明只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就好象上帝已经规定好了一样。普通人只要专心致致、目标明确，也能按自己的方式来“发明创造”。

我们顺便看一下革新创造行为的有力方面和所受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革新都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除了那些成功的革新之外，有些更新给人们带来了坏处。我们可以把革新分成两种。

第一种革新会马上产生结果。此类革新包括一些解决麻烦问题的方案、某些问题的答复、新开发的产品等等。当阿基米德从浴缸中跳出，大声喊着“我找到了！”，是因为他突然想到了可以用水来测量物体体积的办法。但如果把这些认为是革新的全部就太过肤浅了。

第二种革新指的是那种长期的创新和思想，这种革新受渐进演变规律的控制。有时其后果要几代人以后才能显现，而其其原理甚至毫不起眼，令人难以发现。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革新－那些在历史教科书和新闻综述中提到的发现和发明。

提高自己的创新指数

对普通人来说，了解著名发明家的人生轨迹并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读书消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可以提高我们的“创新指数”。应该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别的解决办法？”首先应专注于所要到达的目标，然后确定到达该目标的方法。不能忽视任何新思想，要试验不同的解决方法。我们都清楚个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那些问题，知道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别人不可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会一蹴而就，但如果我们持之以恒，那么终会修成正果。

苹果落到牛顿头上的故事中多多少少有些真理的成分（西方有“命运之果”的神话传统）。我们都喜欢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却对那些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劳动却很少提及。谈到大人物时总是喜欢说一些有趣的甚至是庸俗的小道消息。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一下牛顿，你会发现他给猫发明的活动门的信息比发明微积分方面的信息还要多。

我们提到过爱迪生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他的生活是诸如“我找到了”之类的轻松美好的发明版本的明显反例。几乎每个大的发现都是经过顽强不懈的工作，在有效应用掌握的知识，进行系统思维之后才作出的。神奇美妙的茅塞顿开而作出伟大的发明，只能在童话里才有，却不能代替创作灵感。我们可以模仿牛顿那样着魔般地思考投入，但却无法获得能向他揭示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珍贵的苹果。

即便是那些最惊世骇俗的思想，那些将人们的传统观念完全颠覆的思想，也有着其最基础的思想渊源。要想有所创造，有所发现，必须将以前所学到的东西研究透。牛顿曾说过：“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们知道，第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威廉.斯坦尼茨对国际象棋对局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坦尼茨理论的逐步发展在他的实际对局中有所体现，他应用的先是毫无章法的浪漫主义对局理论，后来又进行了惊人的转换，开始实践科学的弈法。他先是自己了解了两种理论的优缺点，后来又开始实践使用新型弈法。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尼茨的理论创新是在对已有理论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完成的。斯坦尼茨是在掌握了老的对弈理论后才将其进行了发展。他对以前的国际象棋理论投以批判性目光，而非对其盲目信从。他凭借新观念对国际象棋理论进行了改造，并于1886 年在第一届世界国际象棋对抗赛中得以称王。

创新的力量

与国际象棋基础理论相比，对弈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在十分具体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创新只有一个以前绝没有下过的新着法面世之后才会被世人注目。我们把这称为“理论创新”，记谱时通常会简写成“TN”或者“N”。当今世界，人们对国际象棋开局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深，国际象棋电脑数据库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因此许多人觉得现在已经很难再琢磨出什么新东西来了。对局时，某些变例我们可以向后推算20 步依然是比较常见的着法，也早已被人们分析过，这些看起来已经是大众熟知的着法有时占整个对局着法的一半以上。

有一点需要指出，棋手们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意识到，他正在使用的着法在此前已经有人用过。一个数据库有着几百万局的资料，它可以在瞬间向你展示，某局中的某个着法与先前对局相比有什么差别。但即便是一个训练很好的特级大师，也经常会遇到苦苦思索某个应对着法，却发现这个着法在此前一个很老的对局中已经有人用过。但国际象棋是十分复杂和多面性的一种游戏，上述情况大多是规则中的例外而已。就当前国际象棋的对局实践来看，有许多对局往往在15 个回合之内就已经有棋手作出创新之举，在某些棋局中出现创新的着法更早。国际象棋就如同一个城市一样，它有自己的主干街，同时还会有许多小胡同。国际象棋中还有许多未经探索的地方，有待于人们去发明创造，去寻找独特的着法，当然这种探索还是有些风险的。你又会选择哪种呢：是走那些安全宽阔的都市大道，还是选择那些阴沉黑暗，还无人涉足的林荫小路？

当以令人措不及防的方式来使用创新着法时往往能取得好的效果。威力强大的创新思想有点象战斗中的新武器或者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的新产品。古代中国传奇的战略军事家孙子在其兵书中多次强调了突然发起攻击和欺骗敌人的重要性。国际象棋中已经很难直接欺骗对手，尽管人们对战术心理的方法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假设我们有一个相当漂亮的新招术，对手的任何防守招术对它都无计可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加思考、信心十足的施展这个招术？这样尽管会节省时间，但会使对手意识到我们手中可能有一张致命的王牌。那么我们还是不动声色，拖延一点时间，不引起对手的注意？当我们终于可以使用新招术，是面带胜利微笑，让对手得以谨慎考虑我们的圈套，还是作深思状，不让其有所查觉？你很难掩盖真相，因为对于一个职业棋手来说，他可以凭借许多现象来了解你的意图。任何创新之举、凌厉着法在职业棋手眼里都象是蓄意而为，特别是如果与这个对手在此前对局中已经下出过这个局面的时候。

在这方面我和鲍比.菲舍尔的意见相同，他说过：“我不相信心理学，我只相信有效的着法”。我不擅长在对局时掩盖自己的情绪，如果我下出一步有力的着法，我不会在乎对手对此如何反应。如果这确实是一步好棋，那么心理性格方面的信息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

突然攻击的意义在军事战争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十五世纪时英国的长弓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其威力可与当年美国西部牛仔的柯尔特左轮手机和温彻斯特步枪相媲美。并不是每件新武器都能产生惊世骇俗的作用，但其在心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本身就是一项可以利用的强大武器。

当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高潮时，德国“虎”式坦克投入战斗，单单是坦克的外形就使许多盟国的防守部队内心恐慌。而德国的容克 ju-87 轰炸机则装备了发音器，发音器在飞机俯冲时所发出的尖利啸声就象扼住了敌人的神经。二战即将结束时德国纳粹分子使用的V－2导弹（主要用来对付英国人）从军事角度来看，其效率要低于轰炸机，但与轰炸机相比，导弹所具有的无声无息和无法抵抗的特点使盟国人民胆战心惊。俄罗斯军队所使用的“卡秋莎”火箭炮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卡秋莎”不仅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而且对德国军队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心理重压。对于那么曾遭受卡秋莎轰炸的人员来说，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令人恐怖的遭遇之一：火箭飞行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能使敌人发，根本想不到如何去抵抗。卡秋莎火箭炮正是由于其强大的火力、良好的机动性及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才成为二战中的传奇，成为伟大卫国战争的鲜明象征。

驯虎

有时只凭一招鲜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我在1995 年与维斯瓦纳坦.阿南德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上就有所体现。这次比赛双方打得异常顽强，前八局全部战成平局。当每个偶数局中我执白时，我尝试了各种开局，以便试探对手，搜集分析材料，找到他的弱点。第8 局以后我终于在该局发现一个可以对抗西班牙开局开放式变例的组合续着，他在第6 局中曾经漂亮的运用过该开放式变例。这也是阿南德在世界冠军侯选人对抗赛中使用的主要防守线路。其它我执白的三个对局中，我都没有对阿南德的防守堡垒进行正面攻击，现在到了发起强攻的时候了。

当然，我对这个发现十分欣喜，迫不及待地想要运用它。但问题在于第9 局我执黑。我是如此期待第10 局，以至于在第9 局比赛时不能集中精力而输掉了该局。理论创新还没应用就使我倒了霉，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的新招术能否奏效对我还说显得更为重要。

终于到了第10 局。遵循塔尔给我的教诲，我从第十四步时开始采用新计划。阿南德明显对局势发展有所准备，因此只思考了四分钟就下出了应着。但我又一着下出后，阿南德思考了整整45 分钟，对于这位以反应迅速著称的“马德拉斯之虎”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记录。捕鼠夹“呯”地一声合上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仍象以前一样飞快地走棋，同时也对最终能把自己的设想付诸棋盘而欣喜不已。

值得称道的是阿南德确实无愧于世界棋王挑战者的身份，即便是当他身落陷阱之后依然从容不迫，抵抗住了第一轮进攻。直到硝烟散去，我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之后，我才放慢行棋速度，以避免出现令人痛心的疏忽之举，将优势持续到终局。该局的胜利只能给我带来1 分，但对于阿南德来说这却却是一个致命打击。直到比赛全部结束后，阿南德依然无法从这次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某些棋局评论人员事后说，第10 局中阿南德应该避免重复西班牙开局的局面，尽管此前运用十分成功。但不要忘了，他在该场比赛中因为先赢一局已经占据了主动，他是想扩大优势，所以才在开放性的对局中没有作出让步。

我和分析小组花了几天时间来了解这个新着，确定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我们认真研究了原始材料，尽力深入分析各种变着的微妙之处。当然我们在分析时无法准确地了解，哪个地方是对局的关键点。每个有学问的人都会说，在解决问题之前先要正确对该问题定义。根据GIGO 原则－错进错出原则（garbage in gabage out），任何试验结果的质量都不会高于试验原始材料和指标的质量。有什么样的问题，就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即使是最伟大的智者也会仅热衷于寻找答案，以至于忘了如何才能提出符合逻辑的问题。不要忘了，牛顿的后半生实际上都在进行毫无结果的炼金术研究，而不是对严谨的科学进行研究。

因此对我们来说，正确的应对之策是先考虑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才是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创新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

商业和体育运动中，创新思想并不总是富有成效，无法保证获得巨额利润或战胜对手。历史上不乏贫困而终的发明家。然而懂得发明的意义十分重要，这正如坚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创造性工作十分重要一样。

下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美国人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是电话的发明人，但实际上他是从意大利发明家安东尼奥.梅乌奇那里剽窃了这个发明思想。1871 年梅乌奇申请了自己发明的“可谈话的发报机”专利，但在其后两年中却由于没有资金而无法给专利延期。1874 年他决定向美国一家大公司“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转让自己的专利，该公司先是对这项专利不感兴趣，后来又声称将电话的相关材料搞丢了。又过了两年以后当梅乌奇从美国报纸上读到有关贝尔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赞助之下发明电话的消息后十分吃惊。这位意大利人和庞大的电报公司之间打起了官司，尽管1887 年纽约法庭最后裁定其胜诉，但他已无法再利用自己的专利，因为专利的保护期已过。梅乌奇1889 年去世时贫困潦倒。直到2002 年美国议会才承认这位意大利人是电话的发明人。

国际象棋历史上也有许多杰出思想家，他们在其体育生涯中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不能把他们看成失败者，因为他们对这项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某些棋手为自己的杰出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帮助其它人成功地应用了先进的国际象棋理论。

每个国际象棋爱好者都知道阿那托利.卡尔波夫和维克托.柯尔奇诺依的名字。他们曾经两度（1978 年和1981 年）为争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桂冠而战，但两次都是年轻的卡尔波夫得胜。不过他们之间的对抗早在1974 年就已经开始，当时卡尔波夫在争夺向世界棋王挑战的最后资格赛中战胜了卡尔波夫，获得了向棋王鲍比.菲舍尔挑战的权力。这场资格赛实际上了成为争夺棋王宝座的对抗赛，因为后来菲舍尔拒绝应对挑战而放弃了棋王宝座。那些研究了数不清开局方案的教练们，那些帮助这两位超级棋手冲锋陷阵的助手们，他们的名字鲜有人知。

雅柯夫.穆雷是柯尔奇诺依的场外指导，而伊戈尔.札依则是卡尔波夫的助手。这两位棋手与他们的助手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柯尔奇诺依是位创造性极强的棋手，有些容易冲动，很少与一个人长久共事。而卡尔波夫则恰恰相反，很多年来一直雇用固定的几位助手，而且从助手们的“创造试验室”中获益匪浅。他拥有惊人的敏锐洞察力，善于掌握和合成新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思想的效用。不同人对商业和政治中的领导艺术也持有不同的态度。一个新总理是任用自己以前的战友，以图建立一种可靠的管理系统，还是寻找新的不太熟悉的人来组织管理机关，以期利用非同寻常的甚至是与其相左的决议来刺激他的管理.

札依采夫也好，穆雷也好，都不是国际象棋运动中的世界级精英人物，但两人都是热衷于寻找独特的开局方案。正如许多杰出的国际象棋创新家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和创造才能灌输给那些更强的棋手，给他们提供初始的推动力，就象在雪橇后面给他们不断提供加速度一样。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何在？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富有创造力？我认为那些创造力强的人总是尽全力去寻找新思想，而没有将精力放在如何完善这些新思想上。可能那些创新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他们拥有无数的创新，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实践来筛选最有效的方案，来提高总体成功机率。可以换一种说话，对这些人来说，创新不过是一种因循守旧的工作而已。

他们热衷于寻找新思想，这给他们的直觉提供了营养，使直觉变得更敏锐。他们的某些创新有着重要意义，有的创新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西班牙开局中的札依采夫变例是他在70 年代中期发现的，这差不多是国际象棋历史最后一个以发明者命名的巨大贡献之举。遗憾的是没有国际象棋着法的发明专利，否则札依采夫除了得到全世界采用他思想的棋手的感激之外，应得到一张承认其巨大贡献的奖状。

模仿与创新

当亚马逊在线向其网站中注入新元素后，全世界都得以接入该网站。网站本身与可口可乐的神秘配方不同，本身不算发明，比如不象DVD 播放器一样可以申请专利保护。亚马逊的竞争对手可以随意拷贝亚马逊的东西，如果拷贝源代码无法实现，至少可以抄袭它的创新观念。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试图对新思想也申请专利，哪怕只是最普通和最显而易见的。

知识产权是保护专利发明人可以享有其劳动收益的一种权益。但你又如何才能为电邮中使用的表情符号或网络中的一键购物申请专利呢？微软和亚马逊公司已经作过此类尝试。不过这显然不是专利局当初建立的初衷。然而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大家都能无偿地、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么还会有人去发明创造吗？

当然，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还会象原始人一样生活在山洞里。但是社会需要模仿品。如果我们买不起昂贵的Ipod，那么我们可以购买另一种价钱便宜的MP3 播放器。技术发展的历史证明，我们通常不能提前得知一个新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某些创新思想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值，我们只能遗憾地看着它们被抛弃。正如IBM 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所说：“你如果想获得成功，先要承受两倍的失败”。如果你不敢面对失败和风险，那么你就不会去创新。

你如果想获得比别人更大的影响，你必须比别人站得更前沿，这一点对于研究和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你不可能一下子从落后者变成领头羊，因为只有那些站在最前沿的人才能明白以后会出现什么新事物。如果那些十分成功的仿制品不断扩大应用领域，不断取得成功，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会成为创新产品。而只是单纯模仿、没有任何创新的仿制品会逐渐被挤出仿制品的行列。不管创新本身有多大风险，拒绝创新孕育着更大的风险。

任何阶段都可能实现由仿制到创新的转化。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把日本商品看作是美国和欧洲产品的廉价仿制品。上个世纪70 年代时，“日本制造”对美国人来说就如同垃圾产品的代名词，从无线电产品到汽车产品毫无例外。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廉价进口商品和仿制品，却使得家电工业得到迅猛发展。电视机的新功能和先进工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比不上廉价本身所带来的吸引力。美国电视机生产商无力适应这种市场转型，很快被踢出市场，或者只能关张大吉，将美国的电视机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人。而日本人现在也面临如何更新电器功能的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日本产品的仿制品就会使日本公司领教他们当年的招数。韩国和台湾公司没用多长时间就占领了低端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公司则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研究和设计开发上。日本人只能用创新来保证其优势地位。

唯一的生存法则是不断地向顶峰攀登。你不能在底层停留太久，因为那里竞争者太多。总会有一些新产品在低级市场中进行倾销。正如生物界的进化发展一样，创新活动直接关系到能否生存。想要生存下来，就要向前发展。

渐进式创新

电灯和电视机之类的发明很明显可以认为是一种创新思维的象征。而那些影响几代人，同时不断发展的事物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则很难评价。那些重要创新会引起连锁反映，产生另外一种新思想和新生活方式。对于试图创新的人来说，了解这个连锁反映的方向和变化速度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素质。

我们当中有人需要具有宏观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公司总经理或者国家总理之类的人物必须要具有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迫切需要了解最新的医学成就，而这些则是一个临床医生必须要了解的。但这并不说明了解生活中事物发展趋势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比如说尽管我们只是孩子的家长，不是教育工作者，但如果我们能了解教育领域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发现也不是件坏事。实际上我们总是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各类知识。我们总是尽力了解那些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和家庭息息相关的信息。我们了解的信息越多，就越能轻而易举地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当中有不少熟人，他们喜欢追逐新潮流，口袋里、厨房里装满了各种高科技产品，经常购买新型号产品。不管您吃什么东西，那些人都会跟您说，这种食物对身体不好，直到科学界出现相反的研究结果为止。这种人实际上界乎创新家和玩具爱好者之间的一类人。喜欢购买时髦产品和迷信最新的“科学成果”并不等于说他们对这些东西真正有所了解。换句话说，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些发明产品是否普及，而非其使用价值。

微软有个宏伟的目标－“让每一个家庭和每一张办公桌都有一台电脑”，现在几乎是彻头彻尾地实现了，另外也已经毋庸置疑得过时了。而不久以前许多高新领域的领军人物却还对个人电脑的前景表示怀疑。1977 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的总裁肯.奥尔森在“未来世界和社会”上发言时说：“没有人会想在家里放一台电脑”。说这句话的时候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刚刚推出Apple II 型电脑，同时也揭开了个人电脑工业革命的序幕。许多人显而易见都支持DEC 总裁的观点，都没有预见到这项新技术的发展前景，尽管奥尔森本人就是高科技方面的专家。

创新和改进在我们周围不断发生，尽管通常其规模不是很大。例如我们拿iPod 来说。当大家开始购买便携式MP3 播放机时，只有很少人关心，将来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会去购买这种小玩艺儿。尽管这种播放器主要是用来听音乐，但因此而出现了播客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了解发明的冲击力

如同生物界进化一样，创新的深层效应往往很久才能体现。广而言之，长期革新通常确定进化过程的主要方向，而某些改进和发明则起到点缀作用。如果这些长期革新慢慢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将导致人类生活产生很大的改观，以至产生新的生活方式。

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发展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发明就是此类革新的鲜明例子。我们每个人都能举出几种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些历史性飞跃。字母和文字的发明将人类从石器时代领入文明社会。各种法律的颁布，各种登记文书和合同的发明使人类政治和公务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它们变得更加稳定和稳妥。印刷刊物的发行使得信息传播更为简便，并使得信息更加不易控制。人类已经进入现代化科学时代，各种数据都可以进行验证，同时借助索引和目录系统也变得触手可及。

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向信息全球化又迈进了一步。互联网使人们可以无疆界、无时限地获取知识，人们在顺畅沟通方面也得以迅猛发展。互联网对人类社会起到了很大推动，但其但其潜力远远没有开发殆尽。

我们经常听到有关互联网的消息，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在思考未来社会的问题时忽略了互联网的作用。与我们相比，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网络对于儿童早期教育和成人事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很难给予全面评价。一个六岁孩子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网络上找到他所关心的信息。

互联网看起来相当不错，但继续发展下去会有哪些后果？是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还是不利于发展？是否会对我们的孩子们的危机意识是否有影响，是否会妨碍他们更深入、更仔细地研究某个学科？腿部和臂部肌肉会因为长期办公室伏案工作而萎缩，瞬间即可得到不计其数的问题答复是否也会使孩子们的思考能力退化？一个孟加拉人是否可以为远在万里之外的老板打工？或者从更好的方面想，你是否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为远在德国、巴西和印度的公司工作？

仅仅是使用新技术远远不能借以对该技术的前景进行评价，也不能将结论用于自己的生活战略。在三十年的国际象棋生涯中我常常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技术革新对于我奋斗多年的国际象棋领域究竟能起到什么影响？我们通常是从新闻或是从朋友和熟人那里了解何时出现了何种新技术，但有时这些信息会从我们意想不到的方面传来。

小孩子也会让我们难堪

我获得国际棋王挑战者资格后，已经可以给自己配备一台电脑，当时在巴库电脑还是个稀罕玩意，总共也没有几台。那台电脑当然十分简单，但还是让我惊奇不已。有次我收到一个从汉堡寄来的包裹，寄包裹的是一个叫弗里德里克.弗里德尔的人，是一位国际象棋爱好者和科普作家。他给我寄来一感谢信和一张软盘，软盘里有几个电脑游戏，包括一个叫“Hopper”的游戏，相当于俄罗斯的“兔子”游戏。

80 年代电子游戏在欧洲还不象美国那样流行，当时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新游戏。后来几个星期里我花费了不少时间玩这个游戏，最后创造了一个最高的游戏记录。

几个月后我因为国际象棋方面的事去了一趟汉堡，拜访了弗里德尔一家。在弗里德尔家里我认识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九岁的玛尔汀和三岁的托米。主人对我热情招待，弗里德里克给我看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游戏的最新版本。闲聊中我顺便提到，我已经成了Hopper 游戏的高手。

-“我现在可是巴库“Hopper”玩得最好的人了”，我没有直接说自己没有敌手。

-“您的最高记录是多少？”弗里德里克问我。

-“16000 分，”我回答以后感觉有点奇怪，因为他对这么大的数字居然无动于衷。

-“很不错，”他说，“不过在我们家这可不是个最高记录。”

-“真的？你能打破这个记录？”

-“不是，不是我。”

-“哦。这么说玛尔汀是个游戏高手？”

-“不是，也不是他。”

弗里德里微微一笑，他的神情已经说明“Hopper”高手是托米，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

-“难道是托米，不会吧？”我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当弗里德里把小托米叫来坐到我们旁边时，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担心的事被证实了。熟悉的游戏界面出现以后，我作为客人第一个出场。我没有给自己丢脸，又创造了一个新记录-19000 分。不过，当托米坐在电脑前，我的这个记录瞬间就被打破了。托米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移动，游戏积分很快增加到20000，然后是30000，记录分还在上升。我只能承认败给这个小娃娃，否则要误了午饭时间了。显然托米还能提高他的游戏积分。

在“Hopper”游戏上输给一个小孩，比在国际象棋上输给卡尔波夫可能对我自尊的打击要小一些，不过这却使我陷入思考。我们苏联的孩子如何才能与西方的孩子，那些电脑小天才们竞争？拿我来说，一个苏联大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拥有电脑的人，居然被一个德国小娃娃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下棋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象用电脑写信和存档一样来管理和学习国际象棋棋谱，那以后国际象棋会是一种什么面貌？对于国际象棋来说，这将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我是不会落在大家后面的。

这次教训之后我使用电脑的经历却与下棋关系不大。1986 年我与雅达利公司签署了一个资助合同。作为报酬，他们向苏联第一个儿童电脑俱乐部(我当时是该俱乐部的出资人之一)捐赠了一百台电脑。当小托米和他那些机灵的小同胞们准备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还是停留在石器时代裹足不前。

我和弗里德里克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将家用电脑转化成国际象棋辅助工具。我们谈话之后，弗里德里克和他的股东们开发了最初版本的ChessBase，这个软件后来成了国际象棋专业软件的代名词，开发该软件的公司也叫ChessBase，公司地址在汉堡。ChessBase 是现代技术创新应用和对新技术发展能力和趋势警觉的一种产物(尽管玛尔汀和托米没有征服世界，但他们最终都成为编程和计算机设计方面的成功人士)。

电脑使人类游戏得以延伸

尽管我预见到电脑在实际应用方面具有很强大的能量，比如在国际象棋数据库管理中的应用，但却未能发现电脑技术对国际象棋产生的另一重要影响。即使回到以前，我仍无法想象到所谓的国际象棋机器会对这个游戏产生多大的影响。80 年代时国际象棋程序十分弱小，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我们当时模模糊糊的觉得，随着时间的发展国际象棋程序会越来越强大，最终能将最优秀的棋手打得体无完肤，但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猜得到，对于作为运动项目的国际象棋来说，这种感觉有着更广泛的意义。

如果你能设想1985 年时汉堡的情景，你能原谅我为什么对国际象棋游戏会十分轻视。我当时和32 台国际象棋电脑进行了车轮战。我用时5 个多小时，从一台电脑走到另一台电脑前，与电脑对弈。当时的四个大公司都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产品，包括赛钛客公司生产的八台“Kasparov”(卡斯帕罗夫)电脑。我当时以32：0 的成绩击败所有电脑，而且大家都觉得这在意料之中。不过当时还是遇到一个意外。

在与一台“Kasparov”电脑对局时，我发现自己逐渐处于劣势。如果这台电脑赢了我，或者与我战成和棋，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竞争厂家会说我这是故意输棋，是想给自己的品牌打广告。因此我只能咬牙坚持，发动全部智力来应付该局。最后我利用弃子欺骗了电脑程序。哈哈，那时的电脑程序还比较善良。

现在你花上五十美元可以买到不少国际象棋程序(例如弗里茨软件和Junior 软件)，这些软件都曾战胜过国际象棋特级大师。2003 年我曾与这些软件的最新版本交过手。软件装在高级的多处理器电脑上(这些电脑还是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两次对局都以和棋告终。当然，现在和这些新版电脑程序再进行车轮战是不可能的。十年以前许多国际象棋评价人士和程序员就已预言，这样的日子不可避免要到来的，但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这种裹在坚硬外壳中的电脑超级特级大师到底意味着什么。

随着国际象棋机器的不断成长，人们是否逐渐失去对国际象棋的兴趣，有关这点有种种说法。对于国际象棋来说，这好象就是一个最终审判日—这种游戏命运已定，换句话说电脑已经可以从数学角度把一场对局从头控制到尾，不给人类任何机会。不过上述惨象目前还没有成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成真。但功能强大的国际象棋程序的普及确是带来了很多影响，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

孩子们都喜欢电脑，很轻松地就能上手。因此自然而然的随着超强国际象棋软件的普及，孩子们可以在家里与高水平的国际象棋对手－电脑对弈，而不是象以前一样，必须去找专业的教练去学习。有些国家没有下国际象棋的传统，也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了国际象棋软件后，那些以前被埋没的人才得以出露头角。

利用电脑来分析棋局的方法催生了新的国际象棋发展方向。对于电脑来说，它不会关心棋手的风格和几百年来形成的国际象棋的套路。它只是研究原始材料，分析几千万个局面，然后选择最好的一着棋。它没有任何偏见，因此可以帮助那些没有陈规俗套约束的棋手发展自己的棋路。“你走给我看”成了现代国际象棋的一句常用语。判断一着棋的好坏并不是依据它是否是原创或者是否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是看它是否会有好结果。有好结果就是一步好棋，否则就是一步坏棋。尽管高级别棋手们必须要拥有强大的逻辑能力，但许多人已经开始象电脑一样下棋。

负面结果也是一种结果

创新成果通常缺陷很少，但有些缺陷却会导致彻底失败，关于这一点众所周知。过于鲁莽、不符合市场期望的行为有时会功败垂成，即使同时拥有天时地利，有时也会失败。不过对于增长经验来说，有时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为珍贵。

科学家约翰.克鲁.艾克勒斯在其早期的工作中花费许多力气想证明大脑中神经末梢的反映是一种电反应而不是化学反应，以及理智在某种程序上是独立于大脑的。总体上来他的方向是错的，但他的论据和试验却延生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他随后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使其获得诺贝尔奖。爱迪生也对此类行为作过精彩结论：“我没有失败过，我只是排除了上万种错误的方法”。

高科技界有许多开发失败的例子，开发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二战后诺斯洛普公司为美国空军开发了新机型“飞行之翼”，其各项性能参数都高于竞争产品。但该款机型的外形看起来有些奇怪，领导层对某些指标也有疑虑。某些人认为这款机型“太过于先进了”；看起来这有些令人无法理解，但如果考虑到实际市场运作的话这却是一语中的。该项目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直到80 年代才被市场化，这就是后来的B2 轰炸机。

对于消费者来说，某些普通商品也可能会被认为“太新了”。市场经常会对某个新产品不买帐，而十年之后该产品却又十分畅销。商品外形的些许改变可能会导致销售悲剧，也可能造成市场的销售革命。

几位电脑专家曾和我于1986 年一起创建了莫斯科计算机俱乐部，他们开发了一种手写识别软件，后来该软件卖给了苹果电脑公司。该软件曾是首款掌上电脑MessagePad 的核心软件，后来该掌上电脑改名为Newton。现在市场上已经有Palm Pilot，Blackberry 和形形色色的掌上电脑仿制品，这些掌上电脑的始祖其实是Newton。该款掌上电脑于1993 到1999 年期间销售，但一直没有明显的销量。该机型价格太贵，体积太大，不方便装入衣服口袋携带，这些都是袖珍设备的硬伤。

当首款Palm Pilot 面世时，Newton 产品已经退出市场。Palm Pilon 产品更小一些，价格更低一些，手写识别系统更强一些，进入市场后马上成了热销产品（据说这款Palm 产品的一个设计人杰夫.霍金斯为了检查即将面世的产品是否便携，在衣服口袋中装了一个同样大小的木头块进行试验）。在该案例中仿制品Palm Pilot 大获全胜，而原创产品Newton 却不幸失利。苹果公司的失利使智能产品市场、消费者和电脑工业获益良多。就象上文提到的埃克勒斯一样，尽管动机是错误的，结果却走向了成功之路。

革新并不总是认同促使其发展的推动力，即使这种推动力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革新对销售市场，对是否违反专利法也毫不关心，它只关心是否能以某种形式保持较好的创造思想。正如Newton 公司掌上电脑的某些元素在其它公司的产品得以保存，诺斯洛普公司的创新产品后来也得以实际应用。杰出的思想总能得以延续。

如果一个事物太过超前，其成功将代价颇高，特别是在该事物来不及深入人心或无法得到人们响应的情况下。但如果不善于推广新事物，不善于克服外界困难或推广决心不大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米哈依尔.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最主要的谋臣，他是一位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宪法机构，可以保障有效的地方选举，实现地方和中央级别的民主代表制。尽管他的行为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其改革成果却微不足道。从当时来看，他的改革更象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当他在争取沙皇支持的宫廷争斗中败北后，他只能把发言权让给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他的政治前程最后在寒冷凄凉的西西伯利亚彻底终结。

封建体制一直维持到亚历山大的改革后才结束，1861 年农奴得以废除。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沙皇没料到时局之下自由精神会这么快的四处宣泄，革命运动也已初露玄机，改革之前他也曾有几分犹豫。随着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亚历山大几次遭遇暗杀活动。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而遇刺当天他刚刚签署了宪法改革的意向文件，该文件也因为他遇刺而无法生效。自此之后，俄罗斯凡是要求进行重大变革的请愿全被后来的沙皇所镇压，因为他怕无法控制改革造成的局面。这种出自本能的对变革的不信任造成了1917 年君主制的没落，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掌权。

美国早期也曾经因为阻挠变革而导致社会动荡。有关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在建国之初就被多次提起，每次都被束之高阁，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托马斯.杰弗逊本身就是一个奴隶主，他多次对奴隶制表示其憎恶之情，但又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1817 年杰弗逊死前不久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把奴隶制“留给未来的时代解决”。即使是那些高举自由大旗建立美利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没有胆量去触动这个问题，担心会造成这个新兴国家的衰败。关于是否废除奴隶制的争论多年来一直持续，直至后来联邦和个别州的利益冲突激化。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那些开国元勋，但问题一次次地搁置最终导致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南北战争。

之所以提到这些历史教训并非仅仅为了给大家进行说教。这些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现实事件，找到类同的东西。不管这些事件是写在教科书中，是写在报纸上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好好研究它们将使我们获益匪浅。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锻炼决策能力。

勇气能帮你解决束缚

想成为革新家，站在时代前沿，必须时刻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新成就。有效的观察常常可以帮助其它领域的开发创造。创新思想经常会接连出现，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当全世界的知识量积累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会产生大量类似的思想和创新。我们应不断关注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利益，同时借此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摆脱教条式的思维方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用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的话来说—“创造需要勇气，要克服小心翼翼、谨小微慎”。我们总是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孤芳自赏，对其依赖有加并以之为荣。独特思维和解决问题需要的不是放弃以前掌握的知识，而是要求扩大知识范围，哪怕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将其置于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当你对创新活动欢欣鼓舞时，也不能忘记对以前的成就进行细致的分析。只有当我们真正掌握以前的知识后，我们才能向前跨出自信的一步，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视野，我们才能看到新的途径，进行新的尝试。此时将出现新的地平线，而老的知识就有了新意义，创新也不再是一种例外，而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人物介绍

开创新纪元的超现实主义者

阿龙.尼姆佐维奇(1886.11.01-1935.03.16)拉脱维亚/丹麦国籍萨维里.格利高里耶维奇.塔塔科维尔(1887.02.21-1956.02.05)俄罗斯/法国国籍理查德.列蒂(1889.05.28-1929.06.06)捷克斯洛伐克国籍

国际象棋的许多时代出现了许多流派。这些时代和流派通常涉及某位或某几位杰出棋手的名字。比如说斯坦尼茨于19 世纪末开辟了国际象棋新时代，建立了局面奕法流派。上个世纪20 年代则是新浪漫主义流派繁荣兴盛的时期，这种流派被称为“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个擎天巨柱是阿龙.尼姆佐维奇，他是伟大的国际象棋理论家和藐视权威的叛逆者。他从根本上明确了斯坦尼茨提出的基本对弈准则，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全新的思想。而他最引人关注的地方莫过于他对斯坦尼茨提出的开局阶段兵应占领并控制中心说法所持的怀疑态度（战场上步兵确实大多在战场中心冲锋陷阵）。尼姆佐维奇向棋界证明，开局阶段完全不需要建立兵链，与敌人短兵相接，而是可以从侧翼，从远方对中心格发动攻击。“可以通过用兵以外的棋子保持对中心的压力来控制中心！”尼姆佐维奇的这句名言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基石。

对于传统国际象棋理论来说，尼姆佐维奇的思想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异教徒”说法，而他则通过对斯坦尼茨理论继承者塔拉什进行激烈抨击来宣传自己的学说。“叛逆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言语激辩、思想交锋和棋盘上的较量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塔拉什称尼姆佐维奇的非常规开局“毫无章法、丑陋不堪”，而尼姆佐维奇则针锋相对地宣称，“国际象棋着法的美丽之处并非在于其形式，而是在于其背后的思想是否正确”。

尼姆佐维奇发表的两部阐述其基本对弈思想的著作“我的体系”和“我的对局实践体系”已成为经典作品，直到现在还不断再版。而他发明的大量开局方法中，尼姆佐维奇防御和新印度防御成为十分流行的开局方法，历久不衰。

萨维利.塔塔科维尔是超现实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和推广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国际象棋对局》就出自这位才思敏捷的特级大师之手，同时他还是许多国际象棋格言的作者（想一下他的不朽名言“还没有一个棋手因为认输而获胜”，鼓励棋手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也要坚持）。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游历多方，著作丰厚。他发明一种非正统的侧翼开局方法，在参观了纽约市动物园以后，他把自己的这个开局戏称为“大猩猩开局”。

塔塔科维尔是波兰人，30 年代他曾带领一个实力强大的波兰联队参加国际象棋奥运赛，不过他长期居住巴黎，另外不会说波兰语。二战时他参加了法国保卫战，为他的第二个祖国而战。

比赛时塔塔科维尔总是乐于试验一些被认为毫无出路的战斗方法，而对正统思想的怀疑也正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超现实主义在艺术创作中也逐渐流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处于艺术前沿的试验派画家，象巴勃罗.毕加索和巴塞尔.杜尚大放异彩。

第三位“新革命流派的领袖人物”（新闻界的叫法）是伟大的捷克特级大师理查德.列蒂，20 年代他在许多高等级比赛中的胜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对局时使用的是非同寻常的侧翼开局，后来这些开局被称为“列蒂开局”。1924 年列蒂战胜了卡帕布兰卡，此前八年间卡氏所向披靡，从无败绩，而列蒂战胜卡帕布兰卡所用的开局正是他的“列蒂开局”。他使超现实主义思想完美的融入了其自身棋风之中，并在《国际象棋新思想》一书中对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列蒂还是一个优秀的棋题和排局的编制人，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国际象棋史上的传世之作。不过这位才华横溢的棋手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尼姆佐维奇对那些丑陋不堪的开局着法有着痴迷的渴望”（塔拉什）。

“塔塔科维尔所具有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任何棋赛，只要有他参加就会充满活力、丰富多彩”（汉斯.科缪茨）。

“列蒂更象是一个艺术家，他更多的不是与对手在较量，而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理念和疑惑在斗争”（塔塔科维尔）。

“如果你想有所成就，那就给自己选择一个长期敌人作为斗争对象，坚持不懈地向他发动进攻，直到把他打翻在地”（尼姆佐维奇）。

“一局棋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您期望能有些优势，第二个阶段您相信你已经拥有了某些优势，而第三个阶段您却发觉马上要输了！”（塔塔科维尔）。

“国际象棋思想本身及国际象棋思想的发展展示了全人类智力斗争的鲜活画面”（列蒂）

第十一章 对局的不同阶段

开局象照着谱子弹琴，中局如同魔术师变戏法，而残局则象机器一样自动走棋。（鲁道夫.斯皮尔曼）

亚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演讲《裂开的房子》中，开篇第一句就提到作事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林肯说：“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及努力的方向，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应作哪些工作，如何达到目标”。长远规划和创新发展应该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作保障。需要清楚地了解－“我们努力的方向何在”。应该培养自己发现事件发展普遍进程的本领，能够看清事件发展的各种趋势。

几百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国际象棋理论，这些理论帮助初学者更快地了解国际象棋的对弈规律。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思想就是把一局棋分为三个阶段：开局、中局和残局。三个阶段之间并无清晰明显的划分标记，但这三个阶段无疑都有其特点和不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准则和规范。

开局

国际象棋在某种程度上与军事行动相似。众所周知，军事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并非仅是战术训练和军队装备，还在于军事指挥人员能否预测战役轮廓并据此正确配置军队，适时有序地将军事力量投入战斗。与此类似，棋手只有了解开局战斗的基本法则才能无往不利。

对局初期双方各自展开兵力。首先兵构建总体的局面结构，随后棋子则从兵的掩体中冲出，占领可以对敌方造成威胁的位置或防守位置。

通常当王易位后躲入安全角落及所有棋子离开原始位置后，开局视为结束。但开局并非仅仅是出动子力。开局可以决定中局战斗的特点，使对局方向更适合你，而不是按对方的喜好来控制战斗进程。应该把作为对弈阶段的“开局”和作为具体开局方法的“开局”，如西班牙开局、西西里防御、英格兰开局等区分开来。所谓开局方法指的是对弈开始后某些规定次序着法的组合。这些着法组合通常都有类似上述的名字，或另外一些诸如“札依采夫变例”、“龙式变例”之类的名称。这些名称通常取自对该着法体系最早进行过试验的国家或城市，有时也取自开局的发明者（如札依采夫变例）或者根据局面的形状进行命名（如龙式变例是因为开局后兵形仿佛天龙星座的形状而得名）。开局名称是国际象棋术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这些名称我们可以方便地讨论最专业的东西，比如象“马歇尔变例”、“古印度防御”等等。

一个棋手要想记住、研究及使用开局的诸多变例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即使您能牢记某个局面，比方说1962 年某位著名特级大师曾经下出过某个局面，如果您认为只要一步步重复棋局，不需要独立思考，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您如果记忆力超群，能记得很多超级棋手的对局，您也可以按这些棋手的着法进行实战，如果您的对手在记忆力方面不如您，您也能战胜他。

棋手在还未成为大师以前，很快就会明白，机械地记忆开局是无法与真正理解局面相抗衡的，哪怕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行。死记的开局着法全部下完以后，他将面对无法理解的局面而一筹莫展，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开局为什么要走这些着法，所以对开局后的战争毫无概念。

2005 年6 月我在纽约和一群优秀的美国年轻国际象棋棋手举行了一次车轮战教学赛。我要求这些棋手们分析自己的两个棋局—一局赢的棋，一局输的棋。有一位十二岁的极有才华的小棋手向我飞快的展示一局输掉的对局，开局阶段双方争夺十分激烈。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给我展示错在哪儿。我让他停一下，然后问他为什么把兵向挺走了一步。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瓦列霍是这么下的啊!”我当然知道这是西班牙特级大师瓦列霍曾经使用的着法，但如果这位年轻人不明就里就贸然使用，那么他注定要遇到麻烦。

这件事使我想起三十年前我在鲍特维尼克学校里的一些作业题。鲍特维尼克不止一次对我所犯的此类错误痛加责罚。老师坚持要我们了解开局中每一步的具体含义。他鼓励学生们怀疑一切，包括最杰出棋手们的着法。我们通常能找到特级大师们棋局的精深思想，但有时我们也能找到更好的着法。

不加理解，而只是填鸭式的死记开局变例通常会妨碍棋手进步。一个高级棋手记忆开局变例则与此完全不同—他已经知道每一步的依据。

开局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不吃亏地走完棋局前几步，而是要为中局战斗提供一个比较优越的战场。棋局开始的几步棋就已经包含了整个对局的基本战略。准备对局时不仅要分析自己的优劣，还要研究对手的棋路和喜好。他通常喜欢使用哪些开局？你们最近对局的情况如何？他不喜欢什么样的局面？哪些开局会导致出现上述局面？在正式进行分析之前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限定需要分析的开局变例的合理数量，因为你不可能将海量的变例全部分析完。我们应该学会确定哪些东西是优先选择的。

你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数据库分析对手的全部对局，找出他开局的弱点、喜好和疏漏。如果你能完成这个准备工作，那么你跟他对局时，会觉得他的所有着法与你此前了解的一模一样。

当一个棋手成为特级大师后，他的大部分工作恰恰是研究各种开局，因为只有在开局中才能找到有效的创新。你可能会发现此前其他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尽管可以探索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小，但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值得棋手去研究。你可以在安静舒适的家里寻找开局圈套和新思想，然后在实战中拿出精心准备的方案，给对手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因此开局准备不仅要求你勤奋、坚持，还要求你有不倦的探索精神。

棋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致力于发明新设备和新仪器的发明家。十九世纪曾有许多狂热的国际象棋探索者，他们后来大多变得默默无闻。由于前人作过大量同样的探索工作，所以越来越难以找到能够出其制胜的招数，但如果一旦找到这样的招数，它的作用将是空前的。

找到前人的成就不需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要思考这些成就并提高自己的棋力则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如果一个公司打算开发一项新产品，则面临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应该进行调研，了解新产品是否可行。新产品的市场定位何在？生产线是否适合生产新产品？消费者需要的是哪些商品，他们对在售产品的哪些品质感兴趣？就目前来说，对主要消费群体进行调研是所有产品必须的一个手段，从食品到影片无一例外。如果观众对好莱坞式的结局不感冒，就应该换上风格不同的片尾。

对未来战场进行准备和研究工作时，必须考虑如何充分发挥我方优势，如何充分利用敌方劣势。

中局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局—双方开始真正较力的阶段。子力已经出动，王都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局面激烈时则可能恰恰相反)，战斗队列全部展开。到对局双方展现创造才华、精力和想象力的时候了。开局时棋子由于位置所限，无法发挥其全部威力，就象弹簧被压缩一样，不断积聚能量。而到了中局被紧紧压缩的弹簧就得以释放，积聚的能量也可以爆发了。

开局结束时一个棋手很少能够完全实现其对局设想，更不可能有两个棋手对局面全部满意的情况。对局时你总是猜测对手的意图，破坏他的计划，而你的对手也同样会还以颜色。这就意味着，局面会随每一步棋而不断变化，双方要随时评价局面优劣。即使你和对手在另外一场对局中曾经下出过某个局面，那么此时你仍然需要认真重新评价这个局面，因为你的对手也了解这个局面，他可能会给你设下巧妙的圈套。我们对棋局的物质、时间和质量所做的分析有点象大公司使用的SWOT 分析法。SWOT 是一个缩写，展开后意思是“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threats（威胁）”。制定棋局的计划以前必须仔细分析每个局面。你是否可以制造一种威胁，迫使对手转入防御或打乱他的计划？是否需要暂时搁置远期战略计划来响应面临的直接威胁？对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思考和分析。

如果没有需要的战术动机，我们就应继续制定战略计划，确定中间目标。当然这些工作在开局阶段就已经开始了。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阶段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只能通过一些基本特征予以确定，而比赛的级别越高，这些特征就越模糊。需要根据当前形势的差异不断变换目标和手段。

中局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元素，使得国际象棋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即使开局不好，也可以在中局利用漂亮的战术技巧来挽救棋局。精深的计算能力可以和大胆的棋路有机结合。当棋子的威力发挥到极限时，任何时刻都可能会立分输赢。中局是用于进攻的阶段，争取主动权的战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局时常见局面大多有一般的行棋规律，每个棋手对这些规律都有自己的理解。你棋下得越多，对此就越了解，选择着法就会效率越高。然而仍有很大的空间供你去创造。这些创造主要反映在你能否将大家熟知的准则在新的环境中灵活使用，是否能够找到一些独特的甚至是奇异的着法，这些着法通常称为“棋式着法”。

典型的中局局面数量不是很多，对典型局面的研究多与开局阶段有关。开局可以决定中局战斗的轮廓，因此开局研究十分有益，甚至可以说必须要对开局阶段进行研究，将开局意图贯彻到实际的中局阶段。因此分析实战对局就显得十分重要，不能仅仅分析开局的各个着法。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商业管理学校教学时并不是仅限于纯理论的分析学习，而是通过案例分析来教学，即通过一些具体的情境材料来进行教学。任何训练都比不上真刀实枪的战斗更能培养战士。任何“象牙之塔”的计划都不能代替实际操作获得的经验。因此时时关注决策后果是有益无害的。需要多问几次自己“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生活中通常很难完全准确地得出某个结论，或者也可以说与国际象棋相比，这个世界太过复杂了。但通过某些模型来帮助决策，可以使我们保持对现实的批评角度，从而使决策更客观。

残局

如果两个对手经过中局的战火与硝烟，经过进攻与反攻，最后都得以幸存，那么他们就进入了残局阶段。作家通常把残局比作棋局的收尾阶段，残局通常是对局双方子力兑换的结果。当战斗双方的材料降到最低限度时，中局转入残局阶段。棋盘上只剩廖廖数子，现在双方最需要的是精准的计算和冷静的逻辑思维。

如果说开局和中局阶段研究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残局对弈方法的研究则十分深入，基本上到了数学式的精确程度。在这个阶段想象力让位于严密的计算。然而也不能说下到残局时输赢已定。事实上结果尚不明确，任何时候都有战胜对手的机会。下到残局时，从逻辑上来说胜负已定，但也经常有手握优势却犯下无可挽回错误的情况。

现实中的残局就象军事行动结束后的和平谈判。“残局大师”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利用睿智老辣的手段，避免了法国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构建欧洲新秩序，但战败的法国已经无力对维也纳会议施加影响。而塔列朗则周旋于列强之间，利用他们的矛盾为法国保存了绝大部分领土。

如果您开局清晰有力，中局精彩纷呈，却在残局中因一着不慎而失去获胜机会，那么没有再比这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了。而这种事情曾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那是与纳吉尔.肖特在棋王争夺赛(1993 年)中的一场对局中。

开局中双方争斗激烈，我的开局不错，肖特在比赛初期感觉不错，但在这局里他不再那么自信。开局阶段结束后我已占有明显的优势，中局时成功挫败了肖特希望扳回优势的尝试。进入残局时我还拥有物质优势。局面几乎简化到了极限：对手只有一个车，而我则有一个车和两个兵。已经是一个获胜的局面，我等着肖特主动认输，而这种消极等待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对局最后几步我们两人几乎全是“自动驾驶”状态。后来发现，棋局即将结束时我们都犯了低级错误。在那样简单的局面下我居然计算失误，想当然的走了一步兵。这个失误给对手以强有力的防守机会。不过肖特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他也走了想当然的一着，又过了几着，主动认输。

那么世界冠军和冠军挑战者又怎么会在只有廖廖数子而且简单明了的残局中双双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残局阶段依靠是纯粹的计算，留给棋手创造和展现才华的空间不大，所以看上去有些枯燥无味。而枯燥无聊则使棋手注意力涣散，犯下错误。

残局结果通常认为是非此即彼的：或者好，或者坏，几乎没有什么个人风格的展现。然而杰出的残局大师可以从微不足道的细节和不可缺少的准确行棋中找到令人兴奋的东西。

一个棋手，如果他小心翼翼、不急不燥、计算准确，那么他将是一个残局高手。例如斯梅斯洛夫、彼得罗相和卡尔波夫在残局阶段要比斯帕斯基和我更为成功。而有些大师则天生喜欢进攻，他们重视激烈的中局争夺和开局创造，常常是在残局还未开始就解决了战斗，尽管有时也有例外。

即使在广义角度上，这种素养和喜好的差别也有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值得人们去思考研究。我们具有哪些强项？是善于精心准备？是善于灵活处理？是善于见微知著？我们是否具有上述中的某项特点？许多棋手过分的依赖某种素质，而不去发展全部，因此发展受限，无法取得大的成就。

对我本人来说我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轻易发动与对手的决战，否则这种情绪化可能会导致失败。我喜欢将局面激烈化、复杂化，即使当简化局面更为合理时也常常拒绝简化局面。我的这种偏好不限仅于下棋，直觉通常会影响我的决策。下棋时获得的经验使我对政治活动的看法变得平和一些，帮助我了解什么时候应该“停止炮火”，转入外交活动。

上帝在残局之前安排了中局

这是西格贝特.塔拉什的名言，强调棋局在转入残局前充满了大量不定因素。当事件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时，当事人常要面临一些心理问题。即使是训练良好的棋手也可能在中局转入残局时对局面判断失误。开局时当双方棋子还没有发生冲突，棋手可能会很机械地、不假思索地走棋，随后却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受到对手的迎头痛击，特别当棋手擅长进攻时。换句话说，当你还在下开局时，你的对手就已经在下中局了。

经常有这种情况：当某个棋手因为转入纯粹属于技术性的残局后精神稍稍放松时，却突然发现对手仍在按中局思路在走棋。

斯洛文尼亚第十一届国际象棋奥运会（2002 年）上，我执黑对阵德国特级大师克里斯托弗.鲁兹。局面不断简化，双方都丢了后，都只剩三个棋子。鲁兹把自己的两个马走到棋盘边缘，试图双马相互配合获取一些不大的实利。这是一种有些浪费时间的下法，但在残局阶段这通常不会有麻烦。但此时我突然发现，当对手的棋子远离王时，我可以攻击他的王，尽管我手中可动用的力量有限。

即使当我攻王的意图变得很明显以后，鲁兹仍没有意识到危险有多严重。棋局已经转入残局，但他还没从激烈动态的中局状态解脱出来，没有对面临的危险冷静地思考。我很快利用手中微薄的力量将他的王赶入棋盘角落，迫使他弃子认输。

这种阶段转换时容易犯的错误几乎涉及所有与计划和战略有关的领域。一个优秀的棋手会对一盘棋的三个阶段都十分重视。如果我选择一个开局方案，那么它会导致出现什么样的中局？我们是否已准备好整体的计划？我们是否有足够经验去操作象谈判、大型项目一类的事务？

中局行棋时要以某个残局方案为目标。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进攻而弃子，那么如果弃子没有达到目的，我们会很轻易输掉棋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感觉到那个不归点，就是当你还能停止进攻，还能避免失败的那个点、那个时刻到底在哪里。

棋坛高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在每个对局阶段能够游有余，还能将三个阶段有机地结合，有效地服务于整体战略。如果能下出这样一局棋，那是每位棋手都可以引以为傲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对局阶段”只是在我们意识中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有用的生活准则，但很难对其进行清晰的阶段划分。

人物介绍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梅斯洛夫（出生1921.03.24）苏联/俄罗斯国籍超级残局大师

第七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斯梅斯洛夫（1957－1958 年）是50 年代中期最强的棋手。当年他在国际象棋竞技中创下了不朽功勋－两次赢得世界棋王挑战资格赛，与鲍特维尼克进行了三次棋王争夺赛（这个记录一直保护了三十年之久，直到我和卡尔波夫的棋王赛之前）。但由于自我状态不好，以及低估了鲍特维尼克钢铁一般的意志才导致在1958 年的回敬赛中戏剧性地惜败于对手。

当其处于竞技巅峰时，他的高超技术令人惊叹。他的棋路细致入微，令对手找不到任何破绽，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他的技术超越了当时那个年代。

斯梅斯洛夫对残局情有独衷。他在童年时就对棋子数量不多，形式简单的残局十分喜爱，已经能深切感受到每个棋子在不同对局阶段的特点、长处、威力和不足之处。用他的话来说，这种与棋子的“相互感知”使他可以不借助逻辑分析来走棋：“他当年就展现了一种天生的棋手素质－谐调感”。也正是这种协调感使斯梅斯洛夫创造了一个最长的国际象棋生涯记录：他一直到80 岁都在参加比赛！

“斯梅斯洛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强直觉，我把这种直觉叫作“手感”，我是说他的手自己就能感觉，应该把棋子放到哪个棋格上，而不需要用脑子去想”（斯帕斯基）。

“我可以连续40 步棋都走得准确无误，如果你也能同样走出40 步准确无误的着法，那么我们之间的对局肯定是和棋”（斯梅斯洛夫）。

第十二章 进攻的优势

拥有优势则应发动进攻，否则会失掉这种优势。（威廉.斯坦尼茨）

我们前文中把国际象棋和现实世界的一些规律进行了对比，这种对比有其可取之处，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适用于国际象棋的某些战略并不只是适合国际象棋之外的领域。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感受很深的例子。

我曾经提到，许多人对我能否从事政治活动表示怀疑，因为我的棋风太富于进攻性。“富于进攻性”在这里指的是棋风激烈、活跃、果断、力量大、随时准备争先，以及只要有机会就会发动进攻。

如果一个人性格比较强硬，那么他能否在直接进攻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达到目的？我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们大家实际上都能适应所处的环境。第二，难道说一个人总是争取主动，力图控制事态进程是一件坏事吗？是不是实际上进攻性风格在政治、商业和其它生活领域也是相当成功的，只不过通常不这样宣传？

随着我的国际象棋事业蒸蒸日上，我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媒体总是鼓吹我的“凌厉的棋风”和“凶悍的进攻”。体育界这种说法有着特别的意思，差不多总是一种褒义。比如我们也希望敬爱的国家足球队能踢得更凶悍，更富有进攻性一些。

我后来对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1980 年，我首次被吸收进苏联国际象棋奥运会联队，这个小队的实力十分强大。联赛在马耳他举行，我们与匈牙利人最后展开了顽强的金牌争夺战。联队成员的平均年龄要比我大一倍，因此毫无疑问，比赛之余我和别人是分开度过的。比赛结束后回程路上在罗马有两天的逗留时间。队里其他人利用一切机会去参观罗马的古城名胜，包括去梵蒂冈参观。我则去电影院看了“星球大战”的第二部“帝国反击战”，这些片子在前苏联是看不到的。不知道当我看着电影里尤达教导天行者路克要小心“原力的阴暗面－愤怒、恐惧和进攻性”时，我那些年长的同事们在梵蒂冈接受哪些道德教诲。坦白的说，当年还只有17 岁的我是站在路克那一边的，对那种被动、无奈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难道路克不能为了保护朋友而与达斯.维德拼死一战吗？

对于进攻性是优是劣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研究。如果说某个大公司的领导人管理风格“具有进攻性”，这完全可以是一种褒义的说法。但象劫持美女欧罗巴这样的事，化身公牛的朱庇特做得，普通的公牛却做不得。一个公司领导可以“具有进攻性”，一位普通员工则没有这个权力，而且对于某些行业的员工来说，虚荣心会使领导对其产生疑心。如果一个人过分向前，则可能被人说成是自私，甚至会说成“不听招呼”。

竞争之火

参加赛跑的人中谁会甘心于第二名？有人会从童年起就只想当副总统吗？如果我们目标太低则实际成绩肯定受限制。当我们保持一种进攻情绪时会对自己更严格地要求。这里所说的并非仅是日常行为中是彬彬有礼还是咄咄逼人，而是指是否善于不断向自己和周围的人提出新问题。可以说这与好好先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自我安慰是相对立的。

运动员总说要超越自我，要对竞争对手无所畏惧，“展现最好的竞技水平”。这在某种程度是对的，尽管我认为这些话有点言不由衷。每个人都有保持良好激励状态的方法。竞争精神使人奋勇向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战胜别人，而不是简单地创造一些个人记录。你去问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短跑运动员，如果他打破了自己的个人记录（哪怕是世界记录），却获得了第二名，那么他是否对这种结果满意。不用怀疑，我想他会希望用“创下记录”的银牌去换金牌，哪怕无法打破世界记录。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已经要超过我们，那么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会跑得更快。我每次联赛都是在十分残酷的竞争条件下获胜的，虽然我得了冠军，但对抗对我的某些对手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他们都棋坛中获得成功，积分排名也经常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我们就象在追赶机器兔子的猎狗，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挑战水平，只要我们能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具体目标上，我们就能强迫自己加快速度或展现自己的发明天分。

1999－2001 年我三次在维克安泽赢得传统国际象棋联赛。而每次获得第二名的都是维斯瓦纳坦.阿南德（有两次是与其他人并列第二名）。1999 年夺冠是我国际象棋事业中的一次辉煌之举。十三局中我赢了八局（而且比赛开始的前七局全部赢下），全部比赛只输了一局。阿南德则如影随形，比分一直跟在我之后，最后与我只有半分之差，因此我最后夺冠时比第二名的优势大不了多少。

如果仅从对局胜负统计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阿南德国际象棋生涯中很好的一次比赛－比赛分数应该超过了他的期待值。但我不相信，阿南德会把这次比赛的结果认为是自己高水平的表现。阿南德是一位真正的运动员，他得过许多联赛的冠军。对于他来说，他应该更喜欢那些夺冠的战绩，不会去喜欢第二名的成绩，尽管第二名的得分比较高。

第二名固然比第三名要好一些，比第四名要好许多。但如果说把夺冠当成比赛的唯一目的，这种说法就有些陈腐不堪，就象说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之类的话一样陈腐不堪。对于运动员来说，或者说对于任何有抱负心的人来说，要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果，都应该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可控进攻性”系统。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一点，某些时候将局面激化并掌握主动权对于成功更加有效。

争取主动

我们已经提到，对局时先手或者说主动性是任何进攻行为的前提。当我们变得很活跃，而不仅仅是对对手的行为被动反应，那么我们就能控制对局进程，而此时对手则处于被动反应状态。这就意味着对手的选择范围是受限的，是可以预知的。控制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局面，我们可以把目光放远，从而掌握整个对局的路线。我们不断向对手施加压力，制造威胁，从而一直掌握主动权。这样下棋时能使对手在进攻之下无法有效抵抗，商业上则能保证占领很大的市场份额，商务谈判中可以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在政治上则会提高我们的声望率。任何情况下这都会使人们士气高涨，在实际掌握质量优势的前提下，内心还会有一些优越感，有一种即将获得胜利的感觉。这也就是进攻的优势。

当你掌握先手以后，应该不断地将其扩大和加强。先手是个动态因素，它可以在瞬间消失。你可以把先手权利转换成物质利益，也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先手，直到你的对手已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直到你获胜为止。

这绝非说明你需要集中所有力量对敌人制造孤注一掷的威胁。这种方法在国际象棋对局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可以使用，却不一定有好结果，现实中不会有电影《星球大战》中那样可以摧毁任何抵抗的终极武器－死星。我们进攻时，对手会作出反映，采取相应的防守措施，因此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利用自己的先手之利，保持战略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进攻时必须集中力量或迅速有力。一直保持压力通常也可以奏效，因为这会使对手局面长期处于劣势，最终我们可以获胜。伟大的进攻型棋手的必不可少的素质就在于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形势优势，他不会越过雷池一步，也不过多奢望无法得到的实利。

我们有一步之先就可以灵活调动兵力，使对手无法与我们对抗，最终使对手阵营产生薄弱之处。此时防守一方开始急急忙忙加强弱点，但在不断的压力之下开始捉襟见肘。他刚补完西墙，发现东墙上又破了个洞，直到他的防守出现了大裂缝，被进攻的棋子最终撕开防御阵地。国际象棋对局中可以利用对手同时具有两个以上的弱点进行攻击。如果只是朝着一个点进攻，那么在与高手的对局中很难赢棋。我们除了对敌人的一个薄弱之处采取进攻行动之外，还应对敌人其它的薄弱之处施加局面压力。

主动性能否发挥主要取决于机动性、灵活性以及能否吸引敌手的注意力。1944 年6月盟军实施了诺曼底登陆行动，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海上军事行动。登陆行动之前，盟军广泛利用了佯攻战术，分散了德国纳粹的注意力，没有给德国人充分的防御准备时间。除了采取传统的向敌人提供假消息的战术，盟军为欺骗敌人还建立了一支布景和军事技术都如好莱坞风格一般的虚拟佯攻军，以便使德国人认为登陆军队的人数要比实际人数多一倍。

一个棋手面对进攻性对手时难免神经紧张、张皇失措，最后导致输棋。任何一个对手的威胁或自己的薄弱之处都会让他举棋不定。不管他的局面看起来如何坚固，他总认为可能丢子及最终输棋。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思维和对棋局的态度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可能被对手利用的。

进攻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我研究自己以前的对局时，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棋手的成长经历。而那些我从小就熟悉朋友和亲人则把我的成长经历看成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过程。因为任何棋手的性格和棋风之间总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棋手的个人生活和棋手事业常常是相互联系、并行发展的。

尽管我下棋时总是保持进攻型风格，但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棋下得越来越客观、具体。夺得世界冠军十年后，我已经不再向以前那样不假思索地发动进攻，而是表现得更加耐心。但如果认为这是老年人常有的事，是一种保守的风格，就有些简单化了，我的棋风仍是进攻型的，只不过同时也反映了过去的一些经验而已。我下的与以前有些不同，但比以前下得更好。我认识到，当与棋风同样凶悍的棋手对局时，精心准备的反攻更为有效一些。

我的心理状态也比以前好，我已经不需要再向大众展示什么，也不会每次对局都急于取胜。我的方法越来越科学和专业。我每次比赛是为了胜利，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我身边的人也发现，我对媒体和商界的态度也有所改变。1993 年我与国际棋联分裂，后来我创立职业棋协解散，这些使我变得清醒，使我作事更加慎重。我的变化也与我备受折磨的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时间相符合。

90 年代后半期我的事业和家庭重新稳定下来。我组建了新家庭，儿子瓦吉姆也出生了。欧文.威廉斯成了我的职业经纪人。家庭和事业的“补给”帮助我认识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长期后果。1999 年我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家网上公司，后来成了一个全球品牌。我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总是扮演反对现有制度的反叛者角色，因为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自己的巅峰地位，已经很难保持一种斗士的精神。现在只能时刻提醒自己成功得来不益，行事时要忠于自己的基本原则。

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但我在棋盘上和棋盘外的成就依靠的仍是我的进攻性思维。当然，我22 岁时这些成功得来得很轻松，好象是种自然而然的事，到了35 岁时已经有些吃力，需要付出认真的努力。丰富的知识有时反而成了一种累赘，使我变得疑神疑鬼。过分倾向于理性思维使我的直觉变得越来越迟钝，决策问题变得有点象开会讨论问题那么枯燥无味。我下棋时或开会时会想：“如果我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加利.卡斯帕罗夫，我会怎么作？”

我已经习惯于进攻，进攻时我觉得得心应手。我在政治上也选择进攻风格，因为我知道进攻在我手中是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我从政期间所获得的经验也证实了我的想法。我明白，某些地点、某些时间需要采取外交手段，但这与谈判时尽量采取主动并不矛盾。

威胁比进攻更有力

尼姆佐维奇的精妙之语“威胁比进攻更有力”是下棋时先手重要性的一种体现。进攻必须合乎逻辑，最后才能给予对手以毁灭性打击。如果他费尽心思而又慌不择法在棋盘某处进行防御，你却有可能在另一处获得实利。诺曼底登陆前盟军的双面间谍向德国纳粹汇报，说盟军将在加莱海峡附近开始主攻。希特勒闻迅后将隆美尔的精锐之师调到加莱海峡，从而严重削弱了对盟军登陆地点的防守。

尼姆佐维奇的名言与下棋有关，同时也与华尔街一句老话“传言时买进，证实时卖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对某个事物的强烈期待所产生的作用会比这个事物本身所产生的作用还要大，或者换种说法，人们对事物的期待与事物本身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如果有人在挤满观众的电影院里大喊一声：“着火了！”，那么所产生的后果将和真正出现火灾一样，起码在短时间内是这样。

主动性并不是一个绝对因素，即便是下棋时也是如此。我们有时会说某位棋手掌握了主动，另一位棋手则针对对手的薄弱之处展开了反攻击。比如说白方的王翼棋子比较主动，而黑方则在后翼突破了白方的防守。在这种情况下防守就变成了相对的，只有进攻才有绝对的意义。双方会不遗余力地扩大优势，争取主动。

双方都有优势并不一定指的是在地域上平分秋色。拿商品零售业来说，这种优势可能指的是市场区块和商品等级。如果我们控制了某个领域，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那么这也是一种优势。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来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

谈几句防守

如果你想要培养一种成功的进攻思维方式，那么你应该随时准备打破旧秩序，或者说要热切地期望能打破旧秩序。我们掌握了主动权以后，应坚定勇敢地投入到未知的战斗中，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对手出招。攻击往往是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往往使许多人觉得危险重重，感到不舒服。不过如果我们在下棋时总是抱着“骑驴看唱本，一边走一边瞧”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机会就会受限很多。

公正地说，防守方案通常要比进攻方案更为合理。古时的军事家就提出，进攻者需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才能保证有效的进攻（国际象棋中往往只有很少的优势）。防守通常意味着保存实力以及将风险降到最低，这也符合人类行为的自然规律。除此之外，对于防守方来说，他面临的任务要少一些：他只需要对其薄弱之处进行保护即可。然而只有很少的天才人物，如蒂格兰.彼得罗相对国际象棋的局面弈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仅依靠防御为主就能取得胜利。不过这是在双方轮番走棋的对局中，局面通常是变化的。实际情况中先手之利通常会因为诸多外界情况的存在而变得异常复杂，有时主动权也会被对方夺走。随着世界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优势越来越倾向于进攻一方。

在我们这个年代，单纯防守的思想几乎完全过时了，由于各种技术的迅猛发展单纯防守的思想已经衰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量消耗兵力的、持续长久的战争。人类已经发明了装备精良、火力强大的移动装甲技术，可以迅速破坏任何单纯防守装备和工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坦克如飓风一般横扫欧洲，一天之内所占领的领土比二三十年前的军队在几个月战争中占领的领土还要多。现在有的军队装备了激光制导炸弹，可以摧毁深达一百多米的混凝土掩体。静态防守已经完全过时了。现代军事理论认为，对敌人的首次打击就应该使对方遭受“无法忍受的损失”。

尽管这是纯粹的军事思想，但其已在民间事务中也有所体现。在现代生活节奏下，消极的投资及实施公司战略已经不适应形势，就如同战争中只是注重修建碉堡和战壕一样已经不堪所用。如果我们无法争取主动，无法采取进攻型策略，那么我们注定被别人抛在后面。要找到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回顾太远。你是否还记得Alta Vista 这个名字？这曾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搜索引擎，先是被Yahoo！超越排挤，后来又被搜索巨人Google 挤垮。Yahoo!公司在搜索引擎上获得成功之后，顺利实现了多样化经营的业务转型。当Goolge 迅猛发展，使其它搜索引擎变得一无是处时，雅虎业务的重点已经转型到信息和服务行业。而Alta Vista则和其它搜索引擎如Lycos、HotBot 一样，被大公司收购，其品牌已成了过去时。

风险与成功

现实世界中进攻战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久前人们认为，第一位无疑是很好的，但第二位看起来也不错。而现在第二位则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进攻通常有风险，但在快节奏及高科技的今天，进攻通常会获得丰富的回报，而犹豫不决则会遭到严厉惩罚。如果我们再按以前论述过的物质、时间和质量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三者中时间因素的作用更加突显。

我们来看一下Apple iPod 的最新款，风靡世界的iPod Nano。苹果公司的iPod Mini 产品曾是最畅销的电子产品，而当该产品还在大卖特卖时，苹果公司推出了iPod Nano 产品，将其取而代之。苹果没有放慢销售速度，也没有等待其它公司参与竞争就主动采取了措施。新产品与旧产品在市场销售领域有重合，对苹果公司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作为反例，微软公司则在等待了两年以后才着手开发新的Explorer 浏览器，而此时市场份额已经明显被压缩了。

微软公司可以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个超级公司有足够的资源，能抵御市场份额下降10%的损失风险，同时开发新产品去夺回损失的市场份额。而对于其它公司来说，类似错误可能会导致公司亏损，导致公司大幅裁员。对于那些占据有利位置的公司来说，风险行为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危险，而无所作为则百分之百注定要失败。所以说与其用你的失败为别人的成功买单，倒不如设定目标，冒一点风险去拼搏一下。

我们只有不断实践才能适应更高程度的风险。竞争越激烈，竞争筹码越高，获得成功的风险也就越大。微不足道的风险与成功之间的距离太远。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们费尽心思达到战略目标时，却发现只是“局面略优(+/-)”，换句话说，只是比对手稍好一点。当然这要比和对手平分秋色或者比对手差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从心理层面来说，我们会认为很难把这种略优局面转化为决定性的取胜局面。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所谓的“局面偏好”原因造成的。我们太过于珍视自己的优势，以至于不敢冒着失去优势的风险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采取各种策略以保持局面优势，而不敢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因为担心会失去这种优势。但与高手对局时这常会导致失掉先手优势。不去真正冒险就不可能获得明显的成果。

我们常常把风险作为评价国际象棋局面的一个因素，比方我们会说：“现在白方的下法可能会导致三个结果”，意思是说，白方采取的是有风险的计划，可能会赢棋，也可能会和棋或输棋。当棋手下出一着棋后，如果未知因素太多，那么就象一个司机摘掉安全带开车。如果说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则指的是一种规避风险的下法，即努力向赢棋的方向下，但如果不赢则下成和棋。当预定计划没有实现时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在高水平的对局中，不冒相当大的风险是无法赢棋的，保守下法最终大多导致和棋。

过分小心的行为是一种绥靖行为，通常不会获得很大成果。当我们处于真正的危险中时，我们凭直觉就能感觉到，我们需要冒什么风险才能笑到最后。当事情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主动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只有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我们才能采取积极行为。所以人们会把钱投资到一些胆大的公司中，利用很小的优势去博弈长期主动权。风险与成功是挂钩的，同时与失败也是挂钩的，此时勇气往往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可以雷厉风行地去做事，也可以无所事事地空想。勇气靠得的是魔力、实力和天才”（哥德）。

攻击时绝对的冷静和适时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合适的攻击时机，这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但即便是高手中的高手在选择攻击时机时也经常靠猜测进行。机会之窗通常很窄，因为时刻变化的动态因素太多。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能预测百分之百成功的路线。

棋手们经常通过作棋题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进攻水平和战术水平。习题的局面可能是从实际对局中选取的，也可能是专门编制的，这也和商业学校中的案例研究有些相似。习题中通常规定要在该局面下找到答案。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棋手很快掌握各种各样的战术方法，但这与实际的对局有很大的差距。在实际对局时没人会提示你是否可以找到致胜的战术组合。因此时刻保持警惕是进攻型棋手又一不可或缺的素质。

思考是否可以采取某个战术组合时应先避免对局面产生先入为主的评价。我们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而习惯采用的规则和模式有可能干扰我们对局面的判断。对于看似“缓和”的局面来说尤其如此，此时看起来好象不大容易发动进攻。最好也抛开对对手的某些成见。经常有人会提醒我们，不要轻视对手，然而如果过高评价对手也会使我们丧失许多机会。

1953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世界冠军挑战者资格联赛上，高级职业棋手的对局中就产生了明显的失误。曾经的国际象棋神童，美国棋手塞缪尔.列舍夫斯基参加了国际棋王挑战资格联赛，当时他与杰出的匈牙利特级大师拉斯洛.萨博展开了苦战。萨博用马将军，此时列舍夫斯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吃掉马，或者将王闪开。然而即便在这样简单的情况下列舍夫斯基还是犯了错误！他已经处于时间恐慌之中，却不假思索地吃掉了对手的马，从而导致对手可以采用两步杀来赢下该局，这一点即使是业余棋手也能看出。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萨博居然没有发现这个机会！他没有将死对方的王，却吃掉了对方的马。几个回合以后双方和棋，而这令人吃惊的双重失误也成了国际象棋史上的一个前车之覆。后来万分懊恼的萨博把这归罪于对手，认为他无法想象“伟大的列舍夫斯基”能犯下这样最愚蠢的错误。

只有对你的局面、所处局势及对手状态的任何变化进行正确评价，才能有效利用进攻机会。一个看似不存在的微小变化可能会不断扩大，最终使你的对手的局面产生弱点。

即便是在局面平分的情况下，处于防守的一方也更易于犯错。活跃的局面能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更为自信。我们掌握的实力就如同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素一样，可以刺激脑子更加活跃，从而使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塔尔有次说过，他一生中下过最差的一着棋是放弃了一个有风险的弃子着法，当时他考虑了40 分钟也没有下定决心。进攻型棋手有时会为失误着法而后悔，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为自愿放弃的机会而懊恼。

萨维利.塔塔科维尔对国际象棋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许多精彩对局，还在于他创造的几百条象棋格言和许多鲜活的事件。我最喜欢的一条格言是：“进攻的先决条件是要有进攻的意愿”。如果机会乍现时我们没有进攻的意愿和决心，那么所有的战略计划和局面评价都将无法应用。进攻型的思维方式有其具体的、实际的好处。如果你与人相争时一定要记住，首轮打击可能就是最后一轮打击，趁着你的对手还没有发动打击，你应该尽快行动起来。

人物介绍

罗伯特.詹姆斯.菲舍尔（1943.03.09）美国国籍

令人眩目的传奇与令人扼腕的结局

第十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72－1975 年）。如果你在街上拦住一个人，让他说出一位著名特级大师的名字，那么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鲍比.菲舍尔”。菲舍尔早在1972年就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棋手，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和国际象棋软件。收音机、电视和媒体喋喋不休地宣讲他的事迹：他的无与伦比的国际象棋天才和善于制造各种纠纷的“天赋”使他的名声确实是“如雷贯耳”。

菲舍尔的天赋早在童年时就已经展现，他拥有超乎常人的求胜心，高超的棋力，技术上十分准确。他创造的许多记录大概永远也无人打破。他14 岁成了美国国际象棋冠军，16 岁参加了国际棋王挑战资格赛。八次赢得美国国际象棋冠军赛，而且有一次是绝无仅有的11 局全胜（1963/1964）。1970 年他以大比分赢得地区间联赛，1971 年接连两次赢得资格赛，比分是干净利落的6:0，而在资格赛决胜局中则以6.5:2.5 的比分击败了“铁的棋手”彼得罗相。资格赛中他创造了连赢19 局的记录。一年以后，他在雷克雅未克与斯帕斯基展开了最终对决，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冠军称号，这是战后历史上苏联以外的棋手首次夺得棋王称号。

雷克雅未克之战既激烈紧张又富于戏剧性，比真正的话剧更吸引人。菲舍尔先是担心“苏联人的诡计”而不愿参加比赛，当时甚至惊动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亲自给菲舍尔打电话，要他为国而战。英国的棋赛赞助人将比赛资金提高了一倍，同时给菲舍尔写信说：“好了，任性的小伙子，你现在可以出场了。让大家看一下，你不是个胆小鬼！”尽管这位美国小伙子姗姗来迟，但为了比赛能正常举行，斯帕斯基表现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克制、圆滑和高尚气度。

比赛一开始就出了意外。第一局下到残局，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和棋局面，菲舍尔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先失一局。第二局开始前他因为摄像机正对着棋桌拍摄而大为光火（抗议比赛条件不好是他的一个爱好），因此第二局他没出场。最后裁判裁定他弃权。比分为0:2，看样子比赛又要泡汤。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比赛最终得以继续。在菲舍尔的坚持之下，第三局在赛场后面的一个房间进行，这个房间是乒乓球比赛用的，不是适合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的赛场；观众只能通过摄像机来欣赏偶像们的表演。心理上的退让使斯帕斯基付出了沉重代价。菲舍尔赢下第三局，掌握了主动权，并将主动权一直保持到最后。

冰岛之战的胜利使全世界都拜倒在菲舍尔脚下。他年青、富有、讨人喜欢，完全可以把国际象棋变成美国最流传的一项体育运动。各种赞助、各种邀请如潮水一般涌向他...然而他只接受了两家电视台的采访，对所有其它诱惑则一律谢绝。不久之后一切重归平静：菲舍尔整整二十年没有与高级别的职业棋手下过棋。1975 年，由于国际棋联未满足他诸多要求中的一条，他拒绝参加国际棋王卫冕赛，从而失掉桂冠。因此挑战者卡尔波夫不战而胜，而菲舍尔则从此销声匿迹。

从那时起报纸上就经常刊登消息，说菲舍尔准备与某位特级大师举行棋王争夺赛（当然是在国际棋联框架之外，因为他仍认为自己享有世界冠军称号）。人们一直期待他能重返国际象棋舞台，但期待一直落空。菲舍尔倒是一直准备参加比赛，但这要在他有完全的把握之后...1992 年，当国际象棋界已经对这位“加利福尼亚的隐士”完全失望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手－这次仍是斯帕斯基。这次回敬赛的奖金打破了所有记录－高达五百万美元！不过之五百万却并非是广告费，而是南斯拉夫一位名声有些可疑的银行家叶兹吉米尔.瓦西列维奇拿出的，比赛前该人在国际象棋界无人知晓（他是南斯拉夫最大的“金字塔集资”的老板，比赛之后不久就带着投资人的钱逃跑了）。

对于当时被内战和联合国制裁折磨得遍体鳞伤南斯拉夫来说，这次比赛既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又是一幅凄凄惨惨的桑榆晚景。出现在全世界面前的鲍比.菲舍尔年近五十，已是胡须满面、老态龙钟，而坐在他对面的老对手、老朋友斯帕斯基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国际象棋排名榜上处于前一百名的殿后状态。多年来斯帕斯基疏于训练，宝刀已老，对局时偶尔地灵感爆发才显示他过去的强大棋力。菲舍尔赢下了比赛，但他十分清楚，这种比赛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荣耀，还是彻底隐退吧。

然而最令人悲伤的是，回敬赛举行当中，各方媒体的记者们亲身见证了他的病态心理。有关菲舍尔是反犹太主义者在坊间早有传闻，而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喋喋不休地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看得出，他脆弱的心灵已无法承受长期远离国际象棋世界的重负，这是他曾经唯一真正了解的世界。

比赛后他回到祖国，很快又销声匿迹，直到2004 年才重新露面，不过是在一个更加令人意外的地方－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嫌犯拘留中心。菲舍尔因为使用过期护照被拘留。由于他违犯美国政府禁令，参加了南斯拉夫的比赛因而面临25 万美元的罚款和10 年的牢狱之灾，所以他一直没有更换护照。他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热点新闻中。八个月之后日本将菲舍尔驱逐出境，冰岛接纳了他。菲舍尔在这个国家曾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里的人仍然热爱他。不管怎么说，菲舍尔对世界国际象棋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事业巅峰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然而他与保尔.摩菲一样，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棋手。他所取得的轰动一时的胜利和他个人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几代的年青人。菲舍尔与斯帕斯基那次历史大战之时，我才九岁，我和朋友们热切关注比赛的进程。尽管菲舍尔击败了所有苏联顶尖高手，但他在苏联却有许多崇拜者。我们不仅惊讶于他华丽的棋风，还钦佩于他的特立独行和独立不羁。

“在棋盘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菲舍尔的性格总是给我以很强烈的印象。他从不妥协”（斯帕斯基）。

“下棋曾经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菲舍尔）。

第十三章 盛名之累

不失败就没有进步。这是铁的规律，对于所有生物都是如此。（艾曼纽.拉斯克）

众所周知，盲目乐观是危险的敌人。它会使人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会使人丧失警惕性，犯下许多追悔莫及的错误，最后一败涂地。我们通常只对如何治好病感兴趣，但对症状却不关心，在思考如何避免失败的问题上有时也类似。成功与随之而来的盲目乐观使我们思想守旧，这不仅妨碍我们取得更高的成就，而且重要时刻还会导致我们犯下严重错误。

1985 年11 月9 日，我获得世界冠军的第二天，冠军颁奖典礼刚刚结束后罗娜.雅柯夫列夫娜.彼得罗相走到我身边说：“加利，我替你感到遗憾，你最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这重要庆典之上，第九位世界冠军遗孀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心里一惊。不过后来这些话却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

获得冠军之后，一转眼十五年的国际象棋生涯过去了。在此期间是无数的比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优点，弥补自己的弱点。我一直坚信，如果我很勤奋，如果我努力发挥，那么我将是不可战胜的。那么我该如何解释我2000 年与克拉姆尼克比赛的失败呢？

失败的教训

这次失败可能是我国际象棋职业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我以前就知道心理因素在下棋时十分重要，然而直到失去冠军宝座后才明白心理因素重要到何种程度。

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总是旗开得胜，已经很难想象我失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次棋王争夺赛前我接连七次赢得超级联赛，连续的胜利使我忘记自己也是有弱点的。我战胜了所有人，难道我不是最强的棋手吗？然而随着每次胜利，我随机应变的能力越来越差。我的老教练、老朋友、特级大师尤里.金霍扬精辟地把这种现象称为“镀铜”。每次胜利都会在我身上镀上一层铜，越来越厚...简单的说，我已经“积重难返”，注定失败了。

当自我评价体系出现问题时就会发生严重事故。

2000 年秋天我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争夺赛中与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狭路相逢，他曾是鲍特维尼克－卡斯帕罗夫国际象棋学校的学员。这次是我第六次卫冕世界冠军称号。

克拉姆尼克执黑，精心准备了西班牙开局中的柏林防御来对付我。双方的最强重子很快都被兑掉，局面没有发展成激烈的肉博战，双方开始了不断地子力调动。克拉姆尼克赛前仔细研究了我的棋路，最后作出了正确选择，这种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下法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会不由自己地放松警惕。

备战时我的重大失误是对一个情况严重性估计不足—1995 年我与阿南德比赛时克拉姆尼克曾参加过我的教练组。因此当我们一起大量分析对局和讨论棋赛的事情时他可以对我下棋的强项和弱项有清晰的了解，同时可以了解我在准备高级别比赛时的一些细节。

心理和战术准备中所犯的错误是我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那些虽是克拉姆尼克的助手，却没在他的团队中出现的那些高水平特级大师对他的帮助甚大。这些特级大师们不止一次与我在国际大赛上交过手，他们不仅可以在开局准备上对克姆姆尼克提供有效的帮助，还能建议他如何选择合适的战术和战略。不仅赛前可以帮助他，比赛时也可以给他提供支持。

棋王赛前我和他下棋时胜率很高，有百分之九十的胜利机会。但克拉姆尼克却成功地迫使我在我不擅长的百分之十的领域内与他争夺，而这百分之十他则相当了解。这个战略制定的相当漂亮，而且执行得相当出色。

对局时我又一次失误。我没有努力争取主动，将战事引向我熟悉的、得心应手的战场，而是盲目乐观地接受了对手的挑战，一厢情愿地想在克拉姆尼克熟悉的战场上击败他。这样的结果是他求之不得的。对抗时我无法随机应变，无法快速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且这次不象1984/1985 年那次无限制比赛时间充足，这次我根本没有足够的调整时间。

多年来总是旗开得胜使我很容易陷入圈套之中。被迎头痛击之后，我希望能用老办法解决问题。我无法相信，我这位年青对手是如此老练地精心准备了比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对自己的盲目自信变成了对胜利信心不足。比赛接近尾声时我进行了一些反抗，然而于事无补。最后我输掉十五局中的两局，一局未赢，丢掉了冠军头衔。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个对局、每个联赛、每个对抗赛结束后我都要仔细地检查我的局面评估能力是否正常，同时认真地拆棋。我的决定是否恰当？对局时拟定的战略到底贯彻到何种程度？在作了必要的分析工作后，我才得以攻破克拉姆尼克的“柏林墙”，在阿斯塔那超级联赛(2001)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

有时老师要向学生学习。我终于明白，当你面对“不习惯”的局面时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不过如果我能更警惕一些，多下一些力气找出下棋的弱点并在克拉姆尼克利用这些弱点来对付我之前改掉它们，那么这个痛苦的教训是本可避免的。

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盲目乐观和过分的自信。以往的成功成了一种负担。当你总是获得胜利时，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怀念那些成功的经验，忽略成功路上的所有不足和失误。胜利之后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庆祝，而不是冷静务实地分析。我们会一遍遍回想自己的辉煌成就，最后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犯这种错误。老话说：“东西不坏，不用修补”。这句话还是让水暖工人记着比较好，我们作事时还是多想想“未雨绸缪”比较好。任何时候不能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固若金汤，不可动摇的，特别是当事情看似一帆风顺时。当事情不顺利时，我们应该想法改善处境，然而即使在一切正常时，我们也应该追求更好的结果。没有这种准备将会使你停步不前，最终导致挫折和失败。

加强自身 寻找不足

我们有时会在已方阵营中，在对待生意和日常生活的态度中寻找不足之处，不过这通常是出于某种动机。当我们查觉到事物有某些负面效应、某些不好的趋势或是潜在的危险，我们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从而获得更好的结果。当灾难已经发生再改辕易辙就已经晚了。

最近几年以来善于自省已经成为从事政治事业的一个最低要求。克林顿的选举队伍雇用调研人员寻找可能破坏克林顿名声的材料，以便提前将媒体“缴械”，同时准备对可能会出现的指控进行防卫。如果他们无法避免传出丑闻，那么最少也应该预见可能出现哪些丑闻，使得竞选指挥部的人能有效防范。

一般情况下确实很难关注自己的不足之处，更谈不上去仔细研究自己的失误和失败。没有人喜欢去品尝失败的痛苦，但我们起码要懂得，这是获得成功必要的条件。强迫自己在成功之中去寻找失误之处则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在自尊心的驱使之下，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漂亮地打败顽强的对手，却不愿承认我们走运的事实，不愿相信如果对手没有丢掉自己的机会，那么事情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我们看过出色的战术帮助糟糕的战略走向胜利的例子，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

了解胜利的原因比了解失败的原因还要重要。如果我们对获得成功的规律感到怀疑，那么我们会不断去思考一个个“为什么”的问题。对于成功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极度的客观，否则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众所周知，没有比分析败局能更好地增长棋手棋力。我想强调一点，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必须还要分析当时对局的情况，为什么你本可以加强自己的局面却错失良机。在一个基本已下成平局或勉强可胜的对局中，浪费掉一个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败局。这也是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去分析对局失误，而不用去关注对局结果是输是赢的原因。

我们在谈到失误时经常会“从结果出发进行分析”。这种分析通常具有下列先入为主的推断：“因为白方赢了，所以白方的棋走得好，赢得了胜利”，或者说“黑方的计划是错误的，所以黑方输了棋”。我们通常很难避免这种推论，因为我们在分析棋局以前往往已经知道了对局结果。胜方的每一步看起来都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该方的作战意图最后得以实现。即便是象塔拉什和尼姆佐维奇这样伟大的棋手有时也会陷入这种怪圈。他们想用某些棋局来说明他们的理论，来验证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结果也犯了上面提到的错误。

现代棋手广泛利用计算机所具有的不知疲倦的、客观的逻辑能力来帮助他们解决“从结果出发进行分析”的问题，而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之前，我的老师鲍特维尼克就已经开发出一套用于上述目的的计算机系统。他深入分析了自己所有重要的对局，并将对局分析结果公布，使所有棋手可以检验及批评分析结果。尽管他力图使分析结果完美无暇，但还是可能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所以他在注释棋局时尽力作到不偏不倚、公正无误。

应该承认，我在90 年代末开始着手写作国际象棋史的时候就应吸取鲍特维尼克的经验。由于某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的系列作品《我的伟大的棋坛前辈》第一卷出版时，我对国际象棋界对该书的批评意见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第一卷于2003 年春季面世。我在书中对前四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和他们主要对手的国际象棋对局的详细分析遭到了全世界国际象棋界的严厉批评。世界各地的棋手们用几千台功率强大的计算机分析了书中的每一步棋及我作的每一个评论。发达的互联网使书中的错误迅速传遍国际象棋界，而错误的数量之多对于我的自尊心来说无异于一盆冷水浇头。

不过我最终挺过了这次打击，我想，鲍特维尼克应该为他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我和德米特里.普利谢茨基对来自棋界的批评进行了仔细分析，对书中的文字进行了修改以便于再版。后来出版的该书的巴西版本就比俄语第一版要好得多。我们工作越来越小心，如履薄冰，后来每一部作品的质量都优于前一部。当2006 年初分析卡尔波夫和柯尔奇诺依的第五卷面世时，我不无骄傲地发现，数量庞大的批评者大军这次表现得却出乎意料得平静。

不吸收批评意见，不去分析批评意见是无法有效提升质量的。我把这些批评意见看作是一种挑战，而不是看作人身攻击。身处棋界巅峰20 来年时间，我一直处于众口称赞和交相诋毁的轮番轰炸之中。人们往往乐于接受赞誉而摒弃批评。但是我们应该懂得，合理的批评意见往往是建设性的，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要不断克服自己过分的自尊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努力并非每次都能奏效，但必须知道这种努力是十分必要的。

逃避批评或对批评不屑一顾的作法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一点对于个人也好，对于公司也好，或者对于国家也好，无一例外。一个公司如果对用户的要求和需求无动于衷，注定要走向破产。政府只有勇于面对批评并不断完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对于自己的成就要敢于自我批评，这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就象面对不希望看到的变革一样需要克服恐惧。丘吉尔说过：“成功没有终点，失败仍可翻盘；最重要的是勇气，失败后仍勇往直前。”这种勇气可以在体育竞赛中锻炼，在竞争中或在外界因素的压力下成长，但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竞争及如何克服盲目乐观

盲目乐观迟早会导致失败。在竞争环境中，如战争或商业中当盲目乐观的你还在循规蹈矩、因循守旧时，你的敌人或竞争对手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仅仅依靠老招牌和已经陈旧的经验而不思进取通常没有好结果。这种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不胜数。当70 年代美国汽车企业还在对占领的市场份额沾沾自喜时，日本人却在生产和管理领域不断创新，最终导致美国汽车企业一败涂地。

高科技领域尤其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如果我们忘了对手可能会超过我们，我们就可能象乔治三世那样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1776 年7 月4 日，乔治三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没有发生重要事件”，而正是在这一天，英属殖民地的美国人民宣布独立。

竞争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的推进剂。没有卡尔波夫这样强大的对手，我不可能成功开发我的国际象棋潜能，是卡尔波夫推动我一步步前行。90 年代时当新一代棋手逐渐强大起来，卡尔波夫不再是我的主要对手，我开始自我调整，寻找新的“前进动力”。我面临的新任务是与年轻的天才棋手们对抗，捍卫棋王宝座。这可不是件易事，历史上只有不多的几位世界冠军得以如愿。

每个棋手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维克托.柯尔奇诺依年过七旬却依然宝刀不老，依然大量参加高级别比赛。“可怕的维克托”一生命运多舛却又丰富多彩，棋盘上这样，棋盘外也是如此。备受苏联当权派多年压制后，他于1976 年离开苏联，却更加激怒了苏联当权人物。他去荷兰参加联赛时留在西方，后来又移居瑞士，直到现在一直在瑞士生活。苏联书报检查机关无法将柯尔奇诺依的名字从官方新闻中剔除，因为他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挑战资格赛上战胜了一位又一位苏联特级大师。他两次与年轻的卡尔波夫在棋王赛上对阵，两次均告失利。不过当卡尔波夫已经很少公开比赛时，他仍然不断参加联赛，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报复了一下对手。当我42 岁从职业棋坛引退时，柯尔奇诺依却依然活跃，而且其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尽管柯尔奇诺依事业辉煌，他却对此好象视而不见，只是渴望不断向世人展示他的超凡棋艺。他不顾自己已过古稀之年，也不满足于去参加那些只是动动棋子而不用动脑筋的表演赛。他向年轻棋手们展示，尽管他与年轻棋手们在年龄上有半个世纪的差异，年轻棋手依然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2004 年的一场联赛上，73 岁高龄的柯尔奇诺依战胜了挪威神童，14 岁的芒努斯.卡尔森。

柯尔奇诺依一直保护良好的竞技状态，向人们展示他的辉煌之日还没有结束。他一直到今天都是棋手们的偶像，他与每位棋手较量时都会倾尽全力，而不是只作作样子。这种对事业的痴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国际象棋和其它竞技运动都需要一种对抗精神，而保持高昂的创造热情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我们应该不断加强自己，建立自我评价的标准，持之以恒地提高自己的水平。有时不太容易将自信和职业经验与对抗精神和创新者的自尊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更难的是改变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工作方法。然而如果有人希望事业能长久、辉煌，那么上述两点都应该作到。

杰出的田径运动员卡尔.刘易斯35 岁，尽管已经在3 届奥运会上获得了8 枚金牌，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不断追求更高的成绩。1996 年为了通过严格的亚特兰大奥运会选拔赛，他制定了全新的训练计划，完全放弃了此前一直有效的训练计划。他明白，他的高龄和身上的伤痛是他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又一个障碍。刘易斯在亚特兰大获得了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因为他不惧怕改变以前的方法，而采用了更合理有效的方法。

如果一个人只是依靠自己天生的才能，而不去培养自己自我批评和自我约束的能力，那么他的体育事业不会长久。如今体育竞争中的高额奖金使运动员之间的对抗变得十分激烈，当他们意识到某种自发的训练已经成为提高运动水平的瓶颈时，他们会去寻找提高水平的新途径。

1956 年著名的长跑运动员乌拉基米尔.库茨开年不利。刚获得了年初的世界锦标赛胜利之后，就遇到了一连串失利：比赛时对手们几乎一直跟在他身后跑，而到终线时却抢先一步撞线。他的主要对手戈登.皮里创造了新的五千米世界记录，而另一位对手山道尔.依哈罗斯则打破了一万米世界记录。尽管库茨训练十分顽强，但看样子水平却再无法提高。墨尔本奥运会上获胜的机会象逐渐融化的三月雪一样，越来越渺茫。必须要学习一种新的赛跑方法，学会更好地调节速度：从中速均速跑到长时间的加速跑，以及使对手疲惫的冲刺跑。

库茨的一位崇拜者是个物理教授，他建议库茨在比赛时放低身体重心。为了使自己的建议有说服力，教授还作了数学计算。而这居然奏效了!使用新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以后，乌拉基米尔在卢日尼基举行的比赛上打破了一万米长跑的世界记录，重新获得了自信。

墨尔本奥运会的第一天库茨和皮里就在一万米项目上进行了对决，比赛吸引了所有观众的关注。皮里是一位杰出的长跑运动员，他的“跟随战术”、“背后冲击”相当有名。这次比赛中他也使用了最喜爱的战术，从比赛一开始就跟着库茨跑。但这次库茨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库茨采用了新的变速跑战术。他先是加速跑，然后放慢脚步，并招手示意皮里跑到前面去。但皮里摇头拒绝，不愿领跑。在观众的笑声中，有次库茨让皮里超过自己，但随后皮里却又放慢脚步。

于是库茨决定使出杀手锏。在离终点还有六圈时，他发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跑，超过了所有人，然后不断加快速度，越跑越远。皮里拼尽全力要赶上库茨，但每次都被库茨用冲刺的方法甩到后面。后来库茨第一个撞线，而皮里则没能承受住压力，最后只得了第八名。后来皮里承认说，他从心理上对库茨的战术毫无准备，后者何时加速根本无法预知，使皮里最后变得筋疲力尽。皮里说：“最重要的并非我是输了这个结果，而是如何输得。最后几圏对我来说就好象是漫漫长路，没有终点。库茨把我给谋杀了...”

还有另一场对决—五千米长跑。参赛者的实力更强。英国运动员们组成了“反库茨”联盟，制定了专门针对他的战术。匈牙利的“三架马车”也对库茨的“变速跑”战术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而库茨在五千米项目上再次向世人证实，他的战术十分丰富的。刚起跑他就跑出了短跑运动员的速度。他的五千米项目的战术与一万米项目的战术完全相反。疯狂的冲刺使库茨再次获得第一名，获得了第二枚金牌。他成了真正的墨尔本英雄—难怪1956 年的奥运会被称为“库茨的奥运会”。

寻找那些可以保持我们注意力和动力的方法，这是我们克服盲目乐观的关键所在。即便我们现在不具备评价生活或工作事务结果的方法，也并不说明我们永远不会找到方法。评价时我们能利用哪些标准？当然可以用金钱来作标准，尽管这听起来有些玩世不恭。大概我们可能会选取“幸福指数”或列出一个详细目标清单来作评价标准，许多人在新年祝福时喜欢列这样的清单。我不相信你列出这些清单后，会得到什么财富或名声，但如果你不断地思考这些价值和动机，不管是在脑子中思考还是写在纸上，那么肯定会有好处的。

当我们投身战斗以前，应了解我们到底为何而战。所有人都说喜欢与孩子呆在一起，但又有几个人能说出，每周或每个月有多长时间是与孩子一起度过的？有多少工作时间我们白白浪费，把宝贵的时间消遣在纸牌游戏和漫无目的的上网中？如果我们知道上述问题的准确答案又如何呢？如果我们知道答案的话，我们会确定明确的工作目标。在耐克广告代理公司的工作口号面世200 年以前，哥德就写过：“单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

人物介绍

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1975.06.25 出生），苏联/俄罗斯国籍

命运的还击

第十四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00－？）。对我来说他并非仅仅是一个夺走我世界冠军桂冠的人：我们的2000 年伦敦之战以及随后我的回敬赛牵涉许多感情上的东西。由于克拉姆尼克是我生命转折中的重要人物，所以我无法对其漠不关心。

这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来自黑海的图阿普谢市，80 年代我就发现他非常有天赋，当时他还在鲍特维尼克-卡斯帕罗夫学校学习。1992 年马尼拉举行国际象棋奥运会时，我力排众议，坚持吸收他参加俄罗斯联队。当时他只有17 岁，许多人认为他太年轻，没有经验。然而他的表现超出了我最大胆的期望，展示了绝对一流的水平－8 胜1 平！一颗国际象棋新星诞生了。

随后克拉姆尼克成了世界国际象棋三驾马车之一。他成了年轻一代的楷模，超过了卡尔波夫，成为我的新对手。1995 年我与维斯瓦纳坦.阿南德在纽约举行棋王争夺赛时，我邀请克拉姆尼克加入我的分析团队。2000 年10 月他从助手变成了我的冠军挑战者。

克拉姆尼克对伦敦之战作了精心准备，比赛开始后很快占据了主动。第二局时他击垮了我的黑方防守的主变。而他执黑时则使用了一个不常见的古老防御－柏林防御，比赛时我费尽心机也无法攻破这个防御。比赛最后比分为8.5:6.5，克拉姆尼克得胜。

克拉姆尼克夺得了世界冠军，但如果他想成为棋坛一号人物，他还要从积分上超过我。然而他在棋王赛中得心应手的小心谨慎的棋风在联赛中却效果不佳：克拉姆尼克的积分开始下降。看得出，夺冠后他的下棋动力方面出现了问题。他2004 年布利萨戈与彼得-列科的冠军赛中十分艰难地保住了自己岌岌可危的称号。不过2006 年他在埃利斯塔赢了托帕洛夫，这使他的声誉有所提高。

“伦敦之战时克拉姆尼克采用了十分出色的战略并得以将其实现。他并不是第一个期望用这种方法来打败卡斯帕罗夫的人，但他实现战略的精彩之处要超过这个战略构想本身”（维斯瓦纳坦.阿南德）。

“需要有健康的体魄、顽强的精神和巨大的求胜欲，这样你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克拉姆尼克）。

第十四章 心理对抗

....对于国际象棋和国际象棋比赛而言，首先要了解的是人的本性，要了解对手的心理。（亚历山大.阿廖辛）

不战而胜

大约200 年前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只有毫无经验士兵才会在第一次失败后认为一切全完了”。

与克拉姆尼克之战失利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对手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功，他是如何做到的。我不断克服被克拉姆尼克利用过的弱点。这次比赛后我们又下过几十场对局，所有对局都是平局，我只赢了一局。当时克拉姆尼克用的也是柏林防御，这个曾使我十分郁闷的开局。

在这关键一局中的胜利以及我仍拥有最高积分的事实使我得以保持职业自信。

只有很少几项运动能象国际象棋比赛一样令人精神紧张，耗尽心力。联赛和对抗赛会持续几周时间，每天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不仅要对抗强大的对手，还要和滴答作响的棋钟争分夺秒。国际象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精确计算运动，要求棋手必须全神贯注，一步也不能疏忽。如果你输了棋，你既不能埋怨队友，也不能责备裁判，甚至无法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你能怪罪的只有自己！1993 年夺得棋王挑战资格的奈吉尔.肖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说：“国际象棋是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的。想下国际象棋，你就要准备成为冷血杀手”。

对局时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尽管许多特级大师断言“我是在与棋子对抗”，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即使是在几乎是数学计算一样的对局中，任何棋手，只要他能在比赛各个阶段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只调整下棋时的心理状态，仍能获得很大的优势。

富有成效的准备需要棋手有足够的自控能力，要善于长期顽强的独立工作，哪怕当他知道这种工作有可能会徒劳无功时。根据统计显示，只有10－15%的开发成果能够得以实际应用。尽管我们知道，任何工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某些收益，总能得到回报，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用它来激励自己却并非易事。回想一下，难道说中学里我们不知道三角学是十分有用的课程？我们真正努力学习了吗？

比赛前某些棋手会失眠，会食不甘味；另一些棋手会发疯一般地研究各种开局，希望能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些棋手则会去散散心，看看电影。我则总是疑神疑鬼，有时甚至会暴跳如雷。绷得紧紧的神经是一种武器，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各种智力对抗。而如果神经过度紧张后果则不堪设想。

棋坛生涯中我有几次赛前体验到某种奇特的预感：不论对手的级别如何，状态如何，我都能游刃有余。1993 年我与卡尔波夫在利纳雷斯超级联赛上对抗时就发生这种事情。尽管我执黑后行，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开局：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

当比赛还剩四轮，只剩下我和卡尔波夫在争夺冠军。我与卡尔波夫此前多年对抗，此时对抗则达到了白热化地步。我的助手谢尔盖.玛卡雷切夫可以证实，开局前我喜形于色，扬言要彻底打败卡尔波夫。事实上我也确实是这样，尽管比赛最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我弃了一个兵，获得了先手，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局面。卡尔波夫的棋子被局促压缩在第一线，这种情况在高级别的对局中十分罕见。第24 个回合后我的兵杀到对方底线，我说了声“升后”，就回头去找裁判，想跟他要第二个“后”。这个“后”按规则也应该已经放在棋盘上的。但裁判还没来得及用“后”去换这个“兵”，卡尔波夫却违反规则走了一步棋。他提出因为我没有及时将升变的后放到棋盘上，所以选择如何升变的权利已归属于他，而他居然为我选择了一个比“后”要弱得多的棋子—“象”!这场小闹剧很快结束。我的兵得以升变，然而卡尔波夫此时又要求给他的棋钟多加几分钟，以补偿为此事浪费的时间。三个回合以后卡尔波夫弃子认输。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五局棋之一：四局胜局，一局平局。这最后一战使我夺得了这次超级联赛的冠军。

这种预感反映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思维力。创造力是一种可以感知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感知到它，那么它就会发挥作用，对对手也会产生影响。你的自信会在你的行动、你的姿态、你的语气中有所体现。重要的并非是我们在说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去说。

对自己严格一些

经常有人批评我比赛时向对手施加心理压力，总是把比赛时的我描绘得十分可怕。鲍比.菲舍尔也会“恐吓”对手，向对手施加“菲舍尔式的恐吓”。而米哈依尔.塔尔在其全盛年代则好象能以犀利无比的眼神将对手催眠。1959 年美国特级大师帕尔.本科在一次世界冠军挑战资格赛上相遇，这位特级大师决意不与塔尔的目光接触，于是对局时戴上了一副墨镜。而拥有无比幽默感的塔尔则有样学样，向彼得罗相借来一副硕大的太阳镜，也是戴镜下棋。观众看得兴高采烈。本科自己也是忍俊不禁，对这个玩笑极为欣赏。不过，眼镜也好，幽默感也好，都无法使本科逃过败局..

水平弱的棋手是不会有人批评他“恐吓”或“催眠”对手的，因为这种批评更象是一种恭维。如果我的对手承受着某种精神压力，那说明他研究过我的对局，了解我的棋力。我曾与一群年轻棋手打过比赛，当我已经成为世界冠军时，他们还没出生。对他们来说我更象是鲜活的历史，象遥远的传奇，不过即便这样其中的一位棋手－泰姆尔.拉札波夫还是赢了我一局棋（2003 年）。泰姆尔.拉札波夫也来自巴库，是我的同乡。我相信，对于一半棋手来说，我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动力，激励他们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显示他们最高的实力。

尽管许多人说我下棋时十分“可怕”，但充其量我只不过是对下棋十分认真罢了。我认为有责任向观众表示，我为获得胜利拼尽了全力。不管是在高级别比赛中，还是在与业余棋手对局的表演赛中，观众常常要求我向摄像机微笑致意。有时我也尽管也能满足观众的愿望，偶尔出于礼貌也向重要人物提议和棋，但总体上我认为，这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

比如当我和25 个棋手下车轮大战棋时，我会努力以干干净净地25：0 拿下表演赛。下棋时保持严肃的“联赛面孔”对我来说是心理调节的重要内容。即使表演赛时我也不想放弃全神贯注于比赛的习惯。

我之所以对表演赛十分重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与高水平棋手进行的车轮大战赛能让人摆脱传统双人对局的束缚，激发创造力。某些国际象棋大师把表演赛看作是毫无新意的游戏，但我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认识新事物、扩大眼界的机会。车轮大战比赛也需要某些决策技巧，因为你要考虑总体方案，同时还要考虑每一局棋对其它棋局的影响。

1995 年5 月我在莫斯科，在传奇般的国际象棋中央俱乐部下过一次30 人的车轮大战赛。表演赛是为庆祝二战胜利日50 周年而举办的，是与二战老兵们一起下。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棋手都已经是73 岁高龄！不过这次比赛却并非“小菜一碟”。许多老兵都是相当不错的棋手，曾经在30－40 年代参加过联赛。他们都满身勋章，仅有的一位将军更是身着隆重的军礼服。

与将军的棋下得不顺利，牵扯了我大量精力。我当时也可以继续和他在复杂的局面下纠缠，但当时我决定下成和棋，好专注于其他的二十九局棋。但马上查觉到其它棋手的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之所以“拱手送上”将军和棋局面是因为他职位最高，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不想过多耗费精力，于是决定“出点血”，摆脱纠缠。这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作法。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很难摆脱、纠缠不清的事情，有生活中的，也有工作上的。这些事情不断干扰你，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应该尽早解决，即使有时结果不尽如人意。

表演赛结果很有意思。经过艰苦奋战，我下出了好几局和棋。最后一局棋的残局我多一个兵，赢棋机会很大。不过那位年迈的对手已经苦战良久、疲惫不堪，我觉得这一局时间已经相当长，而且相当艰苦，所以就提议和棋，对手也接受了和棋结果。和棋后他激动难捺，当我在对局记录上签字时，他说他会将这个和局牢记一生，就象他1937 年与拉斯克下成的另一个和局一样。

维克托.柯尔奇诺依具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他对表演赛的态度则更为严肃，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态度。1963 年他和塔尔在古巴参加一场联赛。闲暇时间他们二人利用自己的声望搞一些车轮大战赛。柯尔奇诺依的对手中有传奇人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当时他是工业部部长。开局前主办人员向柯尔奇诺依暗示，最好能和格瓦拉下成和棋。后来塔尔回到宾馆后塔尔问柯尔奇诺依，表演赛结果如何。当听柯尔奇诺依说赢了所有对局时，不禁有点惊奇。“你连切.格瓦拉都赢了？”塔尔问他。“是啊，”柯尔奇诺依回答说，“他对加泰罗尼亚开局居然一无所知”。

正确地调节心理对成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始终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如果我们不想百分之百的付出，任何诸如“110%的工作”的号召都无法激励我们。当我们明白了可以百分之百的投入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可以再多付出10%。当这一切成为现实以后，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比想象中更善于努力。

我们对自己采取何种态度还关系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一身笔挺的西装，一个有力的握手还需配上自信的目光和谈吐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组织面试的人应该关注应试者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话语和解释。

我们如何才能让别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些自以为是，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我们越是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就越差。马克.吐温说过：“人的虚荣心是无限的，有限的是掩盖它的能力”。我们可以把马克.吐温的话换种说法：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优秀品质和成就时，我们就能把自己的虚荣心掩藏的最好。这是一种自豪感，是成绩卓著和对成功充满信心的外在表现。

不要中了激将法

和大多数人一样，国际象棋棋手的性格大多介于两种文学形象之间：詹姆斯.邦德系列片中超级理性的坏蛋克伦斯汀和纳博科夫笔下神经过敏的卢仁。据我观察，棋手们更偏向于理性，尽管有一些的特例。阿纳托利.卡尔波夫和维克托.柯尔奇诺依1978 年在菲律宾的棋王对抗赛就曾发生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这些事让所有人都会怀疑棋手们精神是否正常。

两位对手的关系在开赛前就已达到白热化。“坏蛋”柯尔奇诺依向强大的苏联国家机器以及这台机器的代表人物－世界冠军卡尔波夫发出了挑战。比赛中双方互相提出了不计其数的抗议：有关桌上的旗子、椅子的高度和样式，甚至对下棋时端上来的酸奶的颜色都提出了抗议...而其中最荒唐，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在卡尔波夫的随行心理医生乌拉基米尔.祖哈尔身上。

对局时祖哈尔坐在观众席上第4 排，目不转睛地看着柯尔奇诺依。柯尔奇诺依变得精神紧张，甚至有些慌乱，最后要求将这位试图干扰他思想的“苏联心灵心理学家”安排到远远的地方就座。苏联团队反驳了该要求，并提出反诉。于是开始了荒诞不经的对抗，期间祖哈尔不断变换座位。为了对付祖哈尔，柯尔奇诺依请来自己的“心灵心理学家”，但这位心灵学家没有达到柯尔奇诺依的预期，很快被放弃。第17 局开局前由于没有将祖哈尔安排到远离棋盘的座位，柯尔奇诺依甚至拒绝开局。这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以至于到棋局最后因为时间不够而犯下了低级错误。由于时间恐慌他先是错过胜利，后来又被将死而输掉该局。

这是两位世界超级棋手在公众面前演戏，还是他们以及助手在这种平生最重要的比赛中真的对这种“心理陷阱”十分关注？卡尔波夫赢得了关键的第32 局（祖哈尔又坐回了第4 排），比分6：5 以一分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柯尔奇诺依没有如此极度关注卡尔波夫的棋外招，不去担心卡尔波夫是否从酸奶中得到什么秘密消息的话，他的水平能发挥到何种程度？应该提一下，卡尔波夫在第8 局获得了第一个胜局，而该局赛前他拒绝与对手握手，使对手恼怒异常，无法平静。

善于控制局势

当一个人丧失了心理能量时，会在身体状态上有所体现。心情沮丧会使人觉得好象跑了好几公里，疲惫不堪。当今社会“自我肯定”这个词用得有些滥，但实际上确实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当我们控制了事态，或者当我们以为全盘在握时，我们确实会变得更有力、更强大。我们可以拿两个小白鼠作个残忍的试验来说明这个道理。拿两个笼子放在一起，笼底每过一段时间就通一下电刺激小白鼠。一个笼子里有一个电路开关，小白鼠利用反射反映可能会按下开关断开电流。两只小白鼠受到了同样电量的电击，但有开关笼子里的那只小白鼠比另一只存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当遭遇一些不可预知而又不控制的事件，即使是老鼠也会丧失去对生活的信念，随后很快死亡。

现在经常有人提起“压力荷尔蒙”及其它类似的物质，说明以前人们提出的思想可以控制物质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时，下棋时也好，家里、学习或工作中也好，确实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有所裨益，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得更好的成果。70 年代开始的管理学革命使大量管理阶层和分散管理决策流程逐渐消亡。很少一些部门由于接近信息源，所以能更快更正确地作出决策，因而变得更为可靠，更为高效。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责任重，压力大，然而换到别的工作岗位后情况则更差。当别人轻松地为我们作出某些决策时，特别是当这些决策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大多会体验到一种轻松感(不需要象小白鼠一样作电击试验)。我们做事时经常放任自流，而不是控制事态的发展。我们总是重复老路，最多是自问：“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会怎么样？”推卸责任大多是出于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考虑，但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目标。

远离焦虑

国际象棋联赛生活使我习惯于快节奏，每场比赛、每次对局都十分紧张。但在事业之初想要适应这种快节奏却并非易事。1978 年1 月，当时我14 岁(算是个老神童吧!)，我参加了为纪念索柯里斯基而在明斯克举行的联赛，想升到大师级别。尽管我当时已经是两届苏联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1976 及1977 年)，在此之前却没有机会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男子比赛。之所以允许我参加比赛还是因为我老师鲍特维尼克的执意坚持，比赛结果不仅对我意义重大，对老师的声誉也至关重要。因此我十分焦虑，担心会一无所获；而且当时对那些经验丰富的对手也心生胆怯。

妈妈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加里克(卡斯帕罗夫的小名。译者注)”，比赛开始前一天她对我说，“如果你每次开局前能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几行诗，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好。这可以使你心思更敏锐。”我听从了她的建议。这根“魔棒”使我摆脱了那种令人沮丧的不安，帮助我赢下了几局比赛，增强了我的信心。最后在无处不在的普希金的帮助下，我不仅获得了大师晋级需要的3.5 分，而且还赢下了这次联赛。

身处紧张的环境中而感到担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如果我们对严肃的考验执无所谓的态度，那么随后就会真正感到不安。当我们觉得事情很简单、很轻松，那么我们是无法真正致力于最后成功的。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我们将无法承受失败。心理“肌肉”和身体肌肉一样也会用进废退。如果你很久没有接触新事物、未知事物，那么你会下意识地逃避这些东西。不断变化的事物是我们锻炼神经系统和防止各种伤害所必须的。

当我们身处考验时刻，应该是充满斗志的，尽管可能由于惨败而无法马上恢复，但在面临下一次考验时应该是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当我们主观上认为毫无出路时，意识第一性理论可能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对我们不利。于是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失败又接踵而来。这种负面的“多米诺效应”可能会发生在一次联赛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际象棋生涯。

常识与成见

1986 年与卡尔波夫第三次棋王对抗赛的部分比赛在列宁格勒赛区举行，我曾以大比分领先，却突然连失三局。还剩五局，比分执平。第19 局我三连败之后，我与教练们商量如何下好第20 局，该局我执白先行。是尽快下成和棋，恢复心理平衡？还是象往常一样，主动挑起激战。“为什么不能主动些？”，我说。“我刚刚连输三局，难道我还能再输掉第四局？!”特级大师米哈依尔.古列维奇不仅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经验丰富，对赌博也颇有研究，他回答说：“概率论不象你想象得那们。你玩轮盘赌时，如果你每次都把赌注压到黑色上，可以会连续好多次都会输!”这话听起来让人沮丧，不过却是事实：无法相信，当你几次失败以后，胜利不一定会向你微笑。世界上没有那种可以自动平衡的宇宙天平...我接受了教练的建议，第20 局很快下成和棋。然后又进行了顽强抵抗，21 局执黑下成和棋，最后完全恢复过来，22 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获得了比分优势，最终成功卫冕棋王称号。

赌场轮盘赌旁边通常会有一个大屏幕，显示最近几十个赢钱的号码。这好象是向赌徒们提示，如果他们了解这些信息，会拥有某些优势，而实际上这根本于事无补。轮盘不知道，它会在哪个位置停下。当你期望两个根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会有某种规律时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谬见，则一定会受制于各种成见。

在国际象棋运动中传递原理不再起作用，而“克星”的说法却很流行。棋手A 可以战胜棋手B，棋手B 战胜棋手C，而棋手C 则可以战胜棋手A。如果一个特级大师由于某种宿命原因经常输给另一个特级大师，那么前者被称为“常客”。我和许多对手的比分都不错，但阿历克谢.希洛夫，毫无疑问应该算我的“常客”。二十年来我和他下了三十多局棋，他输了十五局，一局也没赢过。而同时希洛夫则与击败我的“复仇者”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对局比分不错。

对于国际象棋界的大腕来说，出现这种对局结果的奇怪现象应该是与下棋以外的某些东西有联系的。当我们多次失败以后，我们开始怀疑是否能获得胜利，而这种怀疑又为新的失败打开了大门。第十三次输棋后希洛夫开了个很大胆的玩笑说“13 是卡斯帕罗夫最喜欢的数字，现在到了改变我连败的时刻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心理着法，不过遗憾的是没起作用。

挺住打击!

当你发现已经拼尽全力，却依然落败时，这种打击力是加倍的。父母在小孩输棋时会安慰他说：“你已经尽了全力”。他们认为，当小孩意识到反正也不会更好时，心里会好受一些。但这种安慰有效吗？一个有夺冠雄心的棋手是不想听到“他已经拼尽全力仍然输了”这样的话的。那么是否还有比这更坏的结果呢？

青年特级大师安德列.索柯洛夫和加塔.卡姆斯基就曾遇到过这种问题。他们都是在棋王挑战资格赛上败给了卡尔波夫，而从此一蹶不振。1985-1986 年二十三岁的索柯洛夫比赛时发挥了平生最好的水平，实现了对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圣山的强力冲击。他赢下了一轮轮联赛和挑战资格赛，1987 年在资格赛决赛上与卡尔波夫狭路相逢。只要战胜了卡尔波夫，他就能和我一争棋王宝座。然而索柯洛夫却遭遇惨败：他一局未赢，卡尔波夫则赢下四局!重创之下索柯洛夫变了个样子。骄阳烤焦了他的翅膀，他无法再飞翔。最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况愈下，他已经无法再接近棋王宝座。顺便提一下，索柯洛夫现在生活在风景优美的法国乡村，棋下得也很好。

加塔.卡姆斯基是美国最后一位世界级棋手，他的故事也多少有些伤感。他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有巨大的潜能，有骄人的比赛胜绩。因此他的遭遇更令人惋惜。他父亲1989年带他到了美国。当他还是少年时就已经成为美国棋界的显要人物。1996 年，他22 岁那年，他打进国际棋联世界冠军挑战资格赛决赛，与卡尔波夫遭遇(上文提及，1993 年我和肖特退出棋联，由此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世界冠军争夺赛，一是起源于斯坦尼茨-楚克尔托特的“传统”冠军赛，另一个是国际棋联组织的“官方”冠军赛，当时国际棋联的世界冠军是卡尔波夫)。

如果卡姆斯基与卡尔波夫一战时惨败的是卡尔波夫，不知道卡姆斯基能达到多高的境界。但加塔，或是他暴躁易怒的父亲在他惨败以后立该决定，如果他当不了棋界一号人物，那么应该去作点什么别的事情。他很快离开了职业棋坛，最后进入了法律界。

处于事业顶峰时的卡尔波夫比赛时总能保持冷静和绝对的客观，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冷静的实用主义风格使其每走一步都十分客观，好象所有局面都是第一次见到似的。他从不浪费精力在一记错着、一局输棋或不好的结果上面。对于卡尔波夫来说，他所遇到的每个情况都是具体的。这在心理学上叫“不去锯那些已经锯碎的木屑”。

我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无法做到这种合理的逻辑性。每局棋输掉以后，我都要付出沉重的心理代价。每次失败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帮我复原，要让我一次把所有的愤怒和懊悔发泄掉。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承受打击的方式，从失败中得到经验，再精神焕发地回到岗位上。单纯的试图忘掉失败只是重复以往错误的一种方法。

棋王挑战者及他们的致命缺陷

除了有关“谁是最伟大的棋手”这个永久的争论话题外，有关“最终未成为世界冠军的最伟大的棋手”的讨论也很有市场。国际象棋发展史上有几位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已经到达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山的顶峰，却无力征服它。他们不仅受到时人的崇敬，还创造了许多不朽的对局。

为什么这些大师最终未能征服顶峰？单是耸耸肩，然后说这是任性的命运之神的安排是不够的。每个事件都是与众不同的，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下棋时的心理活动，尽管我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失败原因何在。

俄罗斯棋手米哈依尔.齐戈林是一位风格激烈的棋手。齐戈林风格的拥护者都认为他本可以夺得世界冠军的。十九世纪末他两次与维廉.斯坦尼茨在棋王赛上遭遇，两次均败北。齐戈林一生都在对抗斯坦尼茨创立的，塔拉什捍卫的国际象棋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他并非总能够控制自己狂放的创作想象力，不能总是将其纳入实用的轨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用胜利来展示他的理论是先进的，但由于他的理论缺乏有效的实用性，最终妨碍他登上棋艺巅峰。

齐戈林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因为盲目地信仰某个方法而牺牲了结果，不管这个方法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许多人说自己失败是由于不够勤奋。他们总是暗示自己，如果坚持在那个方向上再走远一点，形势就会一片大好。但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内心观察”，客观评价自己的成果，把有关自尊的考虑放到后面。如果齐戈林在危急时刻能掌控自己的想象力，那么俄罗斯在阿廖辛封王的几十年以前就拥有了世界冠军。

波兰棋手阿奇巴.鲁宾斯坦也有理由埋怨命运不公。他的许多对局哪怕是现在看来也是完美无缺的!但他的棋风缺少实践性，他的比赛素养也不高。鲁宾斯坦从不把联赛看得比平常比赛更重要。因此有时会完全对局势不管不顾，投入没必要的冒险之中。但他的最大失败甚至不是在下棋方面，而是经济情况。20 世纪初，棋联规定向世界冠军挑战必须找到肯为比赛捐资的赞助人。

尽管鲁宾斯坦在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但他却最终无法筹齐用于向拉斯克挑战的资金。不久之后年轻而又果敢的卡帕布兰卡超过了他，成为棋王的头号挑战者。

单纯的技术优势只有在理想世界里才有意义，现实世界里必须还要有筹集资金及应付竞争的能力。选举时通常是准备最充分的竞选者能获胜，广告最成功的计算机软件销路最好。理想世界是客观公正的，这里没有竞争存在的空间。当你认为胜利按道理应该是属于你时，你已经开始准备将胜利拱手让给更顽强争夺的对手了。

鲁宾斯坦并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位没能夺冠的顶级高手。爱沙尼亚特级大师保尔.凯列斯是30 年代后半期棋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遭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政治生活。由于二次大战爆发，他错失争夺世界冠军的大好机会，而战后爱沙尼亚又丧失独立，苏联当权派把夺冠希望放在了“坚实可靠”的鲍特尼克身上，他依然没有机会。

60 年代初凯列斯本来有机会冲击棋王宝座，但总是有一些琐事妨碍他。我不想就他的棋风是否有缺陷再作陈述，但我仍然怀疑，在白热化的世界冠军争夺赛上他是否能抵挡鲍特维尼克的进攻。

大卫.布龙斯坦1950 年夺得世界冠军挑战者资格，有机会与鲍特维尼克一较高下。1951年比赛他们的对局比分为12:12，按国际棋联规则鲍特维尼克保住了冠军头衔。后来布龙斯坦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如果他当时没有输掉第23 局的和棋局面，那么所有的棋手都会象神一样崇敬他。

年轻的布龙斯坦能够与鲍特维尼克本人争夺棋王，这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绩。他把自己的目标严格定在这个高度上，因而无法爬得更高，无法赢下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比赛。我们可以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不能因此而丧失更大的目标。全程领先却终点落后的马拉松运动员是不配得到最高奖励的。

人物介绍

两位杰出的亚军

世界冠军的挑战者

米哈依尔.齐戈林(1850.11.12-1908.01.25)俄罗斯国籍

十九世纪末世界最优秀的棋手之一，被尊为国际象棋俄罗斯流派的奠基人。齐戈林不仅在联赛上战绩骄人，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象棋普及人。他在自己的家乡彼得堡建立了国际象棋俱乐部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国际象棋文章及评论。

齐戈林多次战胜斯坦尼茨，两次冲击他的棋王头衔，但两次均告负(1889 和1892 年)。他批评斯坦尼茨“理论教条”，断言：国际象棋是多面性的，是无法用清晰的规则去描述的。齐戈林擅长激烈复杂的战斗及漂亮的弃子攻杀，在这方面他没有敌手。但斯坦尼茨战胜齐戈林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斯坦尼茨的理论更为合理，更能针对大多数类型的局面，因此斯坦尼茨两次均战胜齐戈林，这当然也与他的视野更为广阔有关。当局面熟悉并且有先手之利，可以发动进攻时，齐戈林是无敌的，但当局面陌生而需要小心翼翼地去寻幽探秘时，他就会屡屡犯错，最终输棋。

阿奇巴.鲁宾斯坦(1882.10.12-1961.03.15)波兰/比利时国籍

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之一。他生于波兰，当时波兰还是俄罗斯的属国。战前的联赛中他战绩骄人，特别是他当时战胜了拉斯克和卡帕布兰卡。鲁宾斯坦的棋风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他的许多对局直到现在还是国际象棋艺术的宝藏。

他极度得沉默寡言、谦逊，有些自闭，而主要的缺点在于不会处理实际事物。他获得棋王挑战资格后，竟然无法筹集足够的与拉斯克比赛的资金(1948 年以前，在国际棋联负责开始筹备冠军赛以前，组织比赛是挑战者的事情)。他棋坛的黄金岁月被一战所破坏。当鲁宾斯坦重回联赛时，他已经是往昔不再，已经无法真正和卡帕布兰卡和阿廖辛对抗。后来由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得不离开棋坛。

保尔.凯列斯(1916.01.07—1975.06.05)爱沙尼亚/苏联国籍

“亚军凯列斯”这个悲剧式的头衔属于爱沙尼亚现代差不多最伟大的棋手。不管怎么说，凯列斯是唯一头像印在国家钱票上的棋手，钞票面值5 克朗。有次他在著名的АВРО 联赛(1938年)上名副其实地获得了第一名，当时所有的棋界高手都参加了比赛。但他没来得及与阿廖辛比赛，他的黄金年代被二战所打断。后来他多次由于微小差距而无法与鲍特维尼克比赛：他四次(!)获得挑战资格联赛的第二名。

二战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一样，成了超级大国赌博的筹码：先是苏联占领，后是德国纳粹占领，德国人被赶走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44-1946 年，当鲍特维尼克争夺与阿廖辛决战的资格时，凯列斯被以“与纳粹合作”的罪名打击(整个战争期间他在德国联赛上下棋以挣钱糊口)。1948 年阿廖辛死后，凯列斯被允许参加棋王挑战资格联赛，但联赛上他接连四次失败，使得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向苏联当局付出不妨碍鲍特维尼克争夺世界冠军的代价，来换取他重回国际象棋舞台的许可”。

大卫.布龙斯坦(1924.02.19—006.12.05) 苏联国籍

与鲁宾斯坦、凯列斯一样，布龙斯坦也没有夺得世界冠军称号，但与他们不同，他是最接近于这个称号的。1951 年与鲍特维尼克的比赛中，直到最后两局以前，他一直比分领先，但在关键局他只因为一着不慎，没有下成和棋或赢棋，而痛失该局。鲍特维尼克拼尽全力将比分保持在12：12，最终保住了棋王头衔。

布龙斯坦个性鲜明，富有创造力。比赛中他本可以获胜，但他还是缺少一点忍耐力，在性格中稍有欠缺，而这一点正是他的对手的长项。比赛对布龙斯坦打击很大—从一个一直领先的比分到最后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社会地位的不同和公众的舆论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世界冠军，苏联棋坛的教父，而另一个人的父亲则是“人民公敌”，在斯大林集中营里倍受折磨而身体衰弱...布龙斯坦后来显示了他超高水平的棋艺，但他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参加棋王争夺赛。

维克托.柯尔奇诺依(1931.03.23 出生)，苏联/瑞士国籍

棋坛常青树。他年轻时就是任何特级大师都觉得不好对付的棋手，对世界冠军也是如此。柯尔奇诺依经历了彼得格勒围困时期，是四届苏联锦标赛冠军，后来与苏联当局冲突，跑到了国外(1976 年)，后来好象重生一般，打破了他所有的记录，打破了职业生涯的时长记录。他是唯一真正参加过三次棋王争夺赛的挑战者。而且三次都是与卡尔波夫比赛：1974、1978和1981 年(第一次是挑战资格联赛的决赛，但由于菲舍尔拒绝卫冕，所以当时实际上决出的是世界冠军)。而且1978 年在碧瑶他差一点成为冠军，尽管比对手年长20 岁!这场比赛充满了政治阴谋还有各种与下棋无关的争吵。苏联方面为了不让这个“可耻的背叛者”夺冠，无所不用其极，而柯尔奇诺依则最后被暗算。

多年来争夺世界冠军的高水平比赛使柯尔奇诺依大概成为最伟大的未称王棋手。他的命运是不幸的：当他棋艺达到巅峰时，国际象棋天穹上却正闪耀着阿那托利.卡尔波夫这颗明星。

“齐戈林是实战天才，他每有机会就向现代国际象棋理论提出挑战”(斯坦尼茨)

“我每年有六十天时间参加联赛，五天时间休息，剩余的300 天用来提高自己的棋艺”(鲁宾斯坦)

“我的风格就是把自己和对手拖到一个未知的战场上。国际象棋并不是检验知识的战争，而是比拼神经的战场”(布龙斯坦)

“我不是学习，而是创造”(柯尔奇诺依)

第十五章 男人、女人、电脑

观点相同、利益一致使人们关系密切，而差异则使大家相互吸引。（陶德.鲁特曼）

下棋时有30－40%部分是心理因素制约，这一点是与电脑下棋时没有的。我无法搅乱电脑的思想。（朱迪.波尔加）

中庸之道还是互补原理

正如大多数老生常淡一样，“相反的东西最终会相遇”的说法在偶然的情况下看似合理，因此被人提出，后来则又一直躺在故纸堆里而无人问津。一个东西之所以会让我们兴趣盎然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口味，我们喜欢它。除极少例外以外，我们大家都喜欢自己，否则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如果我们喜欢自己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喜欢他人的那些品质。内向的男人在与善于交际的女人交往时会获益匪浅，而我们则倾向于选择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伴侣交往。可能物以类聚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男女交往方面。朋友和同事一般都会找观点相近的人，而领导身边的人则大多是支持他想法的人。很少会有领导招收与他思想不一、意见相左的人作下属。

这样的人是不寻常的，因为谁也不喜欢有人反对自己，指出自己的失误。要出于自愿地把和自己唱反调的人召集到身边，需要很强的意志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随时都有可能威信下降，甚至出现管理混乱的状态。但利用反对意见会使我们更强大，眼界更开阔。害怕面对批评，就象小孩害怕“不听话”的指责一样，对我们的发展和成功是致命的。

拉尔夫.爱默生写道：“我不能犯下任何错误，哪怕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乐于听取公正的批评意见”。垄断财团逐年扩大会成为庞然大物，由于缺乏竞争效率会越来越低。我们如果拒绝批评和新考验，也会象垄断财团一样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自以为是。

当某个人赞同我们的意见，这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这本身不是件坏事。另外每天只是承受殴打和侮辱对我们来说也无法忍受。因此要获得成功发展必须要找到“鞭子和甜饼”之间的中庸之道。尽管我们能从失败中学到更多东西，但并不是说经常失败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封建体制和等级体制在大多数国家已趋于消亡，但仍以奇怪的形式在国际象棋世界中存在。国家和国际的各种国际象棋团体中有各种积分等级和级别，使棋手可以和同级的对手争夺奖杯和各种头衔。高级别的棋手不允许参加低级别的比赛，大龄青少年也不允许参加年龄低于12 岁的孩子的锦标赛。当然反过来则没有任何限制。喜欢出名的新手可以在公开的联赛中对阵有经验的大师，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当我12 岁那年赢得了18 岁以下青少年参加的锦标赛冠军时，没有人抱怨说这不公平。

如果艰难的考验能帮助我们进步，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参加联赛呢，而且还有特别丰厚的奖金？如果我们在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在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那么难道说输给九个高手所获得的经验不比同级别比赛中六赢三负要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个问题对那些从未参加过联赛，而只是与国际象棋软件对弈的棋手来说，也十分重要。最高级别的电脑软件可以无情地摧毁任何没有经验的棋手。而奇怪的是，新象棋软件的开发人努力寻找方法使电脑棋力变弱，而不是将电脑的棋力增强。棋手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棋力下棋，以便有机会赢棋。这种机会应该有多大呢？

在两种极端之间选择一条中庸之道是每个人的私事。开始时你可以选择一些输棋不太多的级别参加，这样对你的自尊心也是一种安慰。如果我们参加联赛时每次都是都输，那么当我们还来不及掌握更高的技能以获得差强人意的结果以前，我们的斗志就被这些输棋消磨掉了。如果我们没有超乎常人的自尊心或说还没有完全丧失掉这种自尊心，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将会把我们推入迷惘和抑郁的深渊，来不及等到命运改变。

不管我们如何喜欢取胜，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为了进步而必不可少的。战斗的技巧在于如何在主要战斗中避免灾难性的失败。这一点对于现实生活也十分重要。当我们得到强大后盾后，我们不会再怀疑决定是否错误。不光只有独裁者和法老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政客和公司领导通常也倾向于吸收志同道合的人作下属。他们从忠诚的追随者那里吸取能量，认为批评者的意见是不客观的。当事情不顺利时，往往会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我们很容易犯下不再关注成绩，而只关注对错与否的错误，哪怕这种意见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更好”和“换一种方式”的区别

当我们学会接受批评，学会承认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正确意见后，我们就学会了新的工作方法。我已经强调过，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与他们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个人经验和喜好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只是死守自己的方法，忽视其它也同样有效的方法，那么就会限制我们创作的潜力。其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补充我们的方法，而不一定要替换它。

2005 年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个商业战略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我发言前一天，一位著名的作者和商务咨询人汤姆.彼得发过言，他是此类活动的常客。他用两张PowerPoint的表格向大家讲述了一个笑话，说明男人和女人在买裤子方面的差异。第一张插图上画出了男人选择的地点和路线的情况。用几个线条说明，他是如何走进商店，走向卖裤子的销售区，走向收款台，又是如何走出商店的。

第二张图说明在同一家商店的“女人购物路线”。这个图有点象复杂的蜘蛛网，因为她顺路去了所有商品区，购买了十多件物品。我不知道这种对购买行为差异的解释是否正确，但我十分好奇，为什么只有男人的一种方法，是毫无疑问要优于另一种方法的。

仔细考虑了彼得的笑话以后，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上述两位顾客在从商店出去以后去干什么了？第二天在向同一群观众发言时，我猜测说，男人在购物后可能直接去了酒吧，在那和朋友们把剩下的钱赌马了，而女人则至少把钱花在需要的东西上了。这个故事除了开玩笑以外，还包含着一些严肃的问题。是否“男人的购物方法”是理所当然要好一些呢？这个问题根据选择标准不同有不同的答案。女人一次购买了许多东西，以后不用再去商店，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或者也可能她并不急于购物，而是在商店里查看价格，以便能买到价格更低的裤子。

彼得的故事是不是说明女人看待事物比男人要目光更远大一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迎合当时在会场上的商务女性。可能女人不会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目标，而是将其与其它日常事务综合考虑。20 世纪时有四个国家在危急转折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女人作为领袖:英国的玛格莉特.撒切尔，以色列的果尔.梅厄，印度是英迪拉.甘地，菲律宾是科拉松.阿基诺。这些女人带领国家走过了变革和暴风雨般的动荡时期，展现了她们的创造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力。彼得提到的男性具有极度线性的思维方式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其它行为方式要优越。

时至二十一世纪，有关“妇女思维方式”的说法已经过时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担当国家领导人。急需变革的德国前不久选举出了首位女总理－以实用主义思想和率直而闻名的安格拉.默克尔。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玛格利特.撒切尔曾经被称为“英国内阁中唯一的男人”！

均衡性棋风的优势

经常有人说某位大师是均衡性风格。当然这不是说这位棋手在下棋的各个方面都绝对地均衡，都能驾轻就熟。实际上这种棋风指的是能根据所处局面采用相应的下棋方法。简单地说，指的就是他知道何时攻，何时守。

如果我们的棋风是均衡型的，那么对手就很难利用我们的喜好来设置心理陷阱。进攻型棋手会选择他喜欢的激烈局面，而放弃更有利的着法。这种偏好就可能会被对手利用。棋手如果觉得某个局面比较顺手，就会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

当然我总是喜欢比较激烈、复杂的局面，伴随我多年的教练亚历山大.尼基金就曾努力遏制我只要有可能就把局面复杂化的想法。当我还是个少年时，他就对我说：“加利，你应该学会把乏味的局面下得精彩。如果你能把这种棋下得游刃有余，那么你的对手就会希望把棋下得复杂一些，这就正中你下怀！”我听从了这个建议，已经不再强制将局面向自己喜欢的方向扭转，而是给对手设一个心理圈套，同时强化自己的薄弱环节。

仅有一两个绝招就挤入世界精英行列的棋手数量惊人，还包括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物。仅仅在某个或某两个对局阶段有高超的水平可能会取得很高的成绩，但要获得更高的成就则力不能及。

比如，澳大利亚棋手鲁道夫.斯皮尔曼的风格让人一下子就想起国际象棋的浪漫主义时代。他秉承国际象棋浪漫主义时代精神，下棋时使用义无反顾的弃子和精彩纷呈的组合，因此被称为“国王游戏的最后一位骑士”。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代举行的联赛上光华夺目，全盛时期利用他非凡进攻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棋手。但，这只限于他全盛的时代！有次斯皮尔曼深思之后抱怨说，他进攻组合完全不输于世界冠军阿廖辛本人，但遗憾的是，他无法象阿廖辛一样，将对局引向可以使用这些组合的局面。这就是问题所在！即便拥有十分高超的终极打击能力，但如果无从着力的话，一样于事无补。

对局时灵活性和均衡性也占着首要地位，即便拿现在十分教条的国际象棋理论来说，也还有不少余地使棋手可以形成众多的个人风格。例如，特级大师阿利克谢.希洛夫和“匈牙利奇才”朱迪.波尔加都直接进攻的风格而跻身世界前十位高手之列，他们在棋盘上的喜好都相当明显。但他们因为在对局其它方面没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因而不能攀至棋艺顶峰。

朱迪.波尔加尤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攻风格而著称于世。如果单只看她的对局，那么“象女人一样下棋”只有一种意义：无法遏止的进攻。朱迪是国际象棋世界排名前100 位中唯一的女性！如果始终如一地争夺先手无法适应没有先手的对局，那么这种进攻可以很轻易被躲过。波尔加进攻时很少犯错，但分析她输掉的对局时可以发现，为了躲避防守局面，她可以采用各种手段，甚至那些有疑问的着法。当喜好战胜了客观性时，成功也就终结了。

当然，波尔加的对局和风格是值得仔细研究的，因为她不仅是国际象棋界里世界级别的精英，而且还是唯一一位进入世界前十名的棋手。如果说她的成绩现在都让我们惊叹不已，那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她十岁首次出现在国际棋坛上时，世界是如何的轰动。1991 年，年仅十五岁零五个月，她成为国际象棋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子”特级大师，打破了菲舍尔保持三十多年的纪录。

从那以后，打破这个纪录成为年轻棋手更加诱人的目标，并被多次打破。现在纪录保持者是乌克兰的谢尔盖.卡里亚金。2002 年当他年满十二岁零七个月时获得特级大师称号。棋坛老将沃尔特.布朗曾六次夺得美国国内冠军，1970 年在国际棋联大会上被授予特级大师称号。他最喜欢提起的是：“当时只有两个年轻人获得了这个称号，当时棋联对是否给第二个人授予该称号犹豫不决。第二个人就是卡尔波夫！”而现在每年有几十位棋手成为特级大师，但极少数能进入前一百名...

伟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朱迪.波尔加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精英只是国际象棋史上的传奇之一。她的两个姐姐苏珊和索菲亚棋艺也很高。大姐苏珊不仅是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而且还是首位经常参加高级别“男子”联赛并获得“男子”国际象棋大师称号的女棋手。二姐索菲亚多年来也在“男子”联赛中成绩斐然。14 岁那年她在罗马举行的联赛上震惊了棋界，一共拿下9 分中的8.5分，击败了许多著名的特级大师。

波尔加姐妹的父亲拉斯洛.波尔加想向世人证实：天才可以培养，于是在家里为三个女儿实施了教育实验。实验内容选定的是国际象棋，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有关伟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波尔加三姐妹遗传的应该是相同的基因，因此我想她们的成功并不能完全证明上述问题，但教育在天才培养中的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国际象棋史上有些女性也展现了超强能力，但大多被认为天生怪胎之类。格鲁吉亚素有女性下棋的传统，因此苏联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优秀女棋手。两位女世界冠军诺娜.加普林达什维利和玛雅.齐布尔达尼泽上个世纪70－80 年代开始进军男子国际象棋世界联赛，尽管她们当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保持女子比赛的统治地位上。

波尔加姐妹彻底改变了这个格局。当苏珊还是小姑娘时就踏上了男子国际联赛的荆棘之途。三姐妹两次参加国际象棋女子奥运会，均获胜绩。除此类官方组织的比赛外，三姐妹尽量不参加纯女性比赛，只与厉害的对手较量。苏珊现在定居纽约，1986 年在匈牙利“男子”冠军赛上获得第二名，朱迪则于1991 年获得该比赛冠军后宣布，她以后只参加“男子”国际象棋奥林匹克队。匈牙利棋协又能如何拒绝？由于波尔加三姐妹的成就，使得所谓的“男子”联赛和“女子特级大师”的说法已经成了陈旧词汇，尽管现在还在使用。朱迪有次说，她和两位姐姐还造就了一个转变：男子无法再使用赛场上的女厕所。

波尔加姐妹的迅速崛起粉碎了国际象棋残存的神秘感。女性由于自身的天性及教育使然，很少有人喜欢参加任何级别的国际象棋重大比赛。而波尔加姐妹则以自身成就证实，女性的能力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限制（许多想反驳这个说法的人被十二岁的朱迪，一个头上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所击败）。或者说最后的神秘感是2005 年，当朱迪生完孩子一年后重返棋坛的时候被粉碎的。她复出后立刻参加了在荷兰维克安泽举行的传统国际象棋超级联赛，并取得了辉煌成绩，提升了她的国际象棋排名。2005 年29 岁的朱迪.波尔加在国际象棋排名榜上占第8 位，比乌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仅差4 个点。但是由于她的棋风缺乏均衡性，所以她很难获得更高突破，很难问鼎国际棋王宝座。

如果波尔加一个人的成就能解决多年来在国际象棋界有关性别问题的争论，哪怕所获得的是最卓越的成就，那么这种想法无疑是幼稚的。男性和女性从很小时就开始使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不考虑两性之间的许多差异，则无法相信，男女在人类行为各个领域的不均衡仅仅是由于教育和传统原因造成的，包括在国际象棋方面。

我要承认，当有人问我高水平棋手中女性为什么这么少时，我的回答并不是每次都很得体。当然某些提问我本可以回答得更准确些，但总体上来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一致的。不管是从生理、心理还是教育方面来分析，真正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女性真正具有不屈不挠、意志坚强的性格和战斗精神，而这些是成为高级别棋手必不可少的素质。实际上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会对国际象棋感兴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女性毫无疑问能够找到更实际的利用自身精力的方法！

信息量是否太大？

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决策过程？显然，任何决策都需要我们掌握某些信息。但首先应该区分信息及信息处理的过程。有时我们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有时即使有大量准确的信息，依然由于信息处理过程不佳而导致产生错误结论。

谈到收集信息，我们有时会说，信息量大并不是件好事。如果你的信息网络张得太大，不仅可能降低信息质量，还会丧失宝贵时间。当其它条件差不多时，决策越早，就越有利。

国际象棋中“张开很宽的网”指的是你对局时计算着法过多。对每个可能的变着都详加考虑，这对于下棋来说是一种过分的奢侈。通常每个局面下都有相当多的着法，尽管其中合理的着法不过两三种。

对于信息收集而言，设定搜索范围十分重要。我们依据经验和预先考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视野缩小。只有当所有方案都行不通时，我们才会返回头来去寻找新途径。一个公司选择供货商时，总是先将几个有前景的候选者进行对比。仔细分析和评估之后可能会从中选择一个或扩大候选公司名单，寻找更多的备选方案。

返回最初局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抉择，而且还会造成时间浪费。当我们作出这个抉择时，我们被迫承认，我们先前的假设有某些缺陷，没有成功的保证，而我们以后的尝试要优于先前的假设。这使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而且都是相当有问题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们已经研究得最熟悉的道路；第二个选择是我们匆忙选择，一无所知之路，因为此前我们研究过的方案都行不通。

第一个选择使我想起一个古老的笑话，说一个人在灯火明亮的地方寻找自己的钱包，而不是在丢失的地方寻找它。选择已知的痛苦而不是选择未知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宁愿承受这眼前的一切痛苦，也不愿逃向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 ），而且有时这种选择还是唯一的。如果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评估其它方案，那么我们宁可在已知的领域内犯错误，也不愿盲目迈向无底深渊，不愿去冒风险。

第二种方法是另一种错误：我们拒绝熟知的评估方案，在最后时刻转身投向未知的领域。确实，如果说已经仔细研究过的方案会导致灭顶之灾，那么如果尝试一下未知的东西，也不会有太多的损失。这个方法的乐观一面有时会诱使我们作出一些冒险的决策，即使是其它已经研究的方案不一定会失败的话。人性所固有的乐观性有时会迫使我们忘记此类行为大多会导致灾难，而使我们想起一些罕见的、诱人的特例。

遗憾的是，我也不能免俗，曾有过此类的遭遇。我一下子就能想起好几件事－我的思路在最终时刻突然转向，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不过下棋时分析其它着法可以提高对局面的理解程度，提高找到新着法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新找到的着法是否比原来已经仔细分析的着法更加有力。

因此从小范围内对两个方案进行分析，同时分析时间还要充足，上述两点都十分重要。如果你过于专注对其中一个方案进行研究，那你会失去分析其它方案的时间，就会在上述两种误区里面挣扎不出。当需要马上作决定时，通常已经太晚了。

你选择一条道路后，是否不管前途如何而一直坚持到底？你下棋时是否会计算许多变着后再从中选择一个？当设想不正确时，你是否会拒绝重新考虑各种方案，哪怕考虑的时间还很充足？必须要在拖拖拉拉的选择和盲目轻率的选择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也不需要你完完全全地、极端化地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哪怕这种改变是可能的。如果你是个天生保守的人，那么你作决策时大多数情况下会比较缓慢。相反如果你是个容易冲动的人，那么你作决策时则经常会比较迅速。主要问题在于，作决策时你如何控制自己的喜好。如果你是个小心谨慎的人，那么在行动以前应分心去多考虑几种新方案。如果你是个作事冲动的人，那么在考虑问题之初就应该压缩考虑方案的数量。要记住一点，上述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多花一些时间作工作，至少在你还没习惯于新的、更完善的决策方式以前是这样的。

备选着法

下棋时培养训练思维方式的重要方法是备选着法方法。正如以上所述，下棋时变着树随着计算级别的增加会迅速增长。连续几步着法会产生成千上万种可能的局面，而每个局面都是思维链的结果，都需要进行具体的评估。

偶尔会由于所谓的命令式着法使得你没有选择余地，而使计算得以简化，而这大多数会导致局面崩溃。例如当一个棋手将对方的军时，会使对方回应的着法数量大大减少，因为他必须先将国王保护起来。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几种可能的回应着法。可以吃掉将军的棋子来消将，可以用自己的棋子来垫将，或者挪开王来避将。

因为变着树“生长”很快，所以在开始计算之初就应该限制每步的备选着法数量。应该大胆地砍掉一些变着树的枝杈，否则计算只能十分肤浅，不会有好结果。通常我们会寻找计算量和计算深度的结合点。分析两步着法，每步着法五个变着与分析五步着法，每步着法两个变例相比效果差不多，但具体选择哪种方式要根据下棋时具体问题或局面特点而定。

在没有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战略性思考，多计算一些可以促进局面发展的变着。但如果时间因素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不能有丝毫失误时，我们就必须减少备选着法的数量，以便更加仔细地计算。在对抗激烈的局面下，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灭顶之灾。在着手选择行动方案以前，应先搞清面临何种局面。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供分析？局面有多危险？是否只有唯一的选择还是有第二种选？有时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分析，我们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去认真分析的话，直觉会告诉我们答案何在。

离开舒适区

决策时需要我们去协调各种对立因素。我们通常会与这些对立因素打交道，如计算及估算、忍耐与冲动、直觉与分析、个人风格与客观实际等。在更高的阶段上我们则会遇到日常管理和战略远见、战略与战术、长期规划与快速反应之间的矛盾。工作中我们不能将上述因素对立起来，而是需要将其均衡协调，以达成即定目标。

只有随时准备离开舒适区，才能将上述因素成功协调。我们之所以无法将上述因素均衡以及具有一些坏习惯是由于我们总是过分依靠单一的看待问题的方法或以前习惯使用的唯一的方法。我们习惯于墨守陈规，而不去寻找更好的方法。尽管未知事物令人担心，令人恐惧，但我们还是应该去尝试新事物，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如果你想知道习惯的作用有多大，那么可以试着用左手去刷牙或从右向左写字。而思维模式则植根更深，其影响更为深远。

多样性并不总是可以迅速带来明显的利益，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工作领域涉及某些专业。但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内获得了某些经验，这些经验会以一种无法解释而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总体能力。

我很幸运，与阿那托利.卡尔波夫的对抗使我不得不成为更能看清局面性、更具有战略风格的棋手。我不得不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是抓住一根稻草浮在水面上还是彻底沉到水里去。或者不断完善棋风和对局面的理解，或者输棋。大多数人其实对所处境地并没有这样清楚的了解。我们可能一生都不需改变行为习惯，也不会遇到可怕的意外。但逃避问题和考验并非是可以为此骄傲的成就。

我上五年级时，美术对我来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的谜团。美术对我来说简直是玄而又玄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也不会画画。我当时没有象对付其它课程一样努力学习绘画，而是耍了个小滑头：我让妈妈帮我做美术家庭作业。妈妈很“漂亮”地完成了这个家庭作业，她画的那张“鸟鸣树”的画十分漂亮，居然引起了我老师的关注。而这张画要让我来画的话，就象画“蒙娜丽莎”一样不可能。老师给我的作业打分后，关心地问我想不想参加少年画家比赛，不过比赛时小画家们要在评审团面前作画，而不是在家里画好。如果你觉得这事到此就结束的话，那么看来你不了解我少年时竞争心有多强。

我后来用几个星期时间专门学习如何画“鸟鸣树”这张画，要画得和妈妈一模一样。我经常一学就是几个小时，一笔一笔地练习，专心致志，就象在背诵复杂的化学公式。这些单纯的模仿无法替代艺术创作，但不管怎么说，我最后练习的效果还不错。竞赛时我紧张地心怦怦跳，但画出的鸟与妈妈画的一模一样，不差分毫。我现在都相信，这个鸟是我当时唯一能画的东西。

当然我现在明白了，如果我当时能独立完成美术家庭作业，那么确实可以学会这门艺术。很早就有心理学家提到人的大脑有左右半球的功能划分，甚至还提到了所谓的“左半球”人和“右半球”人。我们不需要就心理学的说法展开讨论，不过我们都知道，鼓励个人创造性的发展和自由思考有利于克服墨守成规的习惯。

伟大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从不对自身发展领域设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罗伯特.奥本海默主持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时，他把费曼称为“最有才华的年青物理学家”。同时费曼也是一个喜欢破坏安宁的人。他把周围的一切都看作是考验，看作是需要猜破的谜题。他特别喜欢打开洛斯－阿拉莫斯绝密办公室的门锁，只是为了搞清他是否做得到。他喜欢绘画和音乐，而且成果斐然，他喜欢在巴西狂欢节上打鼓伴奏...

不用怀疑，费曼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和轻松戏谑的机智有助于他的科学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他在一本科普书中强调，科学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东西，而不是一堆枯燥无味的公式。他十分擅长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善于将毫无头绪的难题用简单轻松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本领与其善于吸收人生各个领域的新思想有直接关系。

如果我说绘画技能可以让我成为更强的棋手，或者说听古典音乐让我成为更高明的管理人员，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费曼却正是这样想的，他说，打鼓帮助他成为更优秀的物理学家。当我们不断给自己提出新任务时，我们会不断地锻炼我们的认知和情感“肌肉”，变成各方面都很协调的人。如果我们能克服对公开演讲的恐惧，克服对发表诗作的恐惧，或者克服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恐惧，那么由此而获得的自信将扩展到生活其它领域。不要仅仅沉迷于那些“我作起来得心应手的事”，而对其它事物失去了好奇心。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掌握信息、了解规律和综合使用各种方法。利用狭窄的专业去限制这些能力，最终我们收获很少，但失去很多。

计算机时代

在所有相互依存的对立事物中，很少有象“人”与“计算机”一样，总是引人关注。我与超级计算机深蓝的六次对局（1996、1997 年）史无前例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97 年回敬赛官方网站的点击量居然接近于亚特兰大奥运会网站的点击量，而奥运会持续的时间是回敬赛的三倍。《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其社论里登载了大量有关比赛的文章，而各种杂志则杜撰出几十条花边新闻。是否可以把深蓝看作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我是否是人类的保卫者？我1996 年的费城之胜与1997 年的纽约之战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为什么IBM 拒绝组织第三次决战之赛？

作为一个普通人，比赛时我无法对各种干扰因素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我的那位机器对手却不用提心吊胆。但与我在1997 年最后一局棋的失利相比，IBM 决定撤销深蓝计划则是给科学界和国际象棋界以更沉重的打击。最近五十年以来，国际象棋成了人类智慧与机器思维对比研究的模型，成了直觉与计算力相互较力的角斗场。

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后，许多人觉得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划一个句号了。但只有当科学试验的结果可以重现的情况下才能认为试验结果是可靠的。但耗资几百万美元的深蓝项目没有进行必要的科学鉴定，没有确认试验是否“干净”，结果是否可靠就草草收场。要重现试验结果更是无从提起。这与宇航员飞到月球，没有拍照就回到地面的作法毫无二致。

1997 年回敬赛期间IBM 公司代表的可疑举动使深蓝项目草草收场更具悲剧性。比赛中IBM公司不仅给我提供了机器对手，而且还是整个比赛的组织者。考虑到幕后竞争冲突以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不考虑，组织者为了赢得比赛到底作出了何种举动。

在被批评患有“失败综合症”之前，我承认自己对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痛恨失败，特别是莫名其妙的失败。我们分析那六局棋时可以发现，深蓝大多数情况并不比现在的国际象棋软件强大。只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IBM 电脑选择了不象电脑风格的、很精细的着法，这些着法一直到现在都令人怀疑：“意志薄弱”的电脑如何突然想出这些着法？

由于没有第三方专家对深蓝软件工作条件进行监管，所以使得比赛组织方有机会对对局进行某些操控。就象前面提到的高级国际象棋软件（Advanced Chess），下棋时甚至不需要超级特级大师的帮助，关键时刻只要利用中等水平的棋手对软件计算结果进行修正即可。安然公司破产以前，主流媒体认为，这个能源巨人不可能牵涉财务造假丑闻，不可能利用免费广告去骗取几十亿美元，去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尽管输棋的痛苦犹在，但当看到这场比赛使千万大众着迷，我依然十分惊喜。我希望能继续这种开端，也希望以后的比赛能更透明、更科学。

如果你不能战胜对手，那就与他联合

尽管IBM 公司中断了那项伟大的试验，结束了深蓝计划，但我在国际象棋软件方面的探询热情却丝毫不减。正如在第五章中提到的那样，1998 年我作了一项新试验：这次不是与机器争斗，而是与机器联合。

特级大师们下棋时依靠经验加直觉，同时还要进行分析和计算。计算机依靠的则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巨大的开局、残局数据库。现在上述因素正逐渐趋于均衡化：强大的计算机已经可以和优秀的特级大师平分秋色。尽管电脑计算能力不断增强，但人们与电脑下棋时还是可以利用电脑的一些弱点，想出一些致胜招数。大家都承认，在人与电脑的竞争中电脑最终将胜出。但是，那种危险时刻，当地球上最高明的棋手，在其全盛时刻与最强大的计算机对局中时，一局也赢不了的时刻离我们还很远。

高级国际象棋软件是展示人机合作的优点和损失的绝佳实例。人的直觉与机器的计算能力相结合会使国际象棋走向何方？最终将导致何种产物－是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巨人，还是象弗兰肯斯坦所制造的那些笨重不堪的怪物？按高级国际象棋软件的规则，两个棋手在下棋时可以使用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1998 年我和韦塞林.托帕洛夫按照这个规则下了一个六局的对抗赛。尽管赛前我作了一些准备，但比赛对我触动依然很大。

我们在准备和分析时都可以使用计算机软件，因此我们都了解电脑的优点和弱点是什么。然而对局时使用电脑也是十分有趣和令人担忧的。首先，由于可以同时接触到几百万个对局记录，因此在开局阶段不需要很强的记忆力。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库，所以命运之神总是会倾向于首先采用新招术的人。

电脑程序对中局的帮助体现在可以利用其避免一些低级错误。因此可以将精力用于深层次的计划上，而不是将大量时间用于准确的计算上。不过由于我们两人都在使用国际象棋软件，所以胜负就取决于谁能更好的利用电脑来检查计划，谁的计划更有效。正如上次与深蓝对局一样，一着失误，将再无回头路。机器不会原谅你的失误，而且它自己不会失误。

很难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利用机器提供的资源。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体验，一次检验电脑评估结果可靠性的试验。电脑在瞬间就可以指出一条“最好的”着法，但如果计算深度有变化，则计算结果会是另外一种。当你与电脑并肩作战时，你应该象方程式赛车的车手了解赛车一样了解电脑是如何工作的。当电脑的建议看似符合国际象棋的基本原则，看似可以接受，而你自然而然的接受时，这样的作法往往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用到这样或那样的各种复杂的工具。我们对用品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比较简单的使用说明书。这种方法是相当低效的。我们是否经常会说“这大概能做得更好、更快一些”，而实际上还是一切照旧？

尽管“人加机器”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但我和托帕洛夫的对局却远未达完善地步，主要原因在于时间不足。因此对局即将结束时，棋钟上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于检查棋局。除这个不足之外，对抗赛相当有趣，后来又在里昂举行了一次比赛，当时还有其它棋手参加。与托帕洛夫的比赛结果显著：此前一个月我和这位保加利亚棋手下棋时是以4：0 的比分获胜，而利用高级国际象棋软件比赛的结果则是3：3。

这种下棋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电脑可以记录下棋手对局时考虑的各种方案。因此，对局后可以保存下两位棋手的“思考日记”，这对于观众很有吸引力，同时也是对局准备工作的重要素材。通常对局时禁止记录，但高级国际象棋软件可以记录下棋手从开局到结束全部的思路图。

2005 年高级国际象棋在互联网上得以真正应用。在Play-chess.com 之类的网站上举行了所谓的“公开”联赛。棋手可以孤军奋战，也可以组队与其它棋手和计算机对抗。许多特级大师被高额奖金吸引参加了比赛，比赛时都装备好几台电脑以备对局所用。

结果开始看似毫无悬念。“人机联合”强过功能最强的电脑。功能强大的Hydra 电脑，与深蓝一样，专为国际象棋而设计，却不能对抗使用笔记本电脑的高超棋手。将个人思维与机器的精确战术完美组合的人对于电脑来说几乎是无敌的。

但某次联赛的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这次比赛的获胜者是两位美国业余棋手，他们下棋时同时使用三台电脑。他们“教会”电脑软件对局面进行十分深入的分析，使他们可以对抗特级大师的丰富对局经验和对局面的准确理解。“弱棋手＋机器＋优秀的决策算法”使他们比高级电脑更为强大，而且更为有趣的是，他们比“强棋手＋机器＋劣质决策算法”的组合更为强大。

棋赛优胜者的成功之处在于获得了可利用的主要资源：他们对工具了如指掌，知道如何最好地去利用它。管理人员可能会说，他利用具有不同技能特点的同事建立一个高效的团队。军队指挥人员很清楚，一个组织良好的小队可以战胜人数众多，却如一盘散沙的敌人。

国际象棋电脑

人类刚刚发明用于计算的机器以后，就开始考虑能否将其用于下国际象棋。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许多伟大的人物本身就是棋手（尽管并非是优秀棋手）。另一个原因用哥德的话来说，国际象棋是“人类智慧的试金石”。几乎每位“智能机器”的开发者都迫不及待地想用国际象棋这一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游戏来测试机器的能力。

下棋是展现人类智慧的最高形式，持这种想法的不仅有发明家，普通人也有这种想法。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才诞生了第一台国际象棋对弈机“土耳其人”。1769 年匈牙利工程师沃尔夫冈.冯.坎普伦为取悦皇后玛利娅.特雷西娅设计了一台国际象棋机。这是一个纯粹的机械装置，外形是一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漂亮假人。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搞清，这台机器是如何下出一步步精彩绝伦的棋的。许多人怀疑这不是台机器，但即便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没能打破这个谜团。

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骗局－机器里面有一个人控制着“国际象棋高手土耳其人”。每次下棋前发明人坎普伦，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奥地利机械师约翰.梅尔策尔都会向人们展示了国际象棋机的内部结构。但是由于机器设计巧妙，利用了镜子反光原理，使大家觉得里面除了复杂的机械以外没有任何人。

国际象棋机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多地进行了巡演。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根据参观“土耳其人”印象，于1836 年创作了著名的短篇悬疑小说《梅尔策尔的国际象棋机》。

国际象棋软件编程的最大难题在于下棋时续着的数量呈几何级别增加。普通的中局局面下每步棋大约有40 多种走法。如果考虑到回应着法则有1600 多个局面。计算两步棋就会有250 万个局面，三步棋之后则会有41 亿个局面！由于一局棋平均大约有40 多个回合，那么计算量是惊人的。

有趣的是，第一个国际象棋程序是在真正的计算机出现以前写出的，程序作者是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阿兰.图灵被公认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二战时攻克德国“nigma”密码系统的小组领导人。他编写了一套可自动下棋的命令，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用于处理这个国际象棋算法的计算机，所以他只能在纸上进行测试。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另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美国人克劳德.香农提出了评估函数的概念，并提出开发国际象棋程序的几种方法。

1950 年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藏在偏僻的洛斯－阿拉莫斯，这大概不是国际象棋程序继续发展的一个合适地方。不过当身躯庞大的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运到研究中心之后，科学家们还是迫不及待地用国际象棋程序对其进行了测试。计算机在和自己下了一局，后来又输给一位国际象棋高手之后（尽管计算机多一个后），战胜了一位刚刚学会下棋的姑娘。这是人类首次在智力游戏中输给机器。

后来开发完善的程序使计算机可以忽略那些无意义的变着，开发了“阿尔法－贝塔”国际象棋算法，计算机可以直接砍掉那些软着，更深地计算局面。计算机在采用这种算法时，当后来评估着法的评分低于前面已评估的着法时，机器会用“强力手段”直接剔除低分着法。第一个利用阿尔法－贝塔算法的国际象棋程序安装在当时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上，获得了相当高的棋力，70 年代时已经能够战胜许多业余棋手。

1967 年举行了国际象棋程序大赛，参赛的一个是苏联理论与试验物理研究所开发的程序，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开发的程序。比赛利用电报方式进行，共奕四局棋，苏联方以3：1 比分获胜。1972 年控制问题研究所开发了国际象棋程序“aissa”，与《共青团真理报》的读者们举行了两局棋的对抗赛。虽然程序当时以0.5 : 1.5 的比分落败，但对于还未经“操练”的程序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战绩。两年以后“aissa”在首届国际象棋软件锦标赛（斯德哥尔摩，1974 年）上夺冠，展示了其完美的棋技。在后两届锦标赛上（1977 和 1980 年）它也表现不俗。但后来由于计算机工艺落后原因，再参加此类比赛已经毫无意义。

国际象棋软件的发展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的参与有关。Unix 操作系统的发明人肯.汤普森建造了一台名为Belle（美女）的国际象棋计算机，使用几百个微处理器进行运算。这台机器每秒钟可处理10 万个局面，而当时普通的电脑每秒只能处理5000 个局面。Belle 计算机可以计算九步棋，可以与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匹敌，比其它国际象棋软件明显技高一筹。80 年代初它赢得了所有的国际象棋软件比赛，直到被后来体积庞大的超级计算机克雷取而代之。

后来的个人电脑国际象棋程序如Sargon、 ChessMaster、 Fritz 等随着Interl 处理器计算速度不断增强而进一步完善，变得越来越强大。卡梅隆大学的国际象棋电脑也以专业国际象棋电脑身分重回国际象棋舞台。汉斯.贝利纳教授是电脑工艺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世界国际象棋通讯赛冠军。他的HiTech（高技术）电脑被他的学生默里.坎贝尔和许雄峰后来居上。默里.坎贝尔和许雄峰设计的“深思”电脑夺得了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后来二人也加入了IBM，他们的国际象棋计算机计划也更名为“深蓝”。

1996 和1997 年我和深蓝打过两次对抗赛。深蓝电脑由一个IBM SP/s 服务器和大量的国际象棋专业处理器组成。它每秒可处理两亿个局面。深蓝和其它国际象棋计算机一样，也预置庞大的开局局面数据库，开局局面都是从特级大师的实际对局中选取的。数据库存有几百万个局面，无疑超过任何单个人的记忆和开局了解能力。强大的国际象棋软件在开始独立计算以前，可以在十个以上的回合内模仿最佳的对弈着法。软件如果没有人为注入的开局知识作支持，棋力要弱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残局数据库。这些“残局表格”也是肯.汤普森的杰作之一。数据库针对6 个棋子或更少棋子残局，包括所有可能的局面（已经开发出七个棋子的残局）。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复杂的局面，要想赢下这些局面需要200 多步准确无误的计算！这种超难的复杂程序以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是人类根本无法达到的。

幸运的是上帝有先见之明，在开局和残局中间设置了中局，因此计算机给国际象棋“宣判死刑”的时刻尚未到来。

人物介绍

马克斯.尤伟（1901.05.20－1981.11.26）荷兰国籍战胜阿廖辛的人

第五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1935－1937 年）。尤伟是绝对的综合性人才：数学博士、机械师、天文学家、电脑专家，生前还作过国际棋联的主席。即便身兼数职，他对国际象棋古典对局依然颇有研究，是斯坦尼茨局面学说的狂热追随者，著作颇丰的国际象棋著作家、教学家和教学法专家。

给尤伟写传记的作家们都说，他擅长合理设定总体目标及优先目标，然后促使目标实现。他是第一个职业化备战世界冠军对抗赛的人，在体能、实战和理论方面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后来鲍特维尼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备战体系）。与阿廖辛的对抗赛中，他以科学家不懈的精神不断摸索，最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开局方法，使得伟大俄罗斯天才棋手也无法发力。合理的开局加上精准的计算、力争先手的感觉和坚韧稳定的心理，所有这些使得阿廖辛对尤伟一筹莫展。

50 年代尤伟迷上了控制论，对国际象棋软件编程理论先驱克劳德.香农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当时这位国际象棋前世界冠军已经不再参加联赛，而是开始投身科学事业。他先是在“雷明顿.兰德”公司作顾问，后来又作了数据自动化处理科学中心的主任和欧洲原子能机构国际象棋编程委员会的主席。他非常清楚，国际象棋是评估电子计算机水平的理想工具。当然，与鲍特维尼克不同，尤伟对机器对弈的潜力并不太乐观。

“尤伟是一个希望利用任何代价将自己变为战略家的战术家...他大概太过于相信规则是固定不变的”（阿廖辛）。

“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不管当时的阿廖辛处于何种状态，能赢他的只有最高级别的棋手。尤伟比他下得好，所以赢了他，就有资格当世界冠军”（斯梅斯洛夫）。

“国际象棋没有失去魅力，它依然是那样生机勃勃、引人入胜，是一个永远向前发展的游戏。国际象棋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再过几千年也不会褪色！”（尤伟）

第十六章 全局形势与大局观

形式丢掉了，意义也将无所依附。（保罗.瓦勒里）

要看清全盘局势

是上帝总是逃避夹杂不清的琐事，还是魔鬼在逃避，关于这些一直是众说纷纭。曾几何时，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踌躇满志，要在科学界一展宏图，宣称放弃社会上那些繁杂琐事，去探究“上帝的思想”。我们对事物认识得越深刻，潜在的认识领域也就越宽广。我们开始发现一些原来视而不见的蛛丝马迹，全局的联系也变得更清晰。认识领域的扩大是我们自我完善的一个方面。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眼睛只盯着棋盘一角，你是否可以统观全局？要想获得成功，或者哪怕仅仅是为了确定目标，你也要看清全局形势。

我们大家大概都曾为自己记录过“事件清单”。许多人经常使用这些清单，他们已经不敢想象，没有这些清单他们将如何应付。通常这些清单记录的是一些日常事物或容易被忘记的物品。我们每天都会向清单中添加一些新内容，同时从清单中删除一些已经作完的事情，这看起来有点象超市购物清单。比如说，业务员的清单包括必须要打的电话和一些需要签署的文件。一些高层领导则会编写需要按时表决事务的清单。

但最重要的事情却一般不会记录到这些清单内。谁也不会把诸如“策略评估”一类的事项写入清单。那些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前景工作和决议通常不会写入日常事务备忘录。我们既不需要提醒自己重要决议将会产生何种严重后果而为此把它写进备忘录，也不需要那些贴到商业计划书上提示我们要“研究可能结果”的便笺条。

我们一般先制定计划，然后执行计划，好象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一样。甚至在高级别的战略计划及远期成果评估中，通常也是在开始执行计划后才开始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也正因为这些脱节现象，所以很容易造成执行时偏离原订计划。

我们说到完整的战略观，指的是要善于从全局角度来着眼，要善于从广泛的层面来了解那些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事情。

相互联系

善于从全局着想并非仅限于对麻烦进行评估。现代社会中提高决策效率变得十分重要。我们几乎被海量信息所淹没，各种数据大量涌来，我们根本来不及对其进行处理。小网民们不假思索地就可以浏览几百个网页，眨眼就可以把网页切换到网络电视上。对这些半大孩子来说，“网上冲浪”之类的新词语很容易接受。而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就要象学习一门新语言一样去学，这需要相当顽强的耐力。

要成为好司机，只开着车沿公路飞驰是不够的。当您遇到十字路口时，要知道自己向哪个方向前进或收到前进指令。作为一个业务员，如果你每天能埋头于日常琐事，这固然不错，但有时你必须从琐事中抬起头来了解一下广阔的前景。你应当保持战略方向，同时还要及时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有时对细节过于投入，以致于忽视我们关注的事物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可以熟练地操作导航设备，却没有发现，你的轮船已经被撞了一个大洞。

我们周围的事物中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成功解决问题，既需要宽广的视角，又需要敏锐的视力。当事情进展并非如我们所愿时，我们总是过分急于解决个别问题而不去考虑这些努力是否可以解决重大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不错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可以调焦的镜头，取景时需要综合考虑景宽和景深因素。如果我们想统观事件发展的全局，那么仅仅坐在屋子里隔岸观火是不够的。我们既要身处前沿，又要去研究卫星照片。分析结论要想有机地结合材料、知识和远见，就必须有全局观念，同时还要能回答诸如“什么？”、“怎样？”和“为什么”这些具体的问题。

当今世界相互联系不断加深及全球化的说法已被大家接受，特别是在经济和商务方面。我们使用的电脑由十几个国家生产的配件组装而成，因为摩洛哥果树欠收而导致遥远的国度柑橘价格上涨。福特公司在墨西哥一家工厂出现问题而导致公司一条生产线下马，等等诸如此类。

合成与有机结合

当今社会所有行业的工艺水平不断迅速发展，从医学到银行业务，再到投资业务无一例外。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于许多原来看似不重要，丝毫不起眼的东西。经验证明，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很小的信息片段可以提示十分重大的问题。

商业界流传很广的是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衍生出来的比喻。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长牙说大象好象是一把长矛，另一个摸到大象的长鼻子就说大象好象一条大蛇，等等。寓言想说明，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个东西，需要获得全部信息。但这个寓言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利用DNA技术利用大象的几个细胞就可以给它验明正身。

由于信息量太大，所以许多信息被记录下来只不过因为需要记录，而不是因为信息有多重要。当然通过微观层面的分析也可以获得正确的结果，但它只能具有相对价值。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微观层面的分析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司大会和经理办公会议上。对个别问题的关注有时达到了极致，这对于创新思维，对于发现新事物来说是毁灭性的扼制。

当今世界对专业化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前大学生毕业后通常希望扩大眼界，而现在他们则只囿于其狭窄的专业之内。我们总是不遗余力想要达到专业顶峰，却忘了只有扩大专业范围才能更快到达顶峰。

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与伯特兰.罗素共事时，曾对其谆谆教导，指出不能有机结合各种专业知识及视野狭窄的专业化贻害无穷。1925年在哈佛大学讲课时，怀特海多次提到新兴起的教育方面专业学科划分的风险：“这种所谓职业化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中尤其如此。理性的指导作用被削弱，精英们已经丧失了对均衡的感觉。他们能看到某些片面的事实，或是其它一些片面的事实，而不能统观两者。将各专业有机结合反而成了那些意志薄弱或能力低微而不足以获取某些领域杰出成就的人专享的权利”。

怀特海的话可以看作是当今世界政客和公司领导行为的一纸判决书：当那些精英成为专业狭窄的人员后，有机结合利用各专业的重任则落到了那些业务不太熟练的人身上。怀特海的警告是在80多年前提出的，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一切仍没有改变。是否真有精英人物成为我们公认的领袖？领导并非是专业化的工作，而是一种撮合和有机结合的工作。而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成千上百各种各样的专家去制造和处理海量信息。

总是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后作出决定也会导致出现迷失方向的风险，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如何解释事实真相的问题。我们应该对信息来源小心对待，分析其可能的动因。同一件事在福克斯新闻中的播报有可能与在CNN中的播报完全不同。当我们掌握了大量信息后，总是希望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以期获得对事件的客观认识。我们可以利用功能强大的现代化装备来获取和分析信息，这些工具无法帮助我们作出重要决定。这些辅助的手段无法用于直接解决问题。而实际上这些工具可能反而会给我们统观全局造成一定的干扰。

全局思维与全球大战

当今世界许多有关全局思维的事件发人深省。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与政治决策的密切关系就显而易见了。2003年美军攻入伊拉克，但不久之后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出乎许多政客的意料之外，已经被全球人深切感受。美国人是否正确使用了掌握的信息？美国人是否真正了解，与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的国家打交道时，应该如何提出警告，如何作准备工作？直到美国在伊拉克军事行动收尾时，美国人才试图避免撞上国际社会愤怒的“冰山”。

在已经形成秩序的情况下，任何改变都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就如同扔到水里的石头会激起波纹一样。扔到池塘的石头越大，激起的波纹也就越大。当电视和互联网触手可及时，这个“池塘”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球，而美军侵入伊拉克这个举动就成了从高空落下的“重磅鹅卵石”。美国人对伊拉克邻国的愤怒反应稍作关注，却对主要居民为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的反应毫不关注。尽管印度尼西亚与波斯湾远隔千山万水，但这并没有妨碍印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爆发大规模的恐慌和暴力行动。

部分地解决问题而缺乏圆满的方法和全局观只能使事态更加恶化。那些与国际恐怖分子作战的人很清楚，伊斯兰恐怖分子从石油贸易中得到大量资助。当然不能说所有的石油贸易收入全部用于资助恐怖分子，但有一点无庸置疑－恐怖分子几乎所有的钞票都散发着石油的味道。西方国家的领导们大肆号召能源独立，却极少涉及上述联系，因为不想激怒能源公司和石油开采国家的重要“朋友”和合作伙伴。当然全世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放弃对石油的需求，但试图将民主制度推进到那些西方用户自己就在参与反民主力量的国家的作法是徒劳无益的，是一种悲剧性的伪善行为。

我们何时才能意识到，摆脱能源依赖不仅对于国家的环保和经济安全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国家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19年列宁和托洛茨基成立了共产国际。而21世纪的“石油国际”和“天然气国际”则也同样不无危险。在伊朗、沙特阿拉伯、苏丹、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这些国际组织比比皆是，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在俄罗斯也有。

如果你不擅长打游击战，那么肯定会败得很惨。不存在什么“和局”。与恐怖分子的战争变成了消耗战，恐怖分子利用的是几乎无限的资源。恐怖分子如果得不到石油收入，自已就会慢慢消亡。地处偏远、国家狭小的冰岛并非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前沿阵地，但其对这场持久战的战略观点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一个榜样。不久前冰岛政府宣布，2050年以前全国将摆脱对石油能源的依赖。瑞典也发出类似声明，希望2020年基本上停止使用石油产品。而现在美国国会也赞同了总统有关将发展非石油能源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的咨询意见。这些声明有国家意志和财政支持作保证，与美国的全球战争相比，对恐怖主义更具威胁力。

即使石油收入没有直接支持恐怖和不稳定因素，但依然会妨碍科技创新。那此满足于利用石油和天然气之类的自然资源去生存的国家，基本上感受不到发展教育和高科技的动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石油储量丰富、丝毫不缺乏民主精神的挪威。依靠挪威石油公司的收入，挪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三，但挪威却没有象其邻国那样拥有象诺基亚和爱立信这样的高科技公司。

我们还是不要象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一样，热衷于探讨那些复杂的“蝴蝶效应”。全球性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了解全局的重要性有许多事例可以作证。我们应该向前看，同时还应向两边看，但有时看一下，去反思一下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先前的决定是否正确？我们的评价有多准确？事后聪明并不仅仅是为了遗憾。

全局一盘棋

大约三十前下棋成了我的职业。各种联赛、对抗赛、赛前准备，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即将举行的比赛、即将面对的对手、即将走出的一步棋而进行。

国际象棋棋盘上有64个格子，构成一个平面，一个16个棋子和16个兵作战的二维战场。这里没有立体作战的空中支援。

不过国际象棋中有统观全局的下棋方法，我们把它称为“看清全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棋盘一角走出的一步棋会影响另一角的局面和局面发展。但我们大多只限于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迫使对手制造弱格或如何迅速将子力从后翼调到王翼。看清全局是下棋技巧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些伟大的棋手大多精于此道。实际上这也是超高水平棋手特有的素质之一。

我的偶像棋手，亚历山大.阿廖辛的对局集是我的案头书，我总是幻想能参透那些充满幻想的组合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的秘密。他的独具一格的观念和强大的棋力使人觉得他有超人般的力量。爱沙尼亚特级大师凯列斯当年曾说过：“你与卡帕布兰卡下棋没法赢，而与阿廖辛则根本没法下”。

阿廖辛的棋路通常被称为无法理解的。国际象棋界并不是每位棋手都能获得这种荣誉。独特一格的棋路往往要求棋手要作大量的准备，不断探寻能让世界级棋手目瞪口呆的新思想。阿廖辛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从不放过每一个对局元素。一般认为，棋盘上是没法设立陷阱的，但阿廖辛在这方面却经常能获得成功。他把棋盘上的每个棋子都看成是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在其它人司空见惯的地方挖掘出棋子的潜力。

有两局棋很明显地揭示了阿廖辛的这种特点：一盘是与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棋手史特克（布达佩斯，1921年），另一盘是与后来的棋王挑战者特级大师叶菲姆.波戈留波夫（黑斯廷斯，1922年）下的棋。两局棋中阿廖辛充分发挥了对弈时的远见卓识：他在一翼向对手施加压力，而目的却是为了在另一翼突然发动总攻，将对手彻底击挎。与史特克的对局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如果说阿廖辛在棋艺上要比这位匈牙利对手技术高一筹，那么与波戈留波夫之战则要求他尽全力来展示自己的国际象棋天赋。这场对局成了国际象棋文献中的闪耀明珠，而对局中的组合则几近成为神话传奇。但实际上人们常常忽略一点：阿廖辛在展开决定性攻击之前就已经在棋盘各处占据了优势。他在王翼的进攻并没有马上致胜，但他快速调整子力后，马上冲破了对手在后翼的防守，而此时波戈留波夫的许多棋子还局促地围绕在王身边，远离战场，成为了这个国际象棋艺术宝库明珠的陪衬。

接近残局时，波戈留波夫每个棋子位置都不好，如果不接受损失则根本无法移动分毫。这种有趣的情况叫作“无等着局面”；这个术语一般情况下指的是任何着法都会导致局面恶化。走棋权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优势，但在某些具体的局面下这个权利对走棋方来说变成一种十分不利的义务。

对于大多数棋手来说，当需要牺牲掉棋盘上某块优势时，心理上总很难承受，特别是在进攻的时候。而阿廖辛则能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去控制棋子，从不会只局限于一种作战策略或眼睛只盯着棋盘一翼。即便是那些十分杰出的对手依然无法阻挡他的动态灵活的全局作战法。

尽管所有著名国际象棋大师都从全局出发来下棋，但只有极少数大师能在这方面作到精力无限、机动灵活。任何一位局面弈法的大师用眼睛扫一下棋盘，就能在瞬间找到对手局面的弱点，并在随后的作战中利用这些弱点。全局观要求持之以恒的锻炼和某些超脱。当某些问题完全控制了我们的注意力时，我们应当尽量从总体上对其考察。我们不能过于关注细节而使自己对问题的观点根深蒂固。一叶障目，我们就看不到整个森林。

在现实生活中“看清全局”意味着要看到独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善于为了长期利益而承受一时之失是成熟和能力的标志。而现在的政治形势常常使人们忘记这一点。竞选人往往对投票前十秒钟的拉票广告和社会调研的结果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不是着眼于达到真正的目标，因为为此付出的不仅是时间，还要作出某些牺牲。

英国机智灵活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明白会导致胜利的失败与为了胜利而接受的失败之间的区别。他的策略能够造福全国人民，巩固他所在的保守党的地位，尽管总会承受一些暂时的失败，却能赢得长期的胜利。应该承认，迪斯雷利喜欢破坏其主要对手、自由党领袖威廉.格拉德斯通的施政措施，对其任何行为都会以难以遏止的爱好去破坏，但他会成功地处理建设性和毁灭性的目标。很多年时间里，这两位政坛巨星一直对抗，并相互刺激前进。

1866年自由党前身辉格党政府试图推进第二次议会改革未果而递交辞呈，保守党因而执政。辉格党的改革未果主要是由于迪斯雷利的破坏所致。而当迪斯雷利手握大权后，立即递交提案要求对议会机构进行改组，而且比此前被驳回的提案更为激进。他将选举权给予一百五十多万名新选民，比原来的选民总数还要多。这个立法举措吓坏了托利党的大多数拥护者，最终导致1868年保守党的惨败。格拉德斯通和他的自由党又重新掌权。

然而迪斯雷利看得更远。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新的选民加入，那么保守党最终将沦为只代表英国高层人士利益的少数派。尽管1867年的法律改革使保守党选举失败，但从长期角度看他们扩大了自己取胜的机会。1874年的选举是工人阶层第一次参加的选举，迪斯雷斯希望工人阶层哪怕是为了感恩也要投保守党一票（这种感恩之情延续了很久，也在代表高层人士传统的“托利党”和代表工人的工会领袖之间建立了合作的桥梁）。迪斯雷利的期望没有落空，1874年他借助新选民之力重回政治权利中心。随后迪斯雷利政府对劳动法和卫生法进行大肆改革，彻底改变了英国的面貌。遗憾的是，迪斯雷利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交事务上(或者在控制大都会的言论方面)并没有过人之处，他在对阿富汗和南非政策上的失败成了1880年保守党失利的主要原因。

现代政治舞台上象迪斯雷利一样的政治家就如同猛犸象一样几近绝迹。政客们大多数两眼紧盯着短期目标和狭隘的利益。利用少数有影响力的集团操纵各种项目，以保证国家预算，然而却给将来经济破产埋下了伏笔。许多公司也是这样，它们对今天的批发价格的关心要超过对明天稳定收益的关心。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个人行为中也是十分普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这是我们能否作出正确抉择，改变人生状况的重要环节。

在我看来，过分注重短期满足需求，而不去探究问题所在会造成新的问题。我们应该作出清醒的决策，要停下来，向后退一步，向左右仔细看一下。与其每天为前程忧心忡忡，倒不如清醒地看一下四周。我们有时要放弃一轮又一轮地收集信息、计算、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直觉，寻找我们身边事件的真正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单纯使用分析方法无法获得全局性的画面，不管这种分析有多深刻。我们不能只是了解事物是如何产生，还有了解事物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只有此时我们的个人经验和直觉才能帮助我们把客观因素纳入完整的事件中。

第十七章 转折时刻

永恒凝于一瞬，一瞬决定终生。（弗兰茨.卡夫卡）

苦苦求索与轻松抉择

对你来说，哪个任务更为困难：是“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搞清是不是有问题”？单纯的解决问题要比搞清问题要容易一半。当我们遇到危急情况时，肯定不能说这是件好事，但起码我们心里明白应该采取某些行动，这已经使我们多多少少有些心理安慰了。而对我们的能力和直觉的真正考验是当一切都风平浪静，各人都相安无事时，当我们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或者需不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考过试的人都知道，最困难的通常是在答案中有“上述选项均不正确”这一选项的试题。局面一下子变得变幻莫测。谁知道选项里面是不是真有正确答案呢？下面这个算术题不用计算器也能算出来。

请选择正确的答案：

13 х 63 = .

(a) 109

(b) 819

(c) 8109

当然，这道题十分简单。我们剔除两个可能性不大的选项就可以确定答案。我们的直觉马上就可以提示我们，这道题完全不用计算。但如果这道题再加上一个(d)选项：上述选项均错误，那么我们只能是把两数相乘，去检查一下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

上文中我们在谈到解棋题时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如果棋题给出了具体的局面及问题，如“白方先行，三步杀”，那么这道题的条件就很清晰。而在残局中的“白方先行，白方胜”与是与实际对局的结果相符的。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我们都提前了解了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解题时我们充分开启大脑的逻辑功能，但大胆地关闭了警惕功能和战略评价功能。

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更加自信，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1987年我受Atari公司之邀去法兰克福参加一个招待会。公司所有的经理人都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分公司的总裁艾尔温.斯通普夫先生。我们在非正式的、活跃的气氛中不仅谈到了国际象棋和计算机，还提到了一些政治问题。后来与会的人员曾多次向我提到，当时在会上我预言苏联当时的变革将在五年之间导致拆除柏林墙。大多数与会者对我的预测十分友好宽容。大家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然，他是个很优秀的棋手，但在政治方面却一无所知”。然而实际情况却比我的预测提前了三年。

宴会结束后斯通普夫先生拿起话筒，宣布将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我当时并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在电视上看到我的一次惊人表演，所以现在想让我为在座的各位再表演一次，我才明白他说的不寻常的事指的是什么。他让大家注意晚会开始时我们从旁经过的一个长桌子，桌子上有几张棋盘，棋盘上摆着几个棋子。斯通普夫向大家解释说，这十张棋盘上摆的是最近150年以来著名棋手们下出的一些国际象棋名局。每个棋盘前都有一张卡片，卡片背面标明了对局的棋手、地点和日期。我要作的是只能看局面，“猜出”上述对局信息。

斯通普夫走到棋盘跟前，邀请我也走过去进行表演。斯通普夫发现我没有向他走去，而是停留在原位，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可能在想，我对这个意外安排有些恼火。我说：“我很高兴，您有兴趣考验我的记忆力，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走过去”。斯通普夫的脸一下子拉长了。他的热诚提议一下子好象被无情拒绝了!但我马上解释说，我在晚会开始时就忍不住好奇去看了一下棋盘，现在准备坐在原地“猜出”这些对局。然后逐一说出了对局的棋手、联赛名称、对局日期，甚至还说出了这十局棋中各个局面的下一个着法。

许多参会人员被惊得目瞪口呆。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我想对这种少年般的游戏行为作一下解释。当时我没有向大家说明，或者说我自己也没意识到，这种游戏对我来说有多容易。所有的局面都是从世界著名的国际象棋对局中选取的，每个局面都是该对局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这些关键时刻这些对局也不会广为人知。没有一个正常的棋手会去挑选那些不值一提的棋局进行研究，而对那些著名的、真正扣人心弦的棋局视而不见。

我当时就明白：如果说第一个局面是某个著名对局的关键时刻，那么其它的局面应该也是类似的。如果那些对局平淡无奇、乏善可陈，那么我会认为这是某些人在我们到来之前下棋消磨时间。但我一看到棋盘就明白了，我不需要去评价局面，只要回忆起这些局面就已经足够了。

当你知道问题有答案时，那么你会占有很大的先机。这样一来，“上述答案均错误”的选项去不去掉就变得无所谓了。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都可以解决类似的难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不用作深入的计算，而只对可能的答案进行简单的选择即可。此时如果有些条件使情况变得模糊不清则另当别论。

课题研究：塞维利亚的危机

1985年获得国际棋王称号后，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去享受胜利带来的喜悦。

根据国际棋联的相关规则，世界冠军每三年必须进行一次卫冕赛。而棋王挑战者需参加许多次联赛和对抗赛，层层筛选，最后才能和棋王一决高下。只有当挑战者从挑战资格赛中胜出后，人们才会相信他有资格对世界冠军真正竞争。从1948年国际象棋职业赛体系启动到为止，只有两位世界冠军参加了棋王对抗赛却没有夺冠。

但在我夺冠后，上述规则却横遭破坏。国际棋联1977年迎合卡尔波夫的意思，恢复了已经于60年代废弃的回敬赛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卫冕失利的前世界冠军可以不经任何筛选直接在卫冕赛失利一年后向世界冠军发出挑战。鲍特维尼克充分利用了这个规则，先后于1958年和1961年战胜了斯梅斯洛夫和塔尔。他先是在卫冕赛上负给这两位世界冠军，后来又在回敬赛上将他们击败，夺回棋王桂冠，使得“冒犯者”只享受了一年的棋王称号。

要免遭同样的命运，我只能在1986年再次战胜卡尔波夫。我们已经下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对抗赛(1984/1985年、1985年)，第二次对抗赛后我从卡尔波夫手中夺走了世界冠军...我收拾心情和精力，在1986年赢下了棋王回敬赛，然而考验却远未结束!尽管我和卡尔波夫之间多次对抗，但三年一次的选拔赛却照常不误，1987年我又要面对下一个棋王挑战者。

你能想到，这次谁是棋王挑战者吗？当然又是卡尔波夫!国际棋联裁定他不需参加一轮又一轮的资格挑战赛，可以直接参加“最终决赛”。前世界冠军轻松漂亮地战胜了选拔赛冠军安德列.索柯洛夫。

1987年10月我抵达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参加最近三年来我的第四次棋王对抗赛。如果说1984年我看到卡尔波夫就觉得十分疲惫，那么现在每天看到他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但这次卡尔波夫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阴谋诡计：如果这次我赢了或者平局，那么就有三年的时间不用再每天看到卡尔波夫或其他别的棋王挑战者。

如何识别正日趋靠近的危机

预见危机需要有特别的能力。谈到危机，我指的不是灾难。不需太高的能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就能识别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灾难。1959年约翰.肯尼迪在印第安那波里演讲时提到：中国的“危机”一词由两个汉字组成，其中一个字意思是“危险”，别一个字的意思则是“机会”。这种解释不完全对，但却清楚易记，很直白地阐述了一种很有益地概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把“危机”看作“灾难”的同义词。当我看到详解词典中把“危机”一词解释为某种赌注很高，结果不明的转折或关键时刻时，多少有些奇怪。危机是当事件发展方向不定的时刻。换句话说，这个词的意思强调既有危险，又有机会，因此肯尼迪的解释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

最严重的危险潜伏于试图逃避危险的企图中。这意味着危险通常会在较晚的时间爆发。大收益、小风险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当今的政治和实业界。如果原始条件很好的话，这种期望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当一个年轻人从父辈手中接掌了资产良好的公司后)。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能否判断、评价及掌控风险。上述三个因素中判断风险级别是最重要，同时也永远是最困难的一个因素。说它重要，是因为如果对风险程度决断失误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危险爆发时苦苦求生，根本无法控制风险。说它困难，是因为需要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改变予以时刻关注。

第九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曾说过：“一个国际象棋棋手最佳竞技状态是当他能感知对局高潮何时能到来的时候”。你根本无法保证每一步棋都是好棋，因为精确计算需要大量的时间。但如果我们能发现那些决定性的时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刻采取最好、最有效的决策。对局不同时刻的价值远非是相等的，我们只能依靠直觉来决断，是否已经到了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时刻，我们的一着棋是否会决定整个对局的输赢。

对于一个棋手来说，除了是否具有良好的竞技状态外，是否善于判断关键时刻也是其总体棋力高低的标尺，同样也是每个需要作出决策的人的能力判断标尺。高手往往善于识别一般的和具体的关键局势的特征。分析以往的对局能发现这些规律。国际象棋是研究人类认知能力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模型。我们无法直接判断，拉斯克在下出某一步棋时能否判断对局关键时刻的到来，但通过对其对局的分析我们可以间接地对此进行判断。我们通常可以计算棋手为下出某一步棋使用了几步棋的时间。

必胜的战略

下一次棋王争夺赛最快也只能在三年后举行。大概由于双方都意识到这个情况，所以使得塞维利亚的对抗赛一开始就十分激烈。前八局中两方各赢两局，四局和棋。由于激烈的精神对抗以及无法与卡尔波夫在比分上拉开距离，我觉得痛苦不堪。棋王争夺赛对神经的负荷已经超出了我的承载能力。如果说经验和直觉使我在对局时可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迟钝的机体、萎靡不振的斗志，最主要的是毫无激情的战斗使对局变得沉重迟滞、模糊不清，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各种变着，最后陷入了时间恐慌。两局棋都是在时间恐慌的情况下输掉的，其中的两步棋我花了足足有两个半小时!这种“深思熟虑”当然根本于事无补，不过这很清楚地反映了我当时的状态，反映出我对于比赛的那种奇怪的冷漠。

下第11局时我对棋子进行了一些部署调动，但着法犹豫不决使得我处境艰难，不过卡尔波夫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此我的比分首次得以超出。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意外，不过现在我倒认为这不是个惊喜：我当时觉得随后的比赛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只要原地踏步就能保持胜利，所以一下子彻底“睡着”了。当然我为此受到了命运的重罚：第16局时我未作充分准备就贸然投入进攻，结果输掉了该局。比分重又拉平。我已经开始期望最后比分能够打平，因为如果比分能够打成2:12，那么我也可以保住冠军头衔。后来双方又下出了6局和棋，现在只剩下最后决定性的两局棋了。

当然，平局胜出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马拉松比赛结果。但我当时已经没有意志力去争夺最后两局的胜利，而我也看不出卡尔波夫如何能够改变战局。因此最后两局的和棋结果在我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后来了解到的一样，当时我的教练团队也是这样认为的。特级大量祖拉伯.阿兹买帕拉什维利和约瑟夫.多尔夫曼还为比赛结果打了赌，只要最后两局不是和棋，那么多尔夫曼就能赢上一大笔。

如果多尔夫曼输掉了个赌局，那么我将无与伦比的轻松，但是，这次比赛中再也没有和棋了。第23局中经过双方漫长而又顽强地战斗，我突然出现了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糟糕地幻觉，我也因此犯了严重失误，最终导致很快输掉该局。突然之间，卡尔波夫领先我一分，只要再有一个和棋他就可以夺回冠军宝座。灾难性的第23局发生后，第二天举行最终的第24局的比赛。我执白先行，现在对我来说，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国际象棋女神Kaissa已经对违反我棋风的畏缩不前、毫无斗志的比赛实施了惩罚。我在后半段的比赛中没有赢一局，看样子已经无法卫冕。

此前的国际象棋棋王赛历史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在最终的决定性一局中赢得胜利，并得以卫冕。这次对抗赛(1910年)发生在爱曼纽.拉斯克和卡尔.施莱切特之间。拉斯克赢下最后一局，与对手总比分持平，得以卫冕，并随后又将棋王宝座保持了十一年之久。奥地利人施莱切特和卡尔波夫一样，拥有无比顽强的防守棋风。而他在与拉斯克对抗赛的最后一局中棋风无比凌厉，这使得某些国际象棋史学家认为根据当时的棋王挑战赛条件，挑战者要想赢得冠军需要比前冠军高出两分。

塞维利亚对抗赛最后一局的情况完完全全是1985年对抗赛收尾阶段的翻版。当时也是只剩一局未下，当时是我领先一分，而卡尔波夫需要卫冕。当时他也是执白先行，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他当时选择的是比较谨慎的下法，后来出现失误，最终输掉了那局棋，从而也失去了冠军宝座。

我一边准备这次决定性的战斗，一边回忆着1985年的转折时刻。当只能获胜时，需要采取哪种战略呢？这并非是简简单单的第24次对局，这是我们之间进行的第120次对局!这是短短的三年零三个月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局数量!有种感觉，好象这是一个超级漫长的对抗赛，1984年9月开始，直到现在，1987年12月才走向高潮，走近尾声。在制定最后一局的战略时不仅需要考虑我自己的偏好，还要考虑到如何给对手制造麻烦。那么对于卡尔波夫来说，什么东西会让他下棋时缚手缚脚呢？

危机时刻

除国际象棋以外，几乎对所有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掺杂着个人意见。持不同观点的人书写、评论着现代历史，而古代历史则如同一张充斥着神话和传说的事件网，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信息有着真实的起因。各种各样的传说从一本书转写到别一本书，直到我们认为这些传说是真实可信的。还有一种更加害人的误解就是相信许多重大的、复杂的问题有着唯一的客观答案(比如说通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斐迪南大公的遇刺事件)，好象历史和生活本身可以看作有几个选项的考试题一般。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认为，历史是被人编写出的小说。而一个小说如果没有危险和冲突又如何称其为小说呢？历史中缀满了各种危机时刻，就如道路上散布着里程碑一样。我喜欢对危机所作的一种十分简洁的定义，把危险比作“无法应付所有面临问题的时刻”。危机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同时又需要作出某些牺牲的时刻。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凭直觉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危机到来的时刻。我们也可以选取一些原则对危机进行分析，可以确定国际象棋对局、商业交易或和平谈判中的关键情况。

我们凭本能有时可以察觉到危机的临近，但凭理智却无法意识到，也不会采取需要的行动。但如果我们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察觉一些警示信号，采取某些措施来防范于未然，甚至反过来利用危机来谋利。

局势复杂与否可以利用某些要素来进行评估，但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些要素之间的某些相互关系来进行评估。国际象棋开局阶段棋盘上总共有32个棋子，但谁也不会认为这种原始局面是复杂的。双方的棋子被相互分隔，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只有当双方兵力相互接触时才能说局面是复杂的。当双方的接触达到最高点，当复杂情况如雪崩一般无可逆转时危机时刻就要来临了。

我们应该时时关注局势压力的增长，对采取的相关措施的后果进行评判。另一个需要的分析的对象是我们主要的前进道路上有多少个分岔。人们通常会尽可能地坚持选好的即定方针，然而这种习惯却并非总能带好良好结果。当试图保持既定方针的某些方面时，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新决策，从而使我们左右为难。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终究会出现最终时刻，当这个时刻到来时，如果我们还无法作出决策，将只能承受损失。

很少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事件需要我们马上作出决策；我们通常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各种可能的方案。当我们一拖再拖，考虑到最后时刻才作出决策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战略上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及早发现危机，就可以提前正确分配处理危机的力量。

每个危机都有其时间因素，都可以提前对其进行判断。即便是那些以雪崩的速度逼近的全球性的危难也会留给人类一定的时间作出应对措施，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但并非总是可以力挽狂澜；在危急时刻通常会感觉到时间紧迫。如果危险的代价不大，或其后果未被预见，则通常不会引发人们大的骚动。

棋手在时间恐慌时会以飞快的速度移动棋子和按下棋钟。此时的棋手表现的更象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电脑射击游戏。不能将时间因素变成如此特殊的因素，否则其它因素将完全失去意义。

赛车时汽车在封闭的路线中行驶，与驾驶普通汽车在城市条件下穿行不同，车手不需预见道路情况。实际生活中我们开车在公路上飞驰时则要穿越各种各样的立交桥。这些立交桥中只有很少一些有清楚的标识，每个立交桥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当各种“指示信息”变得模糊或完全消失时，意味着下一个危机就要到来了。

换句话说，当区分同类方案之间质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事态就越来越倾向于失去控制。与上面提到的复杂局面不同，当事态即将失去控制时，可能还有两种或三种以上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二战时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抉择是选择欧洲登陆盟军的司令人选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个职位应该由备受美国总统信任的乔治.马歇尔担任。但这个职务最后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而且他之所以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罗斯福不能让自己最紧密的助手(和最好的战略家)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离开他半步。诺曼底登陆作为一个危机时刻，不仅表现在局面十分复杂和行动的不可逆转性，还表现在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方面－巨大的资源投入。在如此巨大的赌注和如果失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下，不管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局面都是十分关键的。

心理学家、逻辑和伦理方面的专家喜欢制作各种难题，强迫我们去均衡处理危机时的各种因素。设想一下，你正在指挥一个千人分队，正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有两条路可能通向安全的地方：穿过一条铺满积雪的深谷中的遥远道路和一条虽短却十分危险的山路。如果你横穿深谷，会损失40%的兵力，而如果冒险走那条山路，则有所有士兵全部丧生或全部得救的机率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你会选择哪条道路？上述比例变化到多大程度你会改变自己原先的决定？

公司的执行经理需要作出决定，是裁掉407位员工，还是面临一员不裁，但公司可能会破产的风险。我们在决定任何事情时，从储蓄投资到安排休假，都会决定是冒险还是选择更为安全的途径。决定最终通常取决于我们的性格和对风险的态度。但如果你每次都只依赖自己的动机而不对事件本身作出哪怕是最基本的分析，那么你的直觉思维会变得越来越迟钝。

我们在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经常会读到主人公站在一个岔路口的情节，岔路口上的三块石碑预示其将面临严酷的考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在于要面临何种风险。实际生活中选项可没有这么清楚。我们所作的决定通常是在预期和损失之间作出的某些妥协。当你过于期望得到的东西时，你就会忽略你可能会失掉什么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当人们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绳结时，通常会有拔剑砍断它的愿望，而不是去解开它。根据传说，这种方法给身处宙斯神庙的亚历山大.马其顿帮了大忙，不过我们却没必要手举宝剑冲向棋盘、财务收支表或商业计划书。有时候是无法找到简单而又直接的答案的。某些情况下只能费尽心思去解开这个绳结，把解开的绳子用于其它目的。规避一些有益于“全面”答案的某些微小的，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决策看起来十分吸引人，但这样作的结果通常如同烧掉那些我们以后还可能会用到的桥一样。

双方都犯错误

如果我以前没有和卡尔波夫下过119局，那么这决定性的120局我是赢不下来的。塞维利亚对抗赛第23局的失败对我的心理打击太大了，如果没有前面的119局，我是无法调整心态打赢这决定性的第24局的，尽管我离棋王宝座只有不到一天之隔。那么我的“秘密备战”到底是什么呢？我只不过是彻底放松了，和队里的伙伴们玩起了扑克，最后踏踏实实地睡了五六个小时。

我们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对抗赛上总的战绩为16:16平，87局和棋，所以第120局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这次对抗赛的胜利，还是我和卡尔波夫之间这场无限制角斗的胜利。那么我为什么跑去玩扑克，踏踏实实地睡觉，而不去准备开局方案呢？因为在与卡尔波夫经历了119局战斗后，我们在剩下的几个小时里不会找到什么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只是制定了基本战略后就休息了：最重要的是要恢复精神和体力。如果和我以前总是热衷于比赛前的备战相比，这次看起来有些奇怪，但这实际上关系到如何正确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我没有选择有强制性着法的开局，选择了不是猛烈爆发的，而是火力慢慢燃烧的那种开局。

最后一战的那天，洛佩.德.维加剧院大厅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每次对局前惯有的低沉的嘈杂低语被震耳欲聋的喧哗所代替。对局的每一步被西班牙电台和电视台直播。后来有人跟我说，当时西班牙的国际象棋评论家们情绪激动，连喊带叫地评论每一步棋，好象播报的是重量级拳手国际锦标赛最后一轮的战斗...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差不多。

仲裁员按下了我的棋钟，我把c2格的兵向前移动了两格，这是本次对抗赛中我第八次这样开局。几步棋之后，新计划展露真容：我一方面用兵去占领中心，另一方面悄悄地增强两翼地攻势，在开局之初尽量避免与敌人短兵相接，尽量保护棋盘上的棋子。这种战略给卡尔波夫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尽管他对这种缓慢的战斗很有经验。对局中尽管没有明显地可以采取强制性着法的机会，卡尔波夫却时时想兑子简化局面，尽管有时局面对其稍为不利。很明显，局面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我却获得了棋子比较好的质量优势得以补偿兑子劣势，棋盘上依然情况不明。

我的这种“慢火细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将卡尔波夫逼向时间恐慌。在如此重要的对局中他小心翼翼、十分谨慎，不惜花费宝贵时间去检查那些平时很快就能下出的着法。卡尔波夫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令其苦恼的问题：是下出最凌厉的着法，还是下出最稳妥的着法，哪种着法最好？随着棋局不断进行，他已经兑掉了一半棋子，但他的局面依然处于令人苦痛的压力之下。他拼尽全力要拉平机会，却有心无力，而此时棋钟上的时间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我看到一个战术进攻机会，于是将马跳向e5格，准备弃掉一个边兵。卡尔波夫没有忍住诱惑，吃掉了这个兵，他的棋局一下子陷入崩溃边缘。他的时间所剩很少，他只能飞快地落子，因为此时离时间控制规定的40步还遥遥无期。我兑掉了两个车，只剩下一个后、一个马和一个象，此时他有一个后和两个马。卡尔波夫多一个马，但我感觉此时我已经可以发动强大的进攻：卡尔波夫的棋子相互配合不好，而且他的王也处于被牵制的状态。如果我的后能攻入其阵营，那么我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因素。问题在于，第33步时的后应移向哪里。卡尔波夫神经紧张地等着我的下一步，准备在瞬间作出回应：否则他根本无法在达到时间控制前走完8步棋而因为时间原因输掉该局。

我陷入了沉思，直到有人轻拍我肩膀将我叫醒。荷兰仲裁员向我弯下身子说道：“卡斯帕罗夫先生，您应该记棋谱”。确实如此，我太关注于棋局，我忘了在记录纸上记下最后两步棋。当然，仲裁员提醒我遵守规则是公平合理的，但选的这个时候实在不好!如果不是命运另有安排，那么这轻轻一拍就成了命运对我的沉重一击...

我的那步后是记错着。我没有发现卡尔波夫还有很灵活的防守资源，没有明白，如果后走另外一步能更好的贯彻我的意图。卡尔波夫获得了反击机会，一下子离失去的冠军宝座只剩一步之隔。但匆匆忙忙的一着棋却断送了这个机会(双方互有错着是在棋局结束之后才发现的)。

此着一下，我的军队就包围了卡尔波夫的黑王，第40步之后我就有了多一兵的子力优势和较好的局面优势。此时封棋，第二天双方才能下完该局。冠军头衔归属情况未明。我们都要面对那漫漫长夜。

从危机中获得的收获

危机是人生中的一些转折点，是对我们的能力和能量的一种检验。有些人鼓动自己和周围人置身于各种冲突之中，去冒险，这并非仅仅是出于逞强好胜的原因。夏多布里昂曾写道：“危机时刻使一个人的生命力加倍”。我们应该把这些时刻看作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挑战，是我们处理异常局面态度的一种检验。如果你想不起一生中最后一场危机，哪怕是成功化解的危机，那么你或者是个幸运儿，或者早已经厌倦了生活。

制造危机的那些人应该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到来的时刻，如果他想成功处理危机后果的话。哪怕他拥有所有其它必要因素，象物质、时间和质量，但如果他不会正确评价局势，那么依然将一败涂地。

西蒙.玻利瓦尔是伟大的南美洲解放者。他率领军队解放了西班牙殖民地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波利维亚，波利维亚就是为纪念玻利瓦尔的功勋而命名的。他的功绩以及随后阿根廷将军圣马丁在美洲大陆南部所取得的功绩实际上是与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紧密相联的。1808年拿破化大举攻入西班牙，将西班牙国王卡尔和太子斐迪南投入监狱，从而切断了西班牙宗主国与远隔千山万水的殖民地的联系。玻利瓦尔和他的追随者利用这个便利时刻，在新大陆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争取独立的战争。战争后来扩大到整个南美洲。短短15年后西班牙只能被迫退出南美洲，尽管西班牙当局曾组织了当时路途最长的军事行动—横穿大西洋的军事远征，但仍然无法阻止南美洲的独立运动。

但如果我们看不到拿破仑侵入西班牙对法国本身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的分析未免以偏概全。由于西班牙的游击战争得到英国公爵惠灵顿远征军的支持，西班牙成了拿破仓帝国机器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拿破仑没有正确评价入侵西班牙的利弊得失，结果将一个自己的贴心盟友变成敌人。也正是在西班牙作战的那些英国军队，后来在惠灵顿的指挥下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提到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和殖民地制度的必须灭亡时似乎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决定历史进程的并非是宿命本身，而是具体的人，是那些在危急关头当机立断，成功处理了危机局势的那些人。除了那些自然界的大灾难除外，社会中没有无法预期的大变动。谁能掌握先机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谁就能身处胜局，成为胜利者，并继而书写历史。那些为保护正义事业而奋斗，最终却不幸落败的人，对于后继者来说只是一种安慰罢了，当然如果还有后继者的话。时间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对危机的行动是提前采取的，还是迟后采取的，这一点可以直接反映时间因素的作用。不能只是做好了行动准备就只等待合适时刻的到来。机会之窗就象其会很快打开一样，也会很快地关闭，所以要随时准备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危机局势下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危机通常要求采取非常决定。普通方法已经无法奏效，根本找不到简单的答案。局势越来越复杂，并且飞速变化，没有时间去猜测局势的下一步走势。在这种情况下的对抗需要考虑更多的抽象的和主观的评价因素：如果没有准确的信息，我们没有时间去作具体的分析。也正是在这种时刻才能明白，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与优秀的政治家有何区别，什么样的军事家才能永垂青史。

第一次大战爆发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大约是人们对其后果估计不足。俄土战争(1877-1878年)最后导致柏林会议召开，列强们希望能借此在欧洲建立稳固的和平局面。而一战前夕，这些都已成为即将忘却的往事。那场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根据某些评估资料，光俄方就损失了20万人左右)使得某些国家元首认为，世界列强之间的战争将不可能再发生：现代化的武器杀伤力太强，战争损失对各方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

然而1878年的惨痛教训被人们轻而易举的忘却，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及蕴含更大危机的凡尔赛体系建立后惨痛教训再一次被轻而易举地忘却一样。谁也无法设想，一场战争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能使四个大国分崩离析。如果说奥托曼帝国在一战前就已经开始衰落，那么战前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丝毫没有意识到将来会遭遇灭顶之灾。大多数参战国都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然而战争却成了诸多危机和不稳定局势的催化剂。

除欧洲国家首领无法预见战争的强大破坏力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对战争爆发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欧洲的和平条约体系复杂、混乱，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行动都会造成一连串的反应，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爆发。例如，英国是由于和平条约的制约而参战的，而这个条约并不是保护英国的强大盟友法国，而是保护弱小的比利时的。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混乱和缺乏战略目光的作法都已经成为历史。现代社会强大的国际通讯能力使得我们可以瞬间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海量信息。然而这种通讯能力本身是无法制造，同时也是无法防范危机的。众所周知，1919年那场“终结了所有战争的战争”20年之后，又一次爆发了更加血腥的世界大战。一战后列强们划分了许多边界，试图达到长久的和平，然而后果却更加惨烈。差不多一战后采取的每项决议都成了后来混乱和冲突的根源。德国和波兰、伊拉克和科威特、巴尔干半岛、非洲大部分领土，这一切在凡尔赛和约中都成了全球性危机的根源。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在75年之后更加猛烈地爆发。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事件可以看作只关注当前危机而忽略更深刻危机的明显例子。

那么，从危机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任何一个危机都有许多解决方案。每个人都会推荐那个与他的个人经验和技术最为契合的方案。我们不能把未经处理过程的行为模式用作解决危机的教科书。

当我们拥有了勇气和足够的经验后，我们就能学会面对危机，可以制造危机，在更为合适的条件下处理好危机。我们不能去害怕危机时刻和紧要关头，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不可回避的事物，不断完善自己预见危机和处理危机后果的能力。

卫冕

如果说在决战局之前我还好好睡了一觉，那么封棋之后的晚上我则根本无暇就枕：分析对局的工作量太大了。棋盘上还剩下13个棋子，包括两个后。局面复杂、子力众多，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工作量太大。我多一个兵，但所有的兵全集中于一翼，而且卡尔波夫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构建防守堡垒。我们通宵研究各种攻防手段，却依然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据我看来，赢棋和和棋的机会差不多。

我感觉最有希望的作法就是长时间地调动部署棋子，引诱对手犯错误。卡尔波夫已经被艰苦的防守折磨得痛苦不堪：当他在我之后进入赛场时，我从他脸上读到了这一点。他脸上神情说明他已经认为棋局无可挽回，他从精神上已经输掉了这一局。这一点又增强了我求胜的信心。

我开始调动部署子力。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几步棋之后卡尔波夫挺了一步兵，这在我们看来，黑方的防守一下子变弱了，我当时十分惊讶他为什么会走这步棋。他的局面一下子失去了灵活性，出现了许多被攻击的靶点。卡尔波夫和他的团队或者不会同意我们的观点，或者当时出现了心理失误。他的这步棋降低了局面的不确定性，使局面变得更为具体化了。有时在紧张的局势下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护那种紧张度!当一个棋手处于极度的局面压力之下，有时会产生一种发自潜意识的想去“卸去某些重负”的愿望，即便当他没有太好的作法时。我对我们团队的分析结果深信不疑，继续引诱卡尔波夫犯出更大的失误，这同时也更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一步步加强对卡尔波夫的压力，十来着棋以后，我已经感觉胜利在望。卡尔波夫的棋子被压缩到了棋盘底线，白方只要再稍作努力就可获得子力优势。后来我听说，国际棋联主席弗洛伦西奥.坎波马内斯当时已经召集了一个专门会议来讨论即将举行的对抗赛庆典的细节。但最后一局棋看起来将无限期进行，人们实在是束手无策。当突然有人冲进会议室，高喊一声“卡尔波夫认输了!”的时候，危机一下子全部化解了。

毫无疑问，这是我有生以来在国外获得的最热烈、最长久的欢呼祝贺。剧院的墙壁因为欢呼而震动，西班牙电视台也中断了足球比赛的转播，将画面切回我们的比赛现场。卡尔波夫1985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现在做到了：赢了最后一局，以总比分平局的结果卫冕成功。现在我可以在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山上安安静静地呆上三年了。

我走下比赛舞台，与助手们拥抱在一起，大喊一声：“三年啊!我有三年时间啊!”唉，幸福的时刻总是来去匆匆，不管我们多想留住这时光。三年的时光转眼而过，我又要和卡尔波夫进行第五次，也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棋王对抗赛(纽约-里昂，1990年)。我们两人之间不断的角斗成了国际象棋历史的一部分，在其背景下成长起一代代国际象棋棋手。

我以微弱优势赢下第五次棋王对抗赛，我们之间多次比赛的总比分基本持平。然而每次对抗赛中，莫斯科也好，伦敦和列宁格勒、塞维利亚或者纽约和里昂也好，当决定性时刻来临的时候，总是我获得了胜利。对于我来说，这比任何胜绩和败绩的统计数字都更有意义，因为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示了自己最好的成果。

后记

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并不单单是由过去的历史决定的，这同时还取决于我们对过去有多少了解。我经常会回首思考自己的过去，就象观察小时父母送的那个地球仪一样。在那些我们珍爱的东西里，在我们的那些成功和失败中，我们的过去织成一张地图。我们从地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来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我们未来。值得欣喜的是，未来并不象石头那样坚硬无比，无法改变。我们可以依靠自身努力和洞察力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塑造未来。

检查自己能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走向未知的世界，走向危机，认识未知的真理。我喜欢将自己拖出习惯的安逸生活，检验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求生的能力。这种努力也帮我走出国际象棋世界。我渴望新的考验，我想奔赴那些期望我的地方，那些我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我在为争取国家民主改革的斗争中获得了新的目标。

政治生活向我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考验。然而我的国际象棋生涯为这一新领域作了充分的准备，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令人奇怪。我将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坚守那些帮助我战胜了那些杰出、顽强的棋手而达到国际象棋巅峰的原则。如果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二十年时间里曾经见证了我毫不妥协的战斗，那么我的自控力又怎么会在危机时刻使我一败涂地？

长年的比赛备战和自我分析工作使我坚信，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大变革。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战略，一种新的战术，我不期待这个变革会是风平浪静的。我的人生地图上还有许多空白，地图的边缘也远未确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学会了不畏惧未知的事物。

我儿子瓦吉姆已经十岁，这正是我的童年十分明亮美好的年代。尽管他的生活不可能和我的一样，我却十分希望能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就象我的父亲对我那样。多年的寻寻觅觅之后我终于有幸遇到了达利娅，她成了我的朋友、助手和妻子。最后我永远感激命运，因为妈妈在我的整个国际象棋生涯中一直在陪伴我，支持我，在我的新生活开始后也一如既往地陪伴我。“如果你不行，那谁又行呢？”。当我面临艰难的抉择时，她的这句话总是给我以鼓舞。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保卫着祖国的荣誉，现在也是，只不过已经不只限于国际象棋棋盘。这个棋盘要比国际象棋棋盘大得多。我在1988年的自传的最后写道：“每次克服困难之后，每次战胜新的对手之后，我都会发现，最主要的战斗还在前面...这是一场无限制角斗”。现在，二十年之后，我意识到，在这场角斗中最主要的是不要害怕变革，永远不能丧失自信。我们每个人对成功都有自己的评判。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明白：成功的秘密就握在我们手中。

词汇表

本词汇表旨在对本书中所采用的国际象棋术语进行解释。许多术语在相应的章节中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下图为国际象棋对局的初始局面。国际象棋棋盘共有64个格子。每个棋手开始对局时拥有8枚棋子，8个兵。

棋盘图

国际象棋棋盘上的每个格子利用横线上的拉丁和直线上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记谱法(代数记谱法)用来记录国际象棋对局的着法。例如“1.e4”指的是白方第一步棋将兵走到了e4格。而“1.e4 e5 2.Bc4”则表示开局时的几步棋：白兵从e2格移动到e4格，然后黑兵从e7格移动到e5格，象从f1格移动到c4格。用这种方法记录下来的棋局可以世代流传。现代的国际象棋计算机数据库可以保存几百万个对局记录。

超快棋—只给每个棋手很少思考时间的一种比赛形式，每个棋手每局棋用时通常不超过5分钟。

快棋—时间控制很短的对局。快棋介于超快棋和传统对局之间。每个棋手每局棋用时通常不超过30分钟。

获胜—对局结果，当一方将死对方的王或另一方认输时该方获胜。职业棋手的对局很少以将杀王结束，因为当该方的国王已无法避免被将杀的时候就会主动认输。获胜得一分。

开局弃子—开局中一方为获得局面优势而牺牲子力。

特级大师—拥有最高国际象棋称号的棋手。当棋手三次在职业比赛中获得国际特级大师成绩标准并且其在国际棋联的积分不低于2500分时可以获得该称号。

开局—国际象棋对局的开始阶段。开局确定中局战斗的方向和特点。当棋子都离开自己的原始位置，对局双方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时，开局基本上可以认为结束。

控制局面—全面控制棋盘上的空间，使对方无法找到合适的着法。

弃子—有意牺牲某些棋子以获得局面或战术上的优势。弃子后通常会采取攻战术。

先手—可以向对手的局面施加威胁。有先手之利的棋手可以制造更为有效的威胁，进而控制对局发展的方向。

传统国际象棋—使用传统的时间控制的对局模式。每局每方最少有90分钟时间。传统的时间控制为40步棋限时2小时30分，时间累积，随后16步棋限时1小时。我和卡尔波夫的所有的对抗赛都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的。

战术组合—强制性的行棋方法，通常需要弃子，包含某些战术思想并可以达到某些特定目标。

时间控制—时间限制，要求棋手在一定时间内走完一定数量的着法或走完全部对局。时间控制由比赛规则决定，变化范围很大，可以从超快棋(10分钟)到传统的长达七个小时的对局。

圈套—引诱对手下出看似有利，但实际错误续着的着法。

将杀—对王展开无法回避的攻击。宣布将杀的棋手获胜。

物质—棋盘上所有的棋子和兵，不包括王，王任何时候不能离开棋盘。物质优势指的是子力的优势。

中局—位于开局之后，残局之前的对局阶段。只能大略将对局分为各个阶段，但这样做很有用。中局一般在12-15步棋之后开始，此时棋子基本都已经出动，双方即将展开积极的战术和战略行动。

和棋—任何一方都无法获胜的残局结果。双方也可协商和棋。除此之外，根据国际象棋规则，无子可动及对局僵持(50回合规则)或三次重复局面也视为和棋。传统对局模式下和棋时对局双方各得半分。

一局棋—下棋双方的一次对弈。

无子可动—当轮到走棋一方的王没有被将军，但没有不违反对局规则的着法情况下的局面。无子可动的对局视为和棋。

兵—国际象棋棋盘上行动力最弱因而价值最低的棋子。每方开局时有8个兵。兵拥有达到对方底线后可以升变为其它棋子的特点，大多升变为后。

空间—棋盘上格子的总和。获得空间优势、限制对方空间自由是国际象棋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空间优势的一方可以自由的调动部署子力。

等级分(或埃洛等级分)—参考棋手每次对局结果，对棋手级别进行分数评价的一种指标。个人积分体系由美国物理教授阿帕德.埃洛发明，1970年被国际棋联采纳。特级大师的积分为2500-2800或更高。高水平的业余棋手到职业棋手的积分为1800以上。初学者可以在几个月内达到1200分。一个级别内棋手的积分大约在200分内浮动。

战术—一系列技艺和执行战术计划内某些独立行动的方法总和。国际象棋的每步棋都可以作为战术的组成部分。采取战术行动时需要计算，并需要有一定的组合动机。

国际棋联—国际象棋世界联合会。

棋子的颜色—每局棋中棋子颜色由比赛规则决定。白方总是先行，因此在职业级别的比赛中会使执白方占有一定的优势。

时间恐慌—思考着法的时间严重不足。时间恐慌常常由于没有正确利用时间引起，通常会造成失误或漏算。

棋子价值—国际象棋棋子的相对价值，通常使用兵来计算。马和象等于三个兵(象的价值稍微多一些)，车相当于5个兵，后相当于10个兵。棋子的实际价值是根据具体的局面特点而不断变化的。当实施战术组合或局面弃子时棋子的实际价值变化很大。

中心—棋盘中心的四个格子(d4、e4、d5、e5)。控制中心是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控制中心的棋手拥有更多的棋子移动优势以及因此带来的进攻潜力。

无等着—当一方或双方处于找不到好的着法的局面，每一步棋都会使局面变坏的情况。

将军—进攻王的着法。有三种应将的方法：避将、消将或垫将。如果无法应将，则对局视为被攻击的一方被将杀。

棋钟—有两套钟表机构和表盘的装置，可以使走棋的棋手关闭其中一套机构，同时打开另一套机构。可以用来计算每方思考的时间，计算时间控制。棋手超时判负。现代国际象棋比赛中使用电子棋钟。

残局—中局后的对局阶段。大部分棋子已经离开棋盘，对局从战略对抗变为战术对抗。